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邵慶

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中國工人運動的杰出領袖，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鄧中夏的思想理論，為黨和人民留下豐厚的精神財富，特別是他的遺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是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獻之一。近期，筆者偶然淘得一本該書國內最早版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版，希冀以此為線索，探尋該書出版的前前后后，以紀念鄧中夏誕辰。

“要敘述中國的工人狀況，可以成功一部大書”

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卓越的工人運動領袖之一，鄧中夏參與組織了長辛店鐵路工人大罷工、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省港大罷工等，領導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華全國總工會，見證了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發(fā)展。他很早就開始研究中國工人運動史，謀劃為中國工人運動歷史寫一部專著，以總結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工人運動的經驗及教訓，并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理論研究。

早在1923年12月，鄧中夏就在《中國工人狀況及我們運動之方針》一文中，流露出撰寫中國工人運動史的愿望。在這篇文章中，鄧中夏不僅論述了中國“產業(yè)狀況”“工人狀況”及工人運動，還將當時已發(fā)生的工人運動，劃分為“勝利時期”和“失敗時期”兩個階段，總結了香港海員罷工、京漢鐵路罷工等的經驗教訓，提出“要敘述中國的工人狀況，可以成功一部大書，亦只能說一個大略” 。(鄧中夏著.鄧中夏全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391)

1924年1月，鄧中夏在《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一文中，再次提出中國工人運動可“編成數十萬言專書”。 (鄧中夏著.鄧中夏全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342) 1925年4月，鄧中夏撰寫《上海日本紗廠罷工中所得來的經驗》，總結了上海日本紗廠罷工運動的基本經驗，稱上海日本紗廠的大罷工“不特在中國勞動運動史上辟了一個新紀元，便在中國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層新意義”，計劃將“所有一切詳情，擬編專書論述”。(鄧中夏著.鄧中夏全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513) 1926年2月，鄧中夏在《“五卅”后中國職工運動之新現象》一文中，總結說：“中國職工運動歷史是很短的，然而他卻有驚人的進步�！保ㄠ囍邢闹�.鄧中夏全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884）

因忙于革命工作，使鄧中夏很難坐下來系統(tǒng)研究、思考寫作，只能在繁忙的革命間隙，寫一些短篇文章。這期間，鄧中夏基于自己領導工人運動的革命實踐，先后撰寫發(fā)表了《一年來省港罷工的經過》《“二七”與國民革命》《上�？偭T工的意義》《一九二六年之廣州工潮》《白色恐怖下之中國職工運動》等文章，這些都是他對中國工人運動史的階段性研究成果，為其日后撰寫《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奠定了重要基礎。

1928年6月，根據黨中央安排，鄧中夏到達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并被選為出席共產國際六大代表。8月，他出席了共產國際六大。之后，鄧中夏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留在蘇聯，直到1930年7月回國。在蘇聯期間，盡管工作仍然很繁忙，需要經常籌備、參加很多國際重要會議，如赤色職工國際會議、第二次太平洋勞動會議等，但還是能夠在相對和平穩(wěn)定的環(huán)境里，潛心研究、系統(tǒng)總結中國工人運動的發(fā)展歷程、經驗教訓，實現撰寫中國工運史專著的夙愿。

中國“現代式的”職工運動，無疑的是從中國共產黨手里開始

1928年8月19日，鄧中夏寫了一份加強對中國革命宣傳和研究工作的提案，提交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主席團，請求大會討論。（鄧中夏著.鄧中夏全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1291）提案第五條指出，研究中國社會、中國革命歷史及現狀的具體任務“東方部（即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東方部）附設之中國問題研究會，不知成績如何，我意：此會的作用，不僅完全限于只供給東方部之材科，而應帶有所謂‘國史編纂處’的性質”，建議搜集整理或編纂與中國革命有密切關系的“中國革命運動史、中國共產黨史、中國職工運動史、中國農民運動史、中國軍隊以及帝國主義與中國、中國資本主義之發(fā)展、中國農村經濟、其他部分的專門問題（如關稅制度、租稅制度、中國軍隊之類）”等，并建議調配“網羅在莫同志加入之，如吳玉章、林祖涵、徐特立等皆可加入”，將研究會擴充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研究機構。

