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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周恩來竟從彭德懷手下挖人,毛主席卻道:此人絕不能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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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中國的首位總理,周恩來溫文爾雅的形象總是能夠讓人們感到親切,他為了國家的發(fā)展建設嘔心瀝血,真正做到了北宋文學家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與革命同志們在一起時,周恩來總理也是體現(xiàn)出極大的包容性,以寬廣的胸襟對待每一個人,當意見有分歧的時候也總是秉持著“求同存異”的做事原則,絕不因個人情感而影響到工作進展。

然而,1949年底的一次中央會議上,寬容和善的周恩來總理,卻罕見地發(fā)起了脾氣。而與他爭執(zhí)的對象,正是時任西北軍區(qū)司令員、西北局第一書記的彭德懷,以及身兼解放軍總司令、中央軍委副主席等數(shù)職的朱德

作為相識、相知幾十年,并且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而奮斗終生的老戰(zhàn)友、老朋友,每當這三位聚到一起的時候,臉上總是掛著難以掩飾的笑意,彼此之間也向來相處得極為融洽。

可這次碰面,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這三位黨政軍的高級領導者,卻喋喋不休地爭論起來,互相之間絲毫不讓,情緒激動之時,他們的聲音甚至響徹了整個懷仁堂。

嘈雜的聲音很快引起了會場眾人的注意,臺上的毛主席當然也發(fā)現(xiàn)了這一幕。

等到會議臨時休息時,毛主席踱著步子、走到了三人的身旁。

看著他們嚴肅的模樣,毛主席則笑著問道:“你們聚到一塊,怎么還悶悶不樂的?”

經(jīng)過一番交談,毛主席這才得知,周恩來總理之所以和朱老總、彭老總針鋒相對,其實是想從軍隊中挖一個人到外交部。

而這個人,正是時任第一野戰(zhàn)軍第2兵團司令員的許光達。

那么,許光達身上究竟有怎樣的閃光點,以至于周恩來不惜與兩位老總產(chǎn)生爭執(zhí)?

而毛主席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又是如何巧妙處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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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8日,許光達突然接到了首長彭德懷的命令,要他趕緊從蘭州動身前往北京,協(xié)助起草第一野戰(zhàn)軍與西北軍區(qū)的工作報告。

接到這個命令之后,許光達不敢耽擱,當即帶著妻子鄒靖華、兒子許延濱趕到了北京,并被妥善安置在了中南海居住。

要知道,當時的第一野戰(zhàn)軍下轄5個兵團(第1兵團、第2兵團、第18兵團、第19兵團、第22兵團),其兵團司令員分別為王震、許光達、周士第、楊得志、陶峙岳。

這五位將領,都是在歷次戰(zhàn)爭中脫穎而出的悍將,不論是戰(zhàn)場指揮、還是軍事管理,都絕對是部隊中的佼佼者。

而彭德懷為什么要單獨點名許光達進京呢?

原來,與其他四位相比,許光達的資歷要老得多,1925年便加入了共產(chǎn)黨。在漫長的革命歲月中,他總是能夠一鳴驚人。

1930年,年僅22歲的許光達便參與了紅6軍的組建工作。馬良坪戰(zhàn)斗中,他率領一個團的兵力深陷敵人的包圍圈,在與總部失去聯(lián)絡、沒有任何支援的情況下,他寧死不屈,竟帶著部隊攀上百米懸崖突圍。

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便深受中央領導的信任,歷任中央軍委參謀部長、延安防空司令員、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等重要職務。

延安,是繼井岡山之后的又一革命圣地,又是當時共產(chǎn)黨機關的駐地,能夠身兼此地的防衛(wèi)工作,可見他的能力與對革命的忠誠。

1947年,許光達率領晉綏野戰(zhàn)軍第3縱隊西渡黃河,接受西北野戰(zhàn)軍總司令彭德懷的直接領導,在這一時期,他先后參加了高家堡、榆林、沙家店、延清、宜川、澄郃、荔北等諸多戰(zhàn)斗,尤其是宜川戰(zhàn)役中,他身負重傷卻堅守在指揮崗位上,受到了彭老總的高度評價。

1949年初,根據(jù)中央軍委《統(tǒng)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guī)定》,西北野戰(zhàn)軍改編為第一野戰(zhàn)軍,許光達手下的第3縱隊也由此整編為一野第3軍。

