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縣新區(qū)的北部，一座耗資四千二百萬元、占地三十三畝的現代化客運中心靜立于108國道旁。自2021年試運營以來，這座設計先進、設施完善的二級客運站未能如預期般成為城市交通的脈搏，反而陷入了一種近乎諷刺的窘境：寬敞的候車廳內，寥寥數名乘客的身影被空曠放大；本應車流不息的停車場，如今卻大面積閑置荒廢；母嬰室、貴賓廳等精心設計的空間，在日復一日的沉寂中等待著一場或許永遠不會到來的啟用。這不僅是資源的閑置，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城市規(guī)劃與民眾需求之間那道難以彌合的裂痕。

選址的偏差，構成了這座客運站命運的第一個轉折點。它偏居新城北部，與人口稠密的老城區(qū)及核心景區(qū)形成了尷尬的空間割裂。在缺乏便捷公交接駁的情況下，市民若要乘車，不得不額外負擔時間和金錢成本，這使其天然的客源基礎被無情削弱。更具反諷意味的是，作為一座旅游城市，代縣的主要客流是奔著古城與雁門關而來，而客運站卻與這些核心旅游資源相互隔絕，使得“旅速游緩”的現代旅游理念在此淪為泡影。最終，不得不在古城附近另設服務廳以作彌補——這無疑是對初始規(guī)劃最直接的否定。交通樞紐的本質是縮短距離，而非制造障礙；是促進流動，而非加劇割裂。當一座客運站的選址本身就成了旅客抵達目的地的“最后一公里”難題時，其命運的走向已然蒙上了陰影。

如果說選址失誤是先天不足，那么運營的失序與外部環(huán)境的劇變，則使其陷入了后天失調的困境。高鐵網絡的延伸，如同一把雙刃劍，在帶來區(qū)域通達性的同時，也無情地沖擊著傳統(tǒng)的公路客運。通往朔州、包頭等地的長途班線因此常年停擺，客運站的核心功能被釜底抽薪。即便仍在運行的線路，也飽受班次稀疏、發(fā)車不準時等問題的困擾，進一步消磨著公眾選擇它的耐心與信心。更值得深思的是，當地民眾早已形成了在古城附近隨車購票的出行習慣，這使得這座宏偉的客運站在某種程度上被“架空”，淪為了一個制度性、儀式性的存在，而非充滿生活氣息的交通節(jié)點。

進一步審視，其困境的深層根源在于規(guī)劃理念與現實需求的嚴重脫節(jié)。在立項建設之初，它被賦予了“承載全縣公路運輸、促進經濟交流”的宏大使命，這背后，或許潛藏著對“地標性建筑”的追求，或是對過往發(fā)展模式的路徑依賴。然而，規(guī)劃者似乎未能充分預見并回應高鐵時代的加速到來與私家車的極度普及，對傳統(tǒng)客運模式的顛覆性沖擊。于是，我們看到，在公路客運需求整體持續(xù)萎縮的背景下，這座客運站依然配備了超越實際需求的貴賓廳等高標準設施，造成了資源的固化與浪費。這種“高配”與“低效”的鮮明對比，指向的是決策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對真實、動態(tài)的地方需求缺乏精準把握與前瞻預判。

代縣客運中心的困局，并非孤例。它以一種沉重的方式，警示著我們：城市的現代化，絕非僅是宏偉建筑的堆砌，其靈魂在于對“人”的細致關懷與對發(fā)展規(guī)律的深刻洞察。任何脫離民眾真實生活軌跡與便捷需求的宏大敘事，無論初衷何其美好，都可能在現實中遭遇無情的消解。

要讓這座沉默的建筑重新“開口說話”，煥發(fā)其應有的活力，需要的不是簡單的修修補補，而是一場從理念到行動的深刻變革。以客運站為物理支點，重新編織連接新老城區(qū)、貫通主要景區(qū)的公交網絡，使其真正融入城市肌體；靈活調整運營線路，提升服務品質與準點率，重塑公眾信任；并積極探索其轉型為集旅游集散、本地特色展示、便民服務于一體的綜合樞紐的可能性。

四千二百萬的投資，不應只換來一座寂靜的建筑與一聲沉重的嘆息。打破代縣客運中心的沉默，不僅是盤活一處閑置資產的經濟命題，更是一場關于城市如何真正“為人而建”的深刻拷問。當規(guī)劃的目光從天空落回大地，從宏大敘事轉向具體而微的人本關懷，我們的城市才能避免制造更多華麗的“遺憾”，真正成為讓居民詩意棲居、讓游客流連忘返的生機勃勃之地。

文/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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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雁門老干部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