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3日凌晨兩點，洛川城外飄著細雪。城東一處軍用招待所里，燈火忽明忽暗。謝士炎用袖口抹了抹水汽，悄聲嘀咕：“再遲一步，胡宗南就要動身?！鄙砼允虖牟桓铱月暎荒苓f來一張干巾。就在這間不足二十平米的房間里，一條直接關乎延安安危的情報已塞進了謝士炎軍大衣的內(nèi)襯袋。十二個小時后，他必須趕到西安奇園茶社，把這段手寫密碼交給地下黨的報務員。

對外身份，他是第十一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少將高參，昔日“陳誠系”精銳；對內(nèi)身份，他是剛剛受組織批準的秘密黨員。雙重角色在這一夜徹底碰撞，稍有差池便是滅頂之災。窗外馬燈微光晃動，一名衛(wèi)兵遠遠喊：“謝將軍，胡主任那邊催您早飯后同行去機場。”他隨口應了句“知道了”，便重新扣緊大衣鈕扣，另一只手握住了那張記有兵力部署的薄紙。那一刻，洛川的雪更大了，謝士炎心里卻清晰得很：拖延不起。

時間線倒回十五年前。1932年，南京工程兵學校新生報到處，一個來自湖南衡山的瘦高個青年在報名冊上寫下“謝士炎”三字。那時國難當頭，他和大多數(shù)熱血青年一樣，對“報國”二字理解簡單直接——上前線、動手榴彈、守國土。此后六年，他從南京到武昌，從滇西到上饒，炮火是常態(tài)，褒獎與處分交替出現(xiàn)。最讓長官頭疼的地方在于：此人打起仗來不要命，打完仗卻常常頂撞上司。1938年畢業(yè)于陸軍大學后，他被分配至八十六軍四十六團任團長，手底下三千來號人，和日軍硬碰硬。

1942年初夏，衢州機場保衛(wèi)戰(zhàn)爆發(fā)。日軍航空隊的跑道計劃在此設“跳板”，對整個華東制空權影響巨大。謝士炎當時率半個團守東側高地。戰(zhàn)斗連打十二晝夜，彈藥吃緊到最后只能拆迫擊炮底座當槍托。國民黨后方參謀部最終下令全線后撤，可東側高地已被包圍。謝士炎簡單布置后路火力點，用三支小隊輪番沖擊日軍側翼，硬生生撕出一條寬不足二十米的狹道，帶出四五百人。這一回，國民黨中央社大肆報道“謝團長浴血奇襲”，他也因此“破格”獲得少將銜。

抗戰(zhàn)勝利后，蔣介石忙著“劃拉地盤”，給戰(zhàn)績突出的將領補發(fā)高帽。謝士炎被調(diào)往武漢指揮部擔任主任。行伍出身的他，本不擅長禮節(jié)場合，卻偏偏被推上“洽降”談判桌。日方代表是一名中將參謀長，按對等原則，謝士炎臨時披了中將肩章。旁人只見其風光，不知此舉埋下禍根——武漢是軍統(tǒng)、保密局、陳誠系三股力量的交匯點，他居間周旋難免觸怒任何一方。

同年冬，軍統(tǒng)先遣隊試圖入駐武漢情報室，被謝士炎以“手續(xù)不符”拒之門外。這一拒就是十來天。戴笠借機向蔣介石遞“密折”，說謝士炎“監(jiān)守自盜”。結果他被撤職、軟禁三月。若非陳誠暗中運作，此人恐怕已被送往陸軍監(jiān)獄。陳誠把他調(diào)到孫連仲麾下，表面是幫忙，實則監(jiān)督。

就在武漢這段灰暗日子里，謝士炎認識了一位地下黨員馮毅（化名）。馮毅常拿《新華日報》裁剪成小冊子，塞給謝士炎，說：“看看另一種聲音?！逼鸪?，謝士炎并未在意。直到抗戰(zhàn)大局已定，蔣氏集團重啟內(nèi)戰(zhàn)跡象明顯，謝士炎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權重心”這些詞匯才產(chǎn)生興趣。1946年秋，馮毅帶他秘密赴延安與葉劍英見面。從那一刻起，他徹底站到中共情報戰(zhàn)線一側。

1947年2月，南京官邸戒備森嚴。一場由蔣介石主持的絕密軍事會議連開三天，核心議題只有一個：集中優(yōu)勢兵力閃擊陜北、山東兩大根據(jù)地。在場者寥寥，大多是胡宗南、湯恩伯等嫡系將領。謝士炎作為孫連仲隨員，并未獲準進入主會場，只能在走廊伺機獲取片言只字。會后，孫連仲不經(jīng)意脫口而出：“胡宗南先去洛川商量后路補給?！边@句話成為謝士炎鎖定突破口的關鍵。