而短短幾個月之后,彭德懷又決定將第3軍、第4軍、第6軍共計7萬余人的部隊,合并為第2兵團,而兵團司令員這個職務便落在了許光達的身上。

由此可見,許光達的軍事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對解放陜中、甘肅廣大地區(qū)可謂功不可沒。

正因如此,在5個兵團司令員之中,許光達也是最受彭老總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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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許光達,周恩來并不陌生。

那是1932年初的冬天,許光達帶領部隊在湖北應城與頑敵展開了一場大戰(zhàn)。

面對數(shù)倍于己的敵軍,他臨危不懼,率領22團一千余人、與紅三軍各部緊密配合,經(jīng)過3個晝夜的艱苦奮戰(zhàn),最終將敵第4師12旅一舉殲滅。

雖然在這次戰(zhàn)斗中,紅軍繳獲了大量重武器,俘虜了4000余人,但許光達卻在沖鋒的時候不幸中彈。

由于子彈傷在了要害位置,而戰(zhàn)地醫(yī)院條件簡陋,軍醫(yī)查看傷口后也只能無奈地搖頭。

紅8師師長段玉林得知這一情況之后,心中焦急萬分,如果不及時將子彈取出來的話,這位愛將恐怕會留下終身殘疾,以后能不能帶兵打仗還要兩說。

最終,段玉林心一橫,直接寫了一封信送給了時任中央蘇區(qū)中央局書記、工農(nóng)紅軍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的手中。

他在信中只提出了一個要求,那就是務必請組織上考慮,將許光達送到蘇聯(lián)治療。

看過這封信后,“許光達”這個名字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了不耽誤這位戰(zhàn)斗英雄的傷情,他果斷下達指示:“馬上著手安排許光達同志的出國事宜,等到傷情穩(wěn)定之后,再回國效力”。

就這樣,在妻子鄒靖華的陪伴下,許光達踏上了前往蘇聯(lián)的輪船,子彈取出之后,他又受組織上的委派,進入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學習,后來又轉(zhuǎn)入了東方勞動者共產(chǎn)主義大學汽車訓練班。

原以為此次蘇聯(lián)之旅只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可沒想到的是,許光達在異國他鄉(xiāng)生活了整整5年之久。

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長征,而許光達也徹底和組織失去了聯(lián)絡。

在那段至暗日子里,他有過幾絲憂愁、也心生絕望,但對革命的一腔熱情一次又一次讓他振作起來。

他始終堅信,工農(nóng)紅軍是絕對不會敗在反動派手中的,現(xiàn)在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靜靜等待。

于是,身在蘇聯(lián)的許光達更加刻苦地學習起軍事知識,并且利用閑暇時間練習俄語,一段時間后竟能夠流利地與人交流。

直到1937年底,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許光達才終于再次與組織上取得聯(lián)絡,并在不久之后順利回國。

新中國成立之后,周恩來總理除了要負責政務院的諸多工作,還要肩負起外交事務,一時之間難以招架,急需一個得力的助手替自己分擔。

于是,周恩來選中了許光達,并趁著召開中央會議的機會,主動找到了朱德、彭德懷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把許光達調(diào)到外交部,兩位老總意下如何呀?”

與此同時,周恩來總理還給出了自己的理由。

新中國剛剛成立,如何處理與蘇聯(lián)、西方國家、以及周邊鄰國的外交關系至關重要,而蘇聯(lián)是當時我國的友好鄰邦、又一直扮演著社會主義“引路人”的角色,中蘇關系是所有此時外交關系的重中之重。

而許光達在蘇聯(lián)生活了5年之久,對他們的語言、生活習慣、政策都十分了解,如果有他的加入,必定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沒想到的是,當周恩來總理的話音剛落,性格耿直的彭老總當即反對道:“周總理,這可不行??!”

