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中關于李世民執(zhí)政的記錄比較多，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記錄，我們才能明白為什么唐初會出現(xiàn)貞觀之治，跟李世民本身的治國理政的思路是分不開的。

而在今天的這段記載中，作為李世民的智囊魏征對于李世民誠信的勸諫其實對于我們看待國家，集體和個人的發(fā)展是十分有幫助的。

我們今天就從這段歷史聊一聊關于誠信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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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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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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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獲與反思

在今天的文章中，有幾點提到了在李世民執(zhí)政時期的誠信問題，我覺得關于這樣的問題，現(xiàn)在討論依然有現(xiàn)實意義。

首先就是《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魏征在關于征兵的問題上對李世民的勸諫。

當時 封德彝進諫說在征兵的時候，有些不到十八歲的男子也很健壯，建議可以征兵。李世民就準備簽發(fā)，結果魏征就不同意，反復幾次退回給李世民搞得很生氣，就質問魏征。

而李世民為什么同意征收不滿十八歲的男子呢？因為李世民覺得百姓在騙政府，很多人都是年滿十八歲了，然后虛報年齡。

魏征敏銳的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勸諫是從兩個方面來勸的。

一個方面是說現(xiàn)在征兵的數(shù)量其實是足夠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多了國家的負擔其實也就上去了。

這點魏征分析得是挺對的。任何事情人多不一定是好事。我們當年精兵簡政其實也是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果國家把大量的錢財浪費到養(yǎng)人上，結果發(fā)現(xiàn)我們跟國外的實力差得越來越遠。國外的軍隊的發(fā)展是走裝備優(yōu)先的，把大量的錢財砸到裝備上，一打起來對你就是碾壓，當年海灣戰(zhàn)爭就是明證。

所以后來我們才搞了大裁軍，然后加大在武器裝備研發(fā)上的投入，所以才有了我們九三閱兵我們的武器裝備甚至開始領先世界，才有了印巴戰(zhàn)爭中我們的戰(zhàn)機完勝印度戰(zhàn)機的事情。

所以現(xiàn)在很多人總是片面的強調人多才能解決問題，其實也不是這樣的，未來打仗可能就是無人化的趨勢了，工廠生產也是無人化的趨勢了，人不需要多，需要的是精。更少的人創(chuàng)造更多的價值才能富裕起來，如果人越來越多，但創(chuàng)造的價值不提升，反而會越來越貧困，因為多出來的人沒有工作崗位也是要靠國家來養(yǎng)的，而養(yǎng)這些人需要上班的人交更多的稅，反而大家越來越貧困。

另外魏征顯然吸取了楊廣的教訓，楊廣后來為什么好大喜功了？因為他搞均田制，分給了老百姓田地，老百姓就要服勞役，結果楊廣一看這么多資源不用白不用啊，結果就拼命上馬大工程，然后北伐高句麗，結果最終隋朝很快就滅亡了。

所以魏征才勸諫李世民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太隨意的擴大征兵。

而之后魏征又提出了另外一層道理，就是國家執(zhí)政一定要講誠信。

李世民之所以想要擴大征兵，是因為他認為老百姓不誠信，所以才要廢掉原有的制度，魏征認為是不可取的。魏征認為誠信是雙方面的行為，首先是管理者要對下屬誠信，這樣反過來下屬才會逐漸對管理者誠信。

提到這一點時魏征就舉了幾個李世民違反誠信原則，朝令夕改的事情，認為這都是對老百姓對于政府講誠信的傷害，會導致老百姓不信任政府，那么后期執(zhí)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

而回到征兵這件事情上，魏征就提到了要擴大征兵，不就是因為李世民對于基層單位的公務員不信任嗎？但是政府所有的事情都是交給基層人員辦理的，總是不信任他們，那么就會導致離心離德，以后怎么推進政策執(zhí)行呢？

所以我們看魏征以這個角度去勸諫，邏輯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李世民才聽得進去。

而后來 張玄素的勸諫其實也是這個意思。 張玄素提到了隋朝為什么而亡的問題，認為很大的一個因素就是隋煬帝對于下屬是不信任的，所有事情都要親力親為。

但這樣的問題在于一個是君主高高在上，跟基層隔了很遠，反饋回來的信息未必是真實的，而人的精力有限，又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親自去查證，所以這里面就有信息傳達的真實性的問題。

其次一個人處理事情總是要出錯的，即使按照50%的正確率來講，也會出現(xiàn)大量的錯誤的處置，那么全國算下來問題就太嚴重了。

所以 張玄素就認為治理國家不是靠一個人的能力就夠的，一定要有一整套的管理體系，大量的人合力才能完成，這里面就要講分工合作的問題，而分工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信任的問題。只有上級對下級信任，放權，才有可能將事情辦好，如果沒有誠信的基礎，那么下級肯定就是推諉不愿意擔責任，把所有事情推到上層來決策，那么出錯的概率就是非常大的。