謝士炎判斷，西安綏靖公署內(nèi)部肯定有完整進攻方案，而賈貴英任那里參謀處處長。二人曾在陸軍大學同窗，多年交情說不上深，卻還維系面子。于是他請纓赴洛川，名義上是呈送戰(zhàn)區(qū)彈藥清冊。1947年3月2日晚抵洛川，賈貴英熱情擺酒。席間，謝士炎不斷勸酒：“兄弟情分，今天不醉不歸?！辟Z貴英自恃無防，不到半夜就醉倒。隨后那只棕色公文包被輕輕打開——里面正好夾著胡宗南的兵力部署表、攻擊路線草圖以及后勤補給時程。

抄錄完畢，他將原件放回原處，第二天一早便借口“戰(zhàn)區(qū)急電”匆匆離開。離開洛川后，他直奔西安。計劃原本是在北平發(fā)報，可行程來不及，胡部即將出動。西安奇園茶社是地下黨聯(lián)絡站之一，老板姓齊，暗號是“竹葉青三碗不過崗”。3月4日拂曉，謝士炎穿著仍帶雪痕的呢子大衣沖進茶社，只說一句：“有緊急情報，事關中央安危?！饼R老板領他進后院，報務員立即將那張密碼紙轉化為電碼，發(fā)往延安中央軍委。此刻距離胡宗南主力出發(fā)僅剩不到二十四小時。正因為這份情報，陜北各路解放軍提前完成調(diào)動，延安雖被迫撤離，但中央機關人員安全轉移，主力未受重創(chuàng)。

緊張的傳遞結束后，謝士炎趕回北平。可國民黨內(nèi)部已覺察情報屢屢外泄，保密局加大無線電偵測。美國“鵜鶘”型偵測車在王府井附近捕捉到一架高頻電臺的固定時段發(fā)報，目標鎖定在一家小旅館。連續(xù)幾日監(jiān)聽后，特務逮捕了臺長李政宣及其妻子張厚佩。不幸的是，兩人面對酷刑，很快供出華北—東北—西北線近百個聯(lián)絡點。謝士炎的大名，也赫然在列。

4月12日凌晨，北平特別市警察廳、保密局及憲兵司令部聯(lián)合行動。謝士炎住所被包圍，他經(jīng)短暫抵抗被捕。押送途中，一位保密局科長冷冷威脅：“回頭見委員長，說幾句話就保你無事?！敝x士炎淡淡地答：“身為軍人，投筆從戎本為信義，豈能賣友求榮？”對話僅此一句，隨后再無交流。

審訊以“懷柔+酷刑”雙軌進行。蔣介石電令“務求自首，若能歸順可重授軍銜”。然而謝士炎始終兩袖清風，毫無松口跡象。6月9日，他被押往南京雨花臺刑場，槍聲響起時，年僅三十六歲。處決后，尸體被匆匆掩埋，衣袋里的舊皮夾仍塞著幾封無處投遞的家書。

那場由王府井破獲的泄密案，共牽連六名潛伏在國民黨要害部門的情報員，全部遇害。但謝士炎遞出的洛川情報，讓解放軍在延安撤離與山西臨汾會戰(zhàn)中贏得主動。十年后，中央軍委授予謝士炎“一級解放勛章”，湖南衡山籍貫一欄旁，備注“犧牲地：南京”。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謝士炎這個名字在公開史料中鮮少出現(xiàn)。原因無他，情報戰(zhàn)天然低調(diào)。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南京檔案館解密部分案卷，當年西安電報原稿才首次公布。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曾作出評價：若無洛川情報，陜北安全形勢至少將被拉長三個月，解放戰(zhàn)爭初期節(jié)奏可能完全不同。數(shù)據(jù)化審視，這樣的評價并不過分。事實是，謝士炎在取證、傳遞、撤離三個環(huán)節(jié)都完成得近乎極限，唯獨栽在王府井那部被叛徒出賣的電臺——這不是個人能力問題，而是隱蔽戰(zhàn)線的常見犧牲模式。

如今，衡山縣烈士陵園正面石碑上刻著五行小字：“謝士炎，1912—1947，隱蔽戰(zhàn)線烈士”。除姓名、籍貫、犧牲年份外，再無頭銜。少將、中將、主任、高參，榮銜可以寫上很多，可最終留給后人的只有一個身份：共產(chǎn)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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