“許光達可是我的得力干將,有他在,一野的隊伍才好帶,整個大西北才能穩(wěn)定,您現(xiàn)在想把他調(diào)走,那不是相當于斬斷我的左膀右臂嘛”。

緊接著,一直保持沉默的朱老總也表達了自己的態(tài)度。

“許光達在蘇聯(lián)待過,對那邊也確實熟悉,可是人民解放軍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朝著現(xiàn)代化發(fā)展,急需像他這樣的人才”。

朱老總的言外之意,也是不贊成將許光達調(diào)到外交部。

如此一來,三人的交談陷入了僵局,都希望以表明利害關系的方式,讓對方贊同自己。

最終這番討論愈演愈烈,整個議事廳都響徹起三位的聲音。

在場的眾人無不紛紛側(cè)目,頗有些驚訝地將目光投向這邊。

與此同時,站在前臺的毛主席也注意到了這不尋常的一幕,等到會議中場休息的時候,他緩緩走了過來。

在了解到事情的緣由之后,毛主席卻突然說出了這樣一番話,讓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感到意外。

“你們就不要再爭了嘛,關于許光達以后的工作,我早有安排,只不過既不是去外交部、也不是留在西北”。

3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陸軍在550萬人民部隊中占據(jù)絕對的主體地位。

可是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陸軍雖然在解放戰(zhàn)爭中徹底擊潰了國民黨反動派,卻遲遲未能實現(xiàn)機械化、現(xiàn)代化。

所以,毛主席早就決定,要將這個重任交到許光達的手中,用偉人的話說就是:“我們要從實際出發(fā),陸軍想實現(xiàn)機械化,就要先從坦克搞起來,我看就讓許光達去搭起這個架子來”。

1950年4月,中央軍委正式任命許光達為裝甲兵司令員兼政委。

接過這份委任狀后,許光達就滿心激動地對毛主席保證道:“既然領導們信任我,我一定盡心盡力,我后半生就交給裝甲兵了!”

不久之后,他就從第一野戰(zhàn)軍抽調(diào)了457名黨政軍機關干部來到北京,并以第2兵團作為基礎,在北京東四四條32號成立解放軍摩托裝甲兵司令部。

緊接著,許光達又查閱了大量蘇聯(lián)資料,并結(jié)合我軍的實際情況,最終確定了以坦克師、獨立坦克團、獨立坦克營為主體的戰(zhàn)斗編制,將全國的坦克部隊召集起來,統(tǒng)一劃分為2個坦克師、1個特種戰(zhàn)車師,并成立了我國第一所坦克學校。

1951年初,隨著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持續(xù)進行,中央軍委決定,要在合適的時機將坦克部隊派到朝鮮戰(zhàn)場,一來可以使部隊得到鍛煉,二來也可以支援志愿軍前線部隊作戰(zhàn)。

為了保證萬無一失,許光達當即趕赴朝鮮半島,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實地調(diào)查之后,他才信心滿滿地下達命令:坦克部隊入朝作戰(zhàn)。

這支剛剛成立不久的志愿軍坦克部隊,在進入朝鮮戰(zhàn)場之后大展神威,一枚枚炮彈如同安裝了定位系統(tǒng)一般直撲敵人的后方陣地,打得對手們措手不及。

而敵人的后方一亂,前線早已擺好陣仗的部隊也頃刻間亂作一團,根本無心抵擋志愿軍如潮水一般的沖鋒。

僅此一戰(zhàn),我國的坦克部隊就打出了極高的聲望,有力地策應了志愿軍的數(shù)次反擊作戰(zhàn)。

等到許光達回國之后,毛主席特地在中南海豐澤園為他設下一場接風宴,并親自舉起酒杯向他敬酒。

宴席上,毛主席還極為高興地盛贊道:“你許光達帶著坦克部隊一進朝鮮,就徹底扭轉(zhuǎn)了敵我形勢,這一點就不得了,彭老總還給我發(fā)電報,一定要好好獎勵你呦”。

1955年9月,我國開始實行軍銜制,而根據(jù)解放軍總干部管理部的評定,決定授予許光達大將軍銜,而這也受到了毛主席的認可。

然而,當許光達得知后,竟當即給中央軍委和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自認為大將軍銜受之有愧,希望降為上將。

毛主席看過這封信后批示道:“實至名歸,切勿推辭”。

1955年9月27日,許光達肩頭佩戴上了象征軍人榮譽的大將肩章。

毛主席曾這樣評價許光達將軍:

“許光達是一面明鏡,共產(chǎn)黨人自身的明鏡,幾番讓銜,英名天下?lián)P”。

而向來不輕易夸人的彭德懷元帥,也曾發(fā)自肺腑地說過:“這個許光達,打仗是把好手,肚子里確實有點東西”。

令人遺憾的是,1969年6月3日,這位戎馬一生的開國大將永遠地離開了人世,享年6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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