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育兒補貼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2025年7月28日，國家育兒補貼制度千呼萬喚始出來。按照公布的方案，從2025年1月1日起，無論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領取3600元補貼，直至年滿3周歲。

全國育兒補貼政策這一政策的背景是，我國出生人口快速下降。雖然去年出生人口因疫情期間延遲生育的釋放、龍年生育偏好等因素，出現(xiàn)了短暫的小幅反彈。但從結婚人數(shù)、長期生育意愿等數(shù)據(jù)來看，今年的出生人口肯定會繼續(xù)下滑。

2024年我國人口占世界17%，但新生兒卻僅占世界7%，生育率不足世界一半。若此趨勢延續(xù)，不出一兩代人，我國新生兒占世界比例將降至3%以下。

要維持出生人口的穩(wěn)定，僅提升生育率是不夠的，而是必須將生育率提升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上。而目前我國的生育率大約在1.0左右，這意味著如果目前的趨勢不能改變，下一代人口的規(guī)模將比上一代減少超過一半。長遠來看，出生人口乃至總人口將會以每年2.5%甚至更快的速度萎縮。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公布的補貼力度，遠不足以抵消人口下行的巨大勢能。但這并不意味著鼓勵生育沒有用。補貼肯定有用，只是力度不足以阻止生育率下滑，更不用說維持出生人口穩(wěn)定了。

但不管如何，萬事開頭難，這個補貼政策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開端。從過去的“罰款”到現(xiàn)在的“發(fā)錢”，是中國人口政策的巨大轉折，這本身就極具正面意義。雖然初期的力度可能遠低于我們的期望，但其意義不只在于降低育兒成本，更在于傳遞政府鼓勵生育的積極態(tài)度。育兒補貼最開始慢一點、補貼力度小一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支持力度還遠遠不夠

我們最擔心的是，育兒補貼發(fā)下去，之后出生人口還是繼續(xù)萎縮，讓人質疑補貼生育沒有效果。如果由此得出不應該繼續(xù)補貼，那將完全是錯誤的。

最根本的問題在于，養(yǎng)育孩子的成本，無論是金錢、時間還是精力，都主要是由家庭承擔，但其產(chǎn)生的巨大價值——未來的勞動者、消費者、創(chuàng)新者和納稅人，更不用說文化、語言和群體基因的傳承——卻主要由國家和社會享有。這種付出與回報的錯位，需要通過足夠力度的社會補償來糾正。

如果要有效解決低生育率問題，按我們的估算，需要將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那我們可能需要將鼓勵生育的投入力度提升幾十倍，達到GDP的3%-4%，大約每年需要4-6萬億元的補貼甚至更多。

具體來說，補貼力度應該達到讓一個普通家庭養(yǎng)育兩到三個孩子所獲得的“養(yǎng)育金”，能夠與一份普通的社會工作收入相當。我們傾向于稱之為“養(yǎng)育金”，而非“育兒補貼”。，是因為“補貼”帶有輔助性質，而“養(yǎng)育金”則承認了養(yǎng)育孩子是一份有收入、有價值并且非常高級的社會工作，因為這是在培養(yǎng)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均每個孩子每月補貼2000元，并持續(xù)從0歲發(fā)放到16歲甚至18歲，這樣才會對整個生育率起到一個真正基礎性的作用。

為了提升支持效果，最好按孩次采用累進制，即額度隨孩次遞增，因為從回報的角度看，補貼多孩家庭的效率更高。由于目前的情況是很多人一孩都不生，甚至有些人都不結婚了，所以補貼一孩也是有必要的。甚至可能還要進一步前置，如對結婚者發(fā)放一次性現(xiàn)金獎勵加上貸款，生育一定數(shù)量孩子則可以免除還貸。

更重要的是，不應該設置三孩的上限。雖然生育限制政策早已經(jīng)取消了，但“三孩政策”的提法本身就在向社會傳遞一個信號，似乎生更多孩子是不被鼓勵的。實際上，在千萬人口以上的國家中，中國的生育率已排在倒數(shù)第二位，在這種情況下鼓勵政策止步于三孩是非常不合理的。

鼓勵家庭生育四孩、五孩乃至更多孩子，對整個社會是非常有益的。這不僅是因為更多孩子會提升生育率，還因為家庭養(yǎng)育的邊際成本會隨孩子數(shù)量遞減，如年長的小孩幫帶年幼的小孩、衣物玩具等共享、養(yǎng)育經(jīng)驗的積累和傳遞等。這些家庭的養(yǎng)育模式會拉低整個社會的平均養(yǎng)育成本，從而有效緩解當下因“獨生子女精養(yǎng)模式”造成的教育內卷和育兒焦慮。

全國已有20多個省份在不同層級探索實施生育補貼制度，對穩(wěn)定出生人口起到了一些作用。以湖北天門為例，疊加包括一次性生育獎勵、育兒補貼、購房獎補等各類補貼，天門對每個二孩發(fā)放9.63萬元，三孩發(fā)放16.51萬元，當?shù)?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幅達17%，2025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則同比增長5.6%。