可以看出，鄧中夏多年來要為中國工人運動寫書的愿望，變成了正式提案，擺在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重要議事日程。事實上，鄧中夏不僅提出研究中國工人運動史的任務，還在行動上努力完成這一任務。1929年，鄧中夏在《在赤色職工國際第十次執(zhí)行委員會上的發(fā)言提綱》中，分三個時期總結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工人運動的經驗教訓。（鄧中夏著.鄧中夏全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1331）他還專門撰寫《上海新興的黃色工會》《組織中國農村工會問題》《1928年之中國職工運動》三篇文章，皆刊登在《赤色職工國際月刊》。（鄧中夏著.鄧中夏全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1308-1310）這些文章的主要觀點和論斷，與之前在國內發(fā)表的工人運動史文章，皆成為《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的重要素材。

1929年5月28日，鄧中夏在給全國總工會的報告中，介紹了自己被派駐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計劃及總結。（鄧中夏著.鄧中夏全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1308-1310）他提到，自己到赤色職工國際的主要工作任務是：向世界介紹中國職工運動的實況與經驗；將國際職工運動的實況與經驗介紹到國內；建立中國工會與赤色職工國際及其所屬各國工會的聯系。向世界介紹中國工人運動的主要方式：一是編著《中國職工運動史》與《國民黨反動之后之中國職工運動》兩書；二是隨時就中國職工運動新發(fā)生的事件，著為文章投登赤色職工國際機關報。同時報告稱，《從國民黨反動之后中國職工運動》一書已由自己指導瞿景白同志編成；《中國職工運動史》一書已著手編著，共計約40章，已寫成8章。

◆1943年延安解放社版《中國職工運動簡史》。

到1930年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已基本完成。6月19日，鄧中夏在莫斯科為該書撰寫了一篇簡短的《著者申明》（鄧中夏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M].解放社，1943），提出本書原計劃共30章，前3章分別是“中國工業(yè)的發(fā)展”“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后14章分別是“廣東時代極盛期”“反奉戰(zhàn)爭”“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海罷工期”“北伐期中兩湖職工運動之發(fā)展”“上海三次暴動”“武漢時代極盛期”“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國民黨叛變后”“廣州暴動”“大革命失敗后的消沉期”“職工運動的轉機”“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總結”。然而，由于此時中國國內革命形勢變化，黨中央通知鄧中夏立即回國參加領導工作。因此，實際最終完成的共13章、125節(jié)內容，即原擬從早期工人運動寫到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只寫到省港大罷工而不得不暫時擱筆。

鄧中夏在《著者申明》中，引用列寧“因為作出‘革命底經驗’總是比論述‘革命底經驗’更為愉快，更為有益”的話，表達自己“對予本書雖因未能及時完成引為恨事，然而卻因為回國參加革命實際工作又引為莫大的快事”的心情。鄧中夏雖然遺憾不能完全寫成全書，但卻對回國參加革命工作而感到快樂。他還表示，其余的內容定為下卷，將來有時間再寫。不幸的是，鄧中夏回國不久即在1933年為革命獻身，下卷最后沒有完成。

回國前，鄧中夏把已經寫完的內容作了系統(tǒng)整理，定名為“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上卷）”，交給留在莫斯科的同志。1930年（具體月份待考），蘇聯中央出版局以中文將《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出版，出版時沒有加“上卷”字樣，所以后來的各種版本也均沒有“上卷”字樣。

在這本書里，鄧中夏突出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作用，強調“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總參謀部，如果工人階級沒有它自己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那么工人階級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特別指出“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國工人階級從此有了他們自己的政治領袖，開始引導他們走向革命斗爭的大道”，“中國‘現代式的’職工運動，無疑的是從中國共產黨手里開始。有了共產黨，然后才有‘現代式的’工會，從此中國的工會才漸次的相當具有組織性、階級性以至于國際性”。（鄧中夏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M].解放社，1943）鄧中夏還站在無產階級立場，滿腔熱情地歌頌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為林祥謙等共產黨員和工人骨干樹碑立傳，猛烈地批判污蔑中國工人階級的種種流言蜚語。

鄧中夏格外重視總結工人運動經驗教訓，以便指導工人運動。翻開《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鄧中夏每寫一次罷工，都要在最后寫上一節(jié)“這次罷工的教訓”，有的地方還寫有“罷工的戰(zhàn)術”，足見其總結經驗教訓的苦心。鄧中夏認為：工人運動要有一個斗爭綱領，要有堅強嚴密的工人組織，要有得力的工人領袖；進行罷工斗爭一定要有充分準備，斗爭中要講究斗爭策略，斗爭中要爭取各方援助，要注意籌集經費等等。這些具體的經驗教訓，不僅對以后的中國革命、中國工人運動有指導意義，也成為世界工人運動的寶貴精神財富。

