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日本戰(zhàn)犯太田壽男在1954年的供述，這名日軍少佐剛到南京下關，就被命令負責指揮處理下關地區(qū)的中國人尸體。

而他只是南京碇泊場司令部的一員。他說的場景只是南京大屠殺中日軍處理中國人尸體的冰山一角。

日軍這不是無序處置，而是有預謀的掩蓋——南京碇泊場早已備好專業(yè)裝備與分工，專門打撈江尸、深埋焚燒，毀尸滅跡，用系統(tǒng)性的“清理”銷毀罪證，妄圖讓南京大屠殺的滔天罪行永遠塵封。

2024年，一本塵封86年的相冊被打開，其中有一張日軍第二碇泊場的軍官們的合影。

它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一扇我們寧愿它永遠關閉、卻又必須正視的歷史之門。

南京碇泊場這個機構，位置就在南京下關碼頭附近。它表面上看是日軍一個普通的后勤單位，實際上卻干著一件極其隱秘和可怕的事情。它不僅管部隊的物資調配和運輸，還專門負責對南京大屠殺中的遇難同胞進行“毀尸滅跡”。

相冊里的內容很豐富，不光有碇泊場的全景、軍官們的合影，甚至還有日本甲級戰(zhàn)犯畑俊六視察南京港的畫面。畑俊六是在1938年2月接替松井石根，當上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的。他的出現(xiàn)，恰恰說明這個機構在日軍體系里地位不一般。

關于南京碇泊場，以前留下的具體史料很少。所以，新發(fā)現(xiàn)的這本相冊顯得格外珍貴。相冊里那張軍官合照，就像一張“組織結構圖”，把這個機構的“核心成員”擺在了我們面前。

除了前面提到的幾位高級軍官，在第三排左五站著的，是軍曹梶谷健郎。他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過這么一段話：“下午指揮40名苦力頂著惡臭清除了千余具尸體。真是慘不忍睹，的確是人間地獄?！?/p>

在日本戰(zhàn)犯太田壽男的筆供中，把這個機構的運作方式揭露得更加詳細。他在1954年供述說：“我1937年12月15日傍晚到達南京下關，得到命令處理下關地區(qū)的南京人尸體?！?/p>

他們的處理方法，聽上去就像一套冷酷的“標準流程”：“大部分由下關碼頭及其稍下游投入揚子江，一部分在浦口東約四公里處燒掉掩埋（主要用汽油燒，利用洼地、地頭等）?！?/p>

根據太田壽男的供述，僅僅從12月16日到18日這兩天時間里，經他手處理的尸體就多達19000多具。而他的同事安達處理了16000多具，再加上安達前兩天處理的65000多具，碇泊場司令部總共處理了10萬以上的尸體。

更讓人無法接受的是，他們的“工作”范圍還不止于此。 太田壽男承認：“我配屬的輸送員中對負重傷沒有停止呼吸者，使用搭鉤刺扎其頭和心臟致死而進行運搬者數(shù)約有350名。” 這意味著，這個機構實際上也直接參與了殺戮。

從這些碎片信息里，我們能拼湊出一個令人心寒的事實：這個機構的運作，有著令人震驚的“專業(yè)化”分工。 它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毀尸滅跡鏈條：軍官負責指揮和監(jiān)督，普通士兵去執(zhí)行具體操作，而被強征來的老百姓則被迫從事最直接、最殘酷的尸體搬運工作。

這種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的體系，清楚地表明：這不是臨時起意、慌慌張張的行為，而是一整套有組織、有計劃的長期行動。

拍下這些敏感場景的相冊，它的主人會是誰呢？研究員盧彥名經過仔細比對和研究，認為相冊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合影里的山本俊。

這本相冊的存在本身，就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它仿佛透露出這些日本軍官當時的一種心態(tài)：他們可能并不覺得毀尸滅跡是什么需要刻意隱藏的滔天大罪，反而把它當作普通日?！肮ぷ鳌钡囊徊糠?，自然地記錄了下來。

這種心態(tài)，折射出當時日軍整體上對戰(zhàn)爭罪行的認知是扭曲的。他們將大規(guī)模的暴行“系統(tǒng)化”、“常規(guī)化”，甚至當成了可以留影紀念的“工作成績”。

日軍為什么要費這么大勁，建立一套如此“專業(yè)”的毀尸流程呢？仔細分析，背后至少有三層原因。

首要目的是為了掩蓋罪行的規(guī)模。 通過系統(tǒng)性地銷毀尸體，他們企圖抹去大屠殺的鐵證，減輕來自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壓力。

其次是出于現(xiàn)實的衛(wèi)生考慮。 當時南京城尸體堆積如山，如果任其腐爛，很可能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瘟疫。這會直接威脅到日軍自身在南京的駐扎安全。當然，這種衛(wèi)生措施絕非出于人道關懷，只是一種純粹的、利己的實用主義算計。

從更深一層看，這種“專業(yè)化”流程，恰恰反映了日軍對暴力行為強大的系統(tǒng)化管理能力。 他們不僅有能力實施大規(guī)模的暴行，還有能力系統(tǒng)性地、有條不紊地去掩蓋這些暴行。將暴行工作化、流程化，這實際上比一時沖動的殘忍更為可怕，因為它代表了一種冷靜的、制度化的惡。

南京碇泊場的運作方式，深刻反映了日軍對戰(zhàn)爭罪行一種特殊的、扭曲的認知。在他們的邏輯里，處理尸體并不是犯罪的一部分，而是占領與清掃“工作”的一部分。

太田壽男的供述也體現(xiàn)了這一點：“事實是不僅運搬尸體，而且殺害了抗日軍及居民約350名。” 在他冷靜的描述里，殺害重傷者和處理尸體，是同一項“工作任務”的不同環(huán)節(jié)，都是在忠實地執(zhí)行命令罷了。

相冊里，山本俊住所門口那清晰的姓名牌，仿佛還在陽光下反光；而太田壽男筆下的“用搭鉤刺扎其頭和心臟致死”，字字冰冷，不帶感情。這些日本軍官回到駐地后，或許會像翻看旅游紀念冊一樣，回顧這本相冊，回想他們在南京的工作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