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在了解完所有情況之后，調查組在當晚開會討論分析案情，討論后大家發(fā)現(xiàn)了一個似乎可以作為突破口的情節(jié)：據林午昊回憶，一個月前的那個星期天下午，他約瓦洛嘉在南京路上的國際飯店吃飯，飯后，去了附近的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赐觌娪俺鰜矸质智?，瓦洛嘉在電影院旁邊弄堂的那個傳呼電話亭打了個電話。林午昊并沒有看到瓦洛嘉撥了什么號碼，但電話接通后，他聽到瓦洛嘉用俄語問了句“是外國語學院嗎”。對方可能聽不懂俄語，稍停后，瓦洛嘉就改用比較生硬的漢語再次詢問，得到確認后，他仍用漢語報出了一個三位數的數字。往下，林午昊就不大說得清楚了。

　　調查組對于這個情節(jié)當然是很感興趣的，就讓林午昊在想想還有什么線索可以提供，最后，了解到大致情況可能是這樣的：電話接通后，瓦洛嘉通過話是用俄語說的，但其中好像夾雜著一個漢語人名，然后林午昊記不得了，但看上去瓦洛嘉神情很興奮，講話也是俄語夾漢語，以俄語為主。

當時的通訊設備落后，無法查清通話對方是誰，調查組幾個人分析：瓦洛嘉最初撥通的那個號碼是上海外國語學院的電話總機，后面報出的三位數字應該是分機號碼，接通分機后拿著話筒等候，那是請接聽電話的人去叫人。

此時就需要前往上海外國語學院調查，于是調查組指派朱養(yǎng)學、汪明化去調查，兩人通過外國語學院保衛(wèi)科找到了那天值班的總機接線員。一問，接線員因為有“星期天”和“俄語來電”這兩個原因，因此記得一個月前的那次電話，但她已經記不清來電人是要求接到哪個分機的。

朱、汪兩人和保衛(wèi)科商量下來，認為可以通過排除法進行鑒別，先把星期日不上班那些辦公室電話全部去除，剩下的就是值班室、保衛(wèi)科、食堂、學生宿舍樓的電話了。打了幾個電話，排除了值班室、保衛(wèi)科和食堂，還有就是學生宿舍樓了。每幢學生宿舍樓只有一部電話，有電話打進去，得由接聽電話的宿舍樓管理員去傳呼，這就方便查問了。最后，終于查明那天瓦洛嘉的電話是打給俄語系大三女生袁秋亞的。

袁秋亞，二十三歲，祖籍重慶，本人出生在上海，祖上巨富出身，因此袁秋亞的母親結婚時獲得了一份豐厚的嫁妝和遺產。袁秋亞生長在這樣一個富裕的家庭中，物質生活的優(yōu)越是可想而知的。她的生父于1948年因病去世。

兩年后，袁秋亞跟一名醫(yī)生成婚。袁秋亞的繼父將袁秋亞視同己出，在各方面都給予關愛。袁秋亞在繼父的鼓勵和幫助下，刻苦學習俄語，于1955年考入了上海俄語高等?？茖W校(現(xiàn)在的上海外國語學院)。1957年夏天，袁秋亞的繼父被劃為“右派分子”，直接被解往青海勞動改造。袁秋亞被認定是“右派分子”家屬，按照政策，像袁秋亞這樣的學生，畢業(yè)后將被分配到偏遠貧窮之地的某所中學去工作。

　　那么，袁秋亞是怎么跟瓦洛嘉認識的？于是朱養(yǎng)學、汪明化請保衛(wèi)科把袁秋亞找來，可保衛(wèi)科前往女生宿舍一問，袁秋亞不在宿舍，而是和另外三個女生去導師張嘉蹈家了。于是朱養(yǎng)學等人又找到張教授家，可是其中并沒有袁秋亞。一問得知，就在剛剛，袁秋亞才接到一個電話，就匆匆走了，估計是回家去了吧。

　張教授此時就說：據我所知，袁秋亞同學是去見一位朋友了。找她的那人是把電話打到我家想請我轉告的，我在跟那人通話的時候，袁秋亞正好來了，就直接讓她接聽了，那人是蘇聯(lián)專家瓦洛嘉!

　　朱養(yǎng)學一聽頓時神情一動，暗想，怎么眼前這個教授也跟瓦洛嘉相識，而且對方可以把電話直接打到他家里來？于是，二人亮出了公安局的證件。這下就輪到張嘉蹈震驚了，馬上說你們要了解什么情況，只要我知道的，全部提供給你們。朱養(yǎng)學、汪明化聽張嘉蹈一說情況，頓時給張教授弄了個目瞪口呆，因為眼前這位張教授竟也是瓦洛嘉的受害者!

