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萬景路 來源：日本華僑報

高市新政府起航，對外國人政策的審查貌似日趨嚴格，不過另一方面，日本勞動力短缺問題卻依然很嚴重，比如日本年輕人不愿干的24小時營業(yè)的便利店、夜勤行業(yè)等，以及老齡化而導致的后繼無人的農業(yè)、護理等行業(yè)都已離不開外國人。那么，在對外國人政策上表現(xiàn)強硬的日美混血的新任“推進與外國人有序共生社會擔當大臣”小野田紀美，在離開了外國人就幾乎玩不轉的日本社會究竟會采取什么手段解決這一難題呢？

其實，在今年7月的參議院議員選舉中，與應對物價高漲等議題并列，“外國人政策”就已成為了政治爭論的焦點。不過有一點朝野倒是達成了共識，那就是在應對外國人問題上均展現(xiàn)出了頗強硬的姿態(tài)，尤其是提出“日本人優(yōu)先”的參政黨還籍此取得了超出預估的席位，這也顯示出在日本民間也同樣把旅日外國人視為了一大問題。

隨后，經過幾度堪稱提心吊膽的角逐，與日本維新會聯(lián)合成功贏得勝利，并于10月21日正式發(fā)足的高市政權，旋即在新內閣中設立了“推進與外國人有序共生社會擔當大臣”這一新職位。而獲選任命的小野田紀美大臣也是在就任記者會上即表示：“部分外國人的犯罪、滋擾行為，以及對國家、社會制度的不當利用，導致了國民感到不安和不公?！边@表示小野田大臣明確表明了要重新審視外國人相關制度和政策的想法。

正是在這樣的議會、民間一致的呼聲下，政府開始著手推進多項針對旅日外國人的政策、法規(guī)調整，這其中就包括對在留資格之一的“經營·管理簽證”的申請條件管理嚴格化，以及對在日本國外取得的駕駛證更換為日本駕照的考試措施嚴格化等等。

而與對外國人政策調整背后的不安相對應的是，日本勞動力短缺問題正日趨嚴峻。比如長野縣川上村就是一個外國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qū)，這個約有3800人口的村莊，每當夏季的時候，正是包括生菜在內的各種高原蔬菜大豐收的季節(jié)，因勞動力短缺，每年為此雇傭的外國人勞動者就達1000人左右。無獨有偶，群馬縣大泉町人口約4萬1000人，其中單外國人就有約9000人，幾乎占該町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因該町在北關東地區(qū)擁有首屈一指的工業(yè)產品出貨量，是汽車、電子零部件等各類制造業(yè)的生產基地，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也正是外國人勞動大軍給這些工廠解決了燃眉之急。同樣，在東京都內，乃至周邊縣市，我們也越來越多的發(fā)現(xiàn)，便利店、居酒屋、超市等服務行業(yè)，外國人服務人員占比越來越高，有的飯館服務員幾乎清一色的外國人，那是一個黑白黃各色人種齊全，可謂是一個個真真正正的國際化店鋪。

而根據(jù)Recruit Works研究所的《未來預測2040》的數(shù)據(jù)顯示，由于少子化和老齡化，日本將面臨慢性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力供給制約社會的現(xiàn)實即將到來。據(jù)該研究所預測，勞動力需求雖將基本持平，但勞動力供給將加速減少，勞動力短缺在2030年將達到341萬多人，2040年將達到1100萬多人。這已經相當于目前近畿地區(qū)的就業(yè)總人口數(shù)?？梢?，日本的就業(yè)社會現(xiàn)實，實際上正開始處于一種勞動力難以為繼的局面。

不過，盡管人手短缺如此嚴重，很多行業(yè)需要，甚至離不開外國人，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日本社會也出現(xiàn)了把不安和不滿歸罪于外國人的情況。例如，有人擔憂中國資本和富裕階層購買日本房地產導致價格高漲，使得年輕人買不起房。正如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在通貨膨脹導致國民生活困苦的情況下，容易出現(xiàn)對外國人的不滿情緒。”比如正因為外國人增多，而且由于國別不同生活習慣不同，給當?shù)鼐用駧砹撕芏嗟穆闊?。如亂扔垃圾、大聲喧嘩，以及不遵守當?shù)馗鞣N規(guī)則等等，而這些，都是讓日本住民難以接受外國人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日本人和外國人之間產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但是，盡管存在對外國人感到不安和反感的人，而離開外國人日本社會就難以運轉也確實是事實?！奥?lián)合綜合生活開發(fā)研究所”的專家就指出：“外國人涌入的領域是護理等勞動密集型服務業(y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這些領域工資水平低，日本人不愿意做，如果在維持社會運轉所必需的領域停止接納外國人，恐怕會導致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而這，正是整個日本社會目前的現(xiàn)實。

而且，除了上述這些，還有其他問題存在，比如由于面臨人手短缺而接納外國人的企業(yè)等雇傭方是“受益者”，而外國人生活的地區(qū)和自治體則承擔了“負擔”。專家為此指出：“如何調整這種不平衡的部分，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嚴肅的課題。”再者，外國兒童的教育也是必須面對的問題。由于他們中間許多父母計劃最終回國，這導致一定數(shù)量的外國兒童并沒有上學。事實上，即使上學，也可能有外國兒童因日語水平等問題而掉隊，這容易導致階層固化。因為沒有人會為脫離學校教育的孩子提供支持，他們將來可能在就業(yè)和生活費方面陷入困境，無法擺脫貧困，就可能導致犯罪發(fā)生，這也很可能成為社會的不穩(wěn)定因素。

綜上，雖然在一些地方自治體，已有大量接納外國人并積累了共生社會經驗的地方。但是，與外國人的共生不能僅僅交由地方負責，需要中央政府發(fā)揮更大的主導作用，包括預算和自治體協(xié)作等等，而僅僅嚴格化接納外國人的標準顯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重者還容易引法社會動蕩?？梢哉f，如何做到對外國人“制度嚴格化”與“勞動力短缺”二者兼顧，尤其是對在日外國人勞動者的對應上，正是考驗新政權智慧的時候，“推進與外國人有序共生社會擔當大臣” 小野田紀美的官稱里有“共生”二字，那么，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她能否真正做到讓這兩個矛盾體共生共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