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2018年開始，四次到蒙古國做實地調查，走進城市和鄉(xiāng)村，和不同年齡的人談話，翻閱當?shù)氐慕炭茣?、紀念物和博物館展品，找到一個線索，外蒙古在政治上早就和中國脫離了，但是在文化和身份認同上，原本有很深的“中國因素”，這股因素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被外力一步步拆掉的。

現(xiàn)在回到當下看問題，蘇聯(lián)解體后，蒙古國在1991年前后重新獨立，接下來的幾十年，官方和民間努力恢復傳統(tǒng)歷史記憶，把成吉思汗重新拉到教科書和錢幣上，給被清算的人平反，很多公共場所出現(xiàn)成吉思汗的圖像，學校里又開始講他的事跡，1990年代的覺醒部分是對過去的糾正，但很快就顯出另一面，長期的俄語文化滲透，文字斷裂，俄化的日常生活并沒有那么容易抹去，蒙古國在2025年1月才正式恢復使用傳統(tǒng)蒙古文字，這個時間點說明俄化影響的持久性和深度，很多人稱這叫一種“黃俄”困局，意思是去蘇聯(lián)化的又變成對俄羅斯文化的依賴。

把視線拉回到更早的時候，外蒙古在20世紀初發(fā)生了轉折，1921年蒙古人民黨獲得實權，實際上脫離了中華民國的統(tǒng)治。1924年，喇嘛首領圓寂，蒙古制定新憲法，把國號改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地圖上徹底與中國分開，不過在那段時間，他們只是脫離了政治上的管轄，民間的文化認同并沒有馬上改變，很多有影響力的人和老百姓，還保留一種面向中國的文化與歷史觀，這個事實當時并不鮮見。

蘇聯(lián)很快插手外蒙古的事情。蘇聯(lián)領導層擔心外蒙古保留這種對中國的認同，會影響他們把蒙古納入自己的影響圈。斯大林等人把這種擔心具體化為政策：一方面大規(guī)模政治清洗，用蘇聯(lián)和蒙古的安全力量肅清親華的政治人物；另一方面發(fā)起文化工程，切斷蒙古人和傳統(tǒng)文字、歷史記憶的聯(lián)系。政治清洗幾乎清除了所有公開主張與中國保持傳統(tǒng)聯(lián)系的政治集團。文字改革成為另一把刀。

關于文字的改變，有時間的線索。1941年，蘇聯(lián)開始推行禁止使用傳統(tǒng)的回鶻式蒙古文字，改用俄語西里爾字母設計的蒙文拼寫方案。1946年，傳統(tǒng)蒙文被廢除，西里爾蒙文成為蒙古國的官方文字。文字的更換不是技術問題，造成代際文化斷裂。書籍、家譜、宗教經(jīng)典用的都是傳統(tǒng)文字，新一代的讀寫能力直接對接新的文化體系，很多與中國乃至自身古代傳統(tǒng)有關的文獻被隔絕在新的教育體系之外。

蘇聯(lián)也對歷史人物進行了再造工程，成吉思汗在蒙古人心中一直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人物，但是在蘇聯(lián)的敘述中，他被描述為階級解放的障礙，被污名化為暴力的象征。有兩層目的：削弱蒙古人對成吉思汗像我們元朝那種直接和中國王朝血脈、政治繼承的認同；為蘇聯(lián)式的革命英雄譜系騰出位置。新的“祖先”人物被提拔出來，喬巴山、蘇赫巴托爾這樣的革命領袖被包裝成民族的核心英雄，成為教育和官方紀念的中心，成吉思汗的位置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被邊緣化或改寫。

斯大林死后，蘇聯(lián)的政策不一。1956年以后，赫魯曉夫對個人崇拜的批評產(chǎn)生了一些松動，成吉思汗的形象在某些時候被部分修正，但這種修正仍然帶有政治目的。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代，都用歷史來支持當下的地緣政治話語。勃列日涅夫時期甚至會用成吉思汗來反對中國的一些史觀，繼續(xù)把蒙古的歷史記憶納入蘇聯(lián)與中國之間的競爭之中。蘇聯(lián)在不同的時期用不同的策略把蒙古的民族敘事改造成對自己有利的形態(tài)。

