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末，中央決定重啟“ 兩案 ”偵查，北京城的夜色因此顯得格外凝重。作為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彭真臨危受命，他的辦公室燈火通明，一封封電報、一摞摞案卷不斷送來。彼時，秦城監(jiān)獄里的江青對外部動向所知有限，卻能感覺到審判的日子在迫近，情緒愈發(fā)尖銳。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首次開庭。法庭內(nèi)外秩序森嚴(yán)，荷槍實彈的武警在走廊兩側(cè)列隊，空氣仿佛被壓縮。江青梳著一絲不亂的發(fā)髻，被法警押到被告席時，下巴抬得極高。檢察員逐條宣讀起訴書，她時而冷笑，時而厲聲打斷，甚至拋出“和尚打傘”之語。法槌一次次敲下，仍難完全壓住她的叫囂。

12月24日，第二次庭審，江青拿出題為《我的一點看法》的長篇稿件。兩小時里，她把責(zé)任推得干干凈凈，將矛頭直指“鄧、華”。庭長江華略帶疲憊地問：“還要補充嗎？”江青甩下一句“我累了”，場面尷尬。五天后，檢察員江文逐段反駁，指出其“通篇謊言、毫無證據(jù)”，江青又要求看九大、十大文件，現(xiàn)場再度混亂。

長達萬字的判決書在1981年1月25日宣讀。江青戴著耳機，一動不動。聽到“判處被告人江青死刑——”時，她立刻高呼“革命無罪”，殊不知后半句還有“緩期二年執(zhí)行”。法警將她帶離法庭，她的喊聲仍在走廊里回蕩。

2月1日，中央安排彭真前往正義路1號看守所，會見主要被告人。屋內(nèi)燈光昏黃，警衛(wèi)退至門外，僅留一張小桌。江青首先開口，聲音里帶著刺：“鄧小平的走卒！”語畢，雙眼死死盯住彭真。彭真面色如常，只抬手示意記錄員暫停。短暫靜默后，他問：“你還有什么要求？”

江青愣了半秒，索性抬高音量：“我要見華國鋒！”彭真搖頭。江青又補上一句：“那就見鄧小平！”彭真依舊答復(fù)：“不行。”態(tài)度平靜，卻滴水不漏。再無臺階可下，江青只得坐回椅子，嘴角抽動。

這次會見只持續(xù)二十分鐘，卻成為江青獄中生涯的關(guān)鍵節(jié)點。她的挑釁無效，所有政治籌碼蕩然無存。彭真走出房門，外面寒風(fēng)刺骨，他披上灰大衣，步履未見分毫遲疑。警衛(wèi)員后來回憶，那天彭真只輕聲說了五個字：“程序已完成?！?/p>

1983年1月，特別法庭經(jīng)復(fù)核，認為江青服刑期間未作極端對抗，改判無期徒刑。秦城為她訂報、送書、配醫(yī)生，生活并不拮據(jù)。只是她始終拒絕在認罪書上簽字，更拒絕參加集體勞動，性格如舊。工作人員偶爾聽見她低聲背誦魯迅文字，情緒起伏難測。

1984年5月4日，監(jiān)獄方根據(jù)身體狀況辦理保外就醫(yī)。北京郊區(qū)的三層小樓，院中石榴樹剛冒新芽，生活用品俱全，還有專人照料。外界看來，她衣食無憂，然而江青對來訪者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不死不活最難熬?！贝撕?，她閉門不出，長時間盯著窗外的天空發(fā)呆，偶爾翻閱《資治通鑒》，眉頭緊鎖。

七年過去，1991年5月14日凌晨，警報突然響起。工作人員發(fā)現(xiàn)江青自縊，現(xiàn)場留下一張紙條，沒有署名。司法部門隨后發(fā)布官方消息：江青在保外就醫(yī)期間自殺身亡。文件語言冷峻，與當(dāng)年法庭上的喧囂形成刺目對比。

回到1981年的那間會見室，當(dāng)彭真丟下一句“你還有什么要求”時，江青其實已經(jīng)失去了說“不”的資格。法律程序、政治格局和歷史記憶在那一刻交匯，個人意志再強，也被框定在制度的邊界。彭真淡定的背影與江青失控的神情，成為兩種命運的縮影，誰也無法逃離時代的鐵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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