張嘉蹈教授出生于哈爾濱的一個城市貧民家庭，父母都是給“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哈爾濱的俄國貴族當傭人，所以張嘉蹈從小就生活在一個用俄語進行日常交流的特殊環(huán)境中，因此他的俄語比漢語還流利，“九·一八”事變后，十七歲的張嘉蹈放棄高中學業(yè)，瞞著父母投奔了一支民間抗日義勇軍，后來又參加了中共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lián)軍，張嘉蹈遂成為一名抗聯(lián)戰(zhàn)士。

　　1934年，張嘉蹈所在的部隊遭遇日本關東軍的埋伏，幾乎全軍覆沒。張嘉蹈僥幸?guī)粐笸低祦淼搅斯枮I父母處。當時的俄羅斯東家動用了其社會關系將張嘉蹈送到了上海。張嘉蹈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在教會中學教書的職業(yè)，一邊教俄語，一邊上大學。而他跟抗日、革命和中共的關系也就結束了，從此，他就過著安逸的白領生活。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組建俄語高等?？茖W校，師資是向社會招聘的。張嘉蹈看到報紙刊登的招聘啟事后，就前往應聘。面試時，他那口俄語說得比考官還好，自然立馬錄取，從此成為一名大學教師，三年后又晉級教授。

　　張嘉蹈跟瓦洛嘉的相識似乎也是偶然。大約兩個月前的一個下午，他去虹口公園散步，在魯迅墓前，看到一個外國人手捧鮮花一臉肅穆地在憑吊，張嘉蹈不禁起了好奇之心，便在那人獻上鮮花后上前，直接用俄語跟對方攀談起來。這才知道對方名叫瓦洛嘉，是蘇聯(lián)援華專家。張嘉蹈一聽，心里頓時涌上了一股那個時代老百姓對蘇聯(lián)老大哥的真摯敬意，于是就邀請去公園大門外的那家咖啡館坐坐。

　　兩人自此交上了朋友。張嘉蹈在得知對方在保密單位工作，也就沒有開口索取。接下來老套路很快就出現(xiàn)了，瓦洛嘉跟張嘉蹈第二次見面時，就熱情主動地表示愿意介紹張嘉蹈去蘇聯(lián)講學，還可以幫助他聯(lián)系在蘇聯(lián)國家級的專業(yè)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對于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可以在國內學術界的地位可以大幅度上升，因此張嘉蹈對瓦洛嘉自報的身份深信不疑，當然也就相信對方的那份熱心和真誠。往下就是要錢了，兩個月里，瓦洛嘉以“借錢”和“辦理相關手續(xù)費用”為由，分兩次向張嘉蹈借了一千五百元。

　　那大三女生袁秋亞又是怎么跟瓦洛嘉認識的呢？這跟張嘉蹈有關系。張嘉蹈跟瓦洛嘉相識半個月后，請瓦洛嘉到他家來做客。瓦洛嘉抵達張家不一會兒，正好袁秋亞和另一女生結伴前來向張教授借俄文原版小說。張嘉蹈向袁秋亞兩人介紹了“蘇聯(lián)專家”瓦洛嘉先生。瓦洛嘉當時就用俄語跟袁秋亞兩人聊了片刻，基本上都是袁秋亞在跟他交流，當時，張嘉蹈離開過一會兒，估計瓦洛嘉向袁秋亞要了聯(lián)系方式，而袁秋亞家有錢，是裝著電話的，大概隨口就把宅電號碼告訴瓦洛嘉了。反正之后張嘉蹈就聽袁秋亞說她跟瓦洛嘉經常通電話，俄語口語水平有了明顯的進步。

　　朱養(yǎng)學、汪明化兩人沒想到竟然又發(fā)現(xiàn)了瓦洛嘉的另一段詐騙情節(jié)，兩人當即給調查組打電話請示。調查組長谷鑫基接到電話后，也感到非常震驚，但萬幸的是查摸到了線索，因此谷鑫基讓朱、汪二人轉告張教授，讓其對此嚴格保密，如果瓦洛嘉再去他家或者聯(lián)系，請他即刻通知調查組。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案件嚴重，調查組已經變成了專案組。

　　朱養(yǎng)學、汪明化回到福州路市公安局時，上海公安局已經下令：對瓦洛嘉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在專案組的案情分析會議，警方認為，從瓦洛嘉的犯罪思路和軌跡來看，他肯定已經對袁秋亞實施了詐騙犯罪?，F(xiàn)在的主要工作是應當將其抓捕歸案。眾人議下來，很快就達成了一致意見：暫時不急著向那個女生袁秋亞了解情況，而是要對袁秋亞進行嚴密監(jiān)視，通過監(jiān)視她的行蹤查摸到瓦洛嘉的下落，考慮到性別問題，調一名精干女刑警來充實專案組。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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