回到更長的歷史脈絡看問題，蒙古和中原政權的關系并不是空白，蒙元時期，蒙古族的歷史記憶中就有對中原政權正統(tǒng)性的承認，歷史上有些蒙古首領會向中原王朝稱臣或接受冊封，這是事實，舉個例子，歷史文獻里有記載說瓦剌部首領也先跟明朝有過互動，接受過明朝的冊封，這說明當時存在一種政治和文化上的承認關系，用這些史料來反駁“崖山之后無中國”的說法是有依據(jù)的，換句話說，從元朝到清朝這幾百年的歷史里，漢文化與中央王朝的正統(tǒng)觀念已經(jīng)滲入到蒙古士大夫和部分民眾的認同當中，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切斷的。

這種歷史現(xiàn)實，也讓蘇聯(lián)的做法變得容易理解。斯大林害怕蒙古保留對“中國”這個概念的尊重，會使得蒙古人向中國靠攏或者保留獨立的文化根基，不利于蘇聯(lián)把蒙古國變成更加可靠的小衛(wèi)星。于是，政治清洗、文字改革、歷史重塑三板斧齊下，親中元素挖得很深。長此以往，幾代蒙古人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是蘇式教育、蘇式英雄譜和西里爾文字寫就的歷史，和中國文化直接的聯(lián)系就被削弱。

1991年蘇聯(lián)解體后蒙古國內部有一段去蘇聯(lián)化的浪潮，這個時期的運動在許多方面都受到俄羅斯內部反斯大林、反共思潮的影響，蒙古社會開始糾正過去被壓抑的記憶，把成吉思汗重新擺回正面的位置，許多被打壓的歷史人物被平反，教科書重寫，公共紀念物恢復，官方話語把成吉思汗寫成民族的正統(tǒng)祖先。這些舉措在短期內改變了民族敘事的表象，但深層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西里爾蒙文保留在國家體系中，很多文化生活、行政系統(tǒng)、媒體與俄羅斯保持緊密聯(lián)系，這被很多人視為一種新的依賴。

教科書和民間史料改寫也很極端。有些教材對明朝很敵視，把明成祖等人描述成殘暴的征服者，民間野史或者再加工史料，把復雜歷史人物關系改寫成極端的，試圖通過改寫獲得政治、民族純粹感。對清朝的指責也很強烈，影視、暢銷書中常見對清朝的負面敘述，把清的政策解釋為想分化蒙古、扶持宗教以控制民族。這些單向敘述在教育、文化中積攢，固化脫離中國的歷史觀，忽略歷史的多面性，比如藏傳佛教在元朝已有重要地位這一點不常被提及。

要把外蒙古的文化和認同問題完全還原到某一種單一的狀態(tài)，其實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蒙古國真的要走向“歸中”的方向，它要面對的矛盾會很多。比如蒙古國的喬巴山在蒙古敘事當中被塑造成了一個國父式的人物，如果要重新去評價他的歷史地位，那么很可能就觸及到了當前政治合法性的一個基礎，會引發(fā)很大的內部爭議。民族身份、教科書、貨幣、紀念制度，都圍繞著這個敘事而構建起來，要改變它，已經(jīng)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最后把目光放回日常，外蒙和中國內蒙古有著親緣關系，脫離政治管轄不過百歲，可兩地認同卻走得越來越遠，這段歷史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幾次外力干預、內部重塑疊加而成的軌跡，早期的強制去中國化、冷戰(zhàn)時期意識形態(tài)調整、蘇聯(lián)解體后的去蘇聯(lián)化卻又被俄化所取代，這三個階段共同促成了今天外蒙古民族史觀和國家象征的模樣，走進今天的蒙古，你會看到教科書、博物館、貨幣上不同時代的痕跡，那里寫著一個被外力多次改寫的認同故事，要理解當下的蒙古，就必須把這些外力放在長時間軸上考量，才能看到它們如何一步步改變了人們看過去和想未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