2024年湖北天門的增幅比全國的6%要高出10%以上，大致相當于生育率提升0.1，效果和我們的模型估算的GDP的1%投入對應約0.1的總和生育率的提升基本吻合。但天門這個力度離生育率恢復到可持續(xù)的更替水平依然還非常遙遠。也就是說，要提升生育率，生育補貼需要不斷加碼，一直到達到社會機制乃至觀念全面逆轉才可持續(xù)。

全國性政策落地后，地方育兒補貼作為補充和加碼是非常必要的。你同樣花十萬塊錢補貼生育，可能對江西、河南這些地方的提振效果會比北京、上海更好，因為相對一線城市其成本、收入也更低。

三、國家應該是支持生育的主體

無論如何，鼓勵生育的主體必須是國家。首先，只有在國家層面，投入與收益才能閉環(huán)。地方政府投入資源養(yǎng)育的孩子，長大后可能到其他城市工作，本地無法獲得長期的稅收和人力資源的回報。

第二，鼓勵生育是長達二三十年的長期投資，而地方政府的任期有限，缺乏進行這種跨期投資的強烈動機。因為人從出生到完全進入經(jīng)濟循環(huán)需要至少20年。我們的實證分析也表明，當下的人均GDP增長率與20年前的出生人口高度正相關。

第三，地方財政普遍承壓，工具有限，而中央層面可以動用發(fā)行長期國債甚至信用擴張等更多元的金融工具。這筆錢不應被視為財政“成本”，而應看作是對未來經(jīng)濟增長最核心要素——人的投資。

地方政府則可以在國家基礎性補貼之上，結合自身情況，通過稅收減免、購房優(yōu)惠，如減免多孩家庭新增人口對應的土地出讓金等方式進一步加碼。

除了直接發(fā)放育兒補貼，各種系統(tǒng)性的配套政策也至關重要，這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教育減負——核心是要為家長減負，而不是只給孩子減負?，F(xiàn)在很多所謂的“減負”把學校的責任轉嫁給了家長，加劇了育兒焦慮?？梢越梃b以色列等國的經(jīng)驗，探索更合理的教學安排，讓家長有喘息的時間。同時，可以考慮取消中考分流，將義務教育延伸至高中，并適當縮短學制年限。

第二，改革收養(yǎng)制度——我國現(xiàn)行的收養(yǎng)法門檻過高，應適度放寬，為棄嬰和希望領養(yǎng)的家庭提供更好的匹配，這也是對生命的尊重。

第三，完善托育服務——解決好0-3歲的托育難題，能極大減輕養(yǎng)育家庭的心理和現(xiàn)實負擔。最近政府已經(jīng)把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納入政策目標，如果這個政策能夠進一步擴展到0-3歲的托兒服務，那對生育率的提升會事半功倍。

現(xiàn)代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職場競爭力大幅提升，但社會對她們“相夫教子”的傳統(tǒng)角色期待并未改變，這導致她們面臨著事業(yè)和家庭的雙重重壓，極不公平。其實中國女性的地位其實并不差，當然也不是算很高。但是中國真正地位低的其實是母親，因為生孩子的價值在當下中國并未得到充分的認可。

因此，女性生育意愿下降得比男性更快。對此，政策層面首先應將“養(yǎng)育金”直接發(fā)放到母親賬戶中，承認并補償她們的養(yǎng)育付出。更深層次的，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推動觀念變革，鼓勵男性更多地承擔家庭責任。數(shù)據(jù)顯示，丈夫更多參與家務的家庭，生育率也相對更高。

四、最終是需要重塑“人的價值”

長遠來看，我對中國生育率恢復到世代更替水平充滿信心，因為生育率問題一定是可以解決的，它無非就是社會激勵機制的轉變是否完全到位，不存在說好像隨著社會發(fā)展生育率就必然下降的問題。

而且，這不僅僅是一個補貼問題，它背后牽涉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人工智能和技術飛速發(fā)展的時代，我們如何重新定義人的價值？

隨著人工智能取代越來越多的人類勞動，傳統(tǒng)的“勞動換取收入”的分配模式正面臨崩潰。很多人擔心勞動力減少，但這恰恰是搞反了邏輯。生育率下降導致未來市場預期萎縮，就業(yè)機會的減少速度甚至會快于勞動力減少的速度，這才是“內卷”的根源。

未來的社會，人的價值不應再僅僅體現(xiàn)為“勞動力”，而更多地體現(xiàn)在作為消費者、文化傳承者、情感連接者的價值上，人活著本身就是價值。技術進步的收益，理應通過新的分配機制，如我們之前提出的“起點收入”概念惠及每一個人?！梆B(yǎng)育金”正是這種新分配理念的起點，它承認養(yǎng)育后代是對社會未來的最高級別的投資。當我們從這個底層邏輯出發(fā)，真正認識到人是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目的而非手段時，生育率問題終將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