張玄素說的這一點也非常重要，說的是體系內部的信任的問題。做管理的時候一定秉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則，在選拔和任命的時候要謹慎，在用的時候放手去用，不能在工作中總是疑神疑鬼，上下級都不信任，這樣把問題都推回給上級，事情就沒辦法推下去，這也是我們在企業(yè)管理里面經常遇到的問題。

后面談到的李世民擔心官員賄賂，然后陷阱取證的問題其實是一個道理，陷阱取證存在的問題就是一方面人性是禁不住試探的，能不能抵抗住誘惑很多時候是誘惑大小的問題。其次這樣做是從根基上傷害了上下級信任的基礎，對于管理是非常不利的。

而本文中最后一個 官員都假冒資歷和門蔭的事件實際上說的是另外一個層面，當時唐太宗發(fā)現(xiàn)有官員都假冒資歷和門蔭，于是就下詔書讓他們自首，不自首就要嚴懲。但后來發(fā)現(xiàn)了假冒案件，李世民要殺掉他，遭到 戴胄的勸阻，李世民認為不是要講誠信嗎？如果不讓殺假冒的人，自己的誠信何在？但 戴胄認為法律就是最大的信用，人可以失信，但法律不可以，要維護法律的權威性。

其實這一點在管理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實際上就是一種契約，社會秩序不能突破這種契約，而在企業(yè)管理里面各項規(guī)章制度也是如此。

所以管理者就要意識到一定要守護住這個底限，人失信可以道歉，但是如果百姓不信任法律和制度了，那么代價就非常的大了。

所以我們看歷史上商鞅變法，起初老百姓就是對制度是不信任的，所以商鞅才要徙木立信，就是要逐步建立起老百姓和政府之間的信任關系，這個代價其實是挺大的。

要知道人無信則不立，為什么儒家要強調這一點呢？因為誠信是做一切事情的基石。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重要的基礎。

我們知道在現(xiàn)實生活當中，我們很難做到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樣的交易，很多時候都是相當于要交了錢，對方才要做事。最終提交結果可能又是需要一定的時間。這里面最大的風險就是我把事情交給你做，但最終你沒有做成。即使說沒做成你退回了錢，但是我依然損失了時間。

所以現(xiàn)實世界中，我們做任何生意的時候，都會先判斷對方的誠信，感覺對方值得信賴，我們才會放心的把一些工作交給對方，哪怕對方的價格要比看起來不誠信的要高。因為不誠信給自己帶來的損失會非常大。

所以很多年輕人剛入職場，不懂得這個道理，隨意的消費自己的誠信，最終會導致自己在社會上無法立足。

尤其是做銷售，人們選擇在誰手里買什么產品，不完全是因為這個產品怎樣，因為很多時候人對于產品沒有用過的時候是沒有感知的，尤其是工業(yè)化產品，企業(yè)級應用更是如此。所以這個時候一個銷售者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誠信為產品背書。

所以很多年輕人初入職場，不懂得這個道理，認為銷售就是走關系，其實不是這樣的。消費者更看重的是你的產品值不值得信任，而產品不好評估的時候，就要看推銷這個產品的人值不值得信任，這不是說你個人給對方送多少錢的事情，因為一旦產品出問題，給對方帶來的就不是錢的問題。所以一個銷售在職場上，首先就是要樹立自己值得信任，值得信賴的人設，只有消費者覺得你值得信任和信賴，才會放心把項目交給你做，而不完全取決于價格的問題。

這其實就是銷售人員的價值。而這個價值其實是建立在專業(yè)和誠信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年輕人不要小看銷售這樣的工作，要想做好也是需要長時間的沉淀的。

其實不僅僅是銷售是這樣，一個企業(yè)要想立足，誠信和坦誠也是至關重要的。最近發(fā)酵的某貝的餐飲的問題，其實大部分消費者并不是太在意這種中央廚房的模式，畢竟這種模式是有其優(yōu)點的。尤其是對于大規(guī)模連鎖企業(yè)實際經營者不能看住每一個店面，都只能用職業(yè)經理人的時候，用標準化產品就能防止因為個別店的產品問題導致整個品牌的坍塌。但消費者其實不滿意的是企業(yè)的應對，也就是所謂的誠信和坦誠的問題。如果第一時間經營者以坦誠的面目出現(xiàn)也許就不會發(fā)酵到現(xiàn)在的程度了。但是當消費者和企業(yè)之間的誠信基礎破壞了，再想恢復就要付出太大的代價了。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其實我們的老祖宗在幾千年前就如此教導我們了，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其實老祖宗如此敦敦教誨，背后其實都是無數(shù)深刻的教訓才總結出來的真理。也正因為如此，誠信才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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