延安時期，黨內開展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黨史學習教育。為厘清中國共產黨早期工人運動的若干歷史問題，亟需要反映這一時期情況的著作。這樣，在國內再版《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便被提到重要日程。據全國總工會原副主席康永和等人回憶，當時負責點校該書的是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馬純古，他還為該書撰寫了《再版聲明》。在點校過程中，馬純古稍有疑問，“都一一請教當時從各地來到延安的有關同志，對同志負責，對歷史負責，一絲不茍”。（康永和、黃偉民、陳宇：學習馬純古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質，載1979年4月11日《工人日報》第3版）

1943年5月1日，延安解放社根據蘇聯中文版重版《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在書前增加馬純古撰寫的《再版聲明》。為紀念鄧中夏，還增加《鄧中夏同志傳略》一文，稱鄧中夏“在中國革命職工運動史上，占著異常光輝重要的地位，只要提到中國職工運動，就不能不立即聯想到中夏同志，因為中夏同志的名字，與職工運動初期發(fā)展有不可分離的關系”，指出《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將教育成千成萬的戰(zhàn)士，踏著他的血漬，向著勝利之途前進”。

“本書不僅為職工運動中之寶貴文獻，同時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的文獻”

《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不僅是鄧中夏的代表作，還是我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系統(tǒng)總結中國早期工人運動斗爭經驗的著作。自1943年延安解放社再版至今，該書被多次再版發(fā)行，是進行中國工人運動史、黨的革命傳統(tǒng)教育的寶貴資料之一，得到各界廣泛贊譽。

馬純古在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再版聲明》中，對該書進行了高度評價，指出該書“內容主要是敘述中國革命職工運動的初期發(fā)展，到大革命時為止，其基本論點，大體上是正確的”，強調該書“對于研究中國大革命初期歷史，特別關于中國職工運動發(fā)展史，提供了許多具體斗爭史料，故本書不僅為職工運動中之寶貴文獻，同時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的文獻”。

解放戰(zhàn)爭時期，黨的工作重心逐漸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隨著對大中城市接管工作的陸續(xù)展開，對各級干部進行工人階級教育愈顯重要，因此《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被各解放區(qū)紛紛再版發(fā)行，配發(fā)干部學習。據不完全統(tǒng)計，這一時期《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的版本主要有：1946年8月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版；1947年4月東北書店版；1947年12月冀中新華書店版；1948年太岳新華書店版；1949年7月知識書店版；1949年3月中原新華書店版。

1948年11月，中共石家莊市委書記劉秀峰曾在報告中強調，毛澤東主席要求干部學習五大名著，“勸大家再加一本《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就會了解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偉大力量與作用，對工人就會有正確的了解以無比的熱情對待他們”。（石家莊市檔案館編.石家莊解放（下）[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01.P436）后來，帥孟奇在紀念鄧中夏的文章中，也高度評價《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指出：“這部書是反映我國工人運動歷史的第一部著作，真實地記錄了中國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英勇斗爭的史跡，不僅是早期職工運動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中國革命史的重要文獻之一�！保ㄈ嗣癯霭嫔缇庉�.革命回憶錄（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4.P39）

不過，由于一些主客觀原因，《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馬純古在《再版聲明》中指出，“由于歷史的事實，時代眼光的限制，著者編敘的匆忙，以及本書并非黨內有組織的集體創(chuàng)作，而為作者個人的經歷和見解，因此有些問題，是值得我們重新考慮的，如對某些問題與客觀事實不完全相符合，或分析欠妥，和某些策略的機械應用等”。對于書中分析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時，徐特立曾提出：“在著者的口氣看來，似乎大會成分之不復雜，為一有利的現象，而沒有看到許多不是共產黨所領導之工會未參加大會，實是一大損失。工人階級的每一經濟斗爭，同時一定要變成政治斗爭，民族革命要從一切方面進行。這里對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民族革命與工人階級的關系的看法是機械的�！保ㄐ焯亓⒅�；武衡等主編.徐特立文存第5卷[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12.P99-109）鄧中夏本人也謙虛地表示：“本書缺乏材料參考，大部分都是憑記憶所及，秉筆直書，脫漏及錯誤之處，在所不免，望讀者加以匡正，以便再版時加以補充和修改。”

盡管如此，仍然不能抹滅《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的重要價值。新中國成立后，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此書，作為“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系列之一，并在書名后增加“（1919年—1926年）”字樣，以表明本書敘事起訖時間。該版增加鄧中夏肖像一幅，刪除了1943年延安解放社版的《再版聲明》，新增《出版社關于本書的說明》，在個別字句上作了訂正，增加了一些注釋。（鄧中夏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1）后來，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鄧中夏文集》和2014年出版的《鄧中夏全集》，均將《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收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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