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的珠河縣城，空氣中飄散著濃重的血腥氣，一輛卡車在眾目睽睽之下緩緩駛過，車上捆綁著一位女子，她發(fā)絲凌亂，渾身浴血，手腕處的鐐銬早已磨破了皮肉，深可見骨。路邊的百姓認出，這便是那位傳說中騎白馬的女政委。她忽然艱難地抬起頭，用盡全身力氣嘶吼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勝利屬于中國！”，那聲音沙啞破碎，卻像一把尖刀劃破了沉悶壓抑的天空。日軍士兵慌亂地將她拖下車，軍官沖著她怒吼，趙一曼置若罔聞，只是遞過去一張寫著給兒子囑托的紙條。那張紙條上沒有半句求饒，全是讓兒子“堅持抗日”的遺言，日軍軍官看后氣急敗壞，這哪里是遺書，分明是一封向侵略者發(fā)出的挑戰(zhàn)書。

時間回溯到1935年11月，趙一曼為掩護戰(zhàn)友不幸腿部中彈被俘，隨后的九個月里，她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折磨。日軍見她是抗聯重要人物，先是許諾治好傷給予榮華富貴，企圖利誘，見她無動于衷，便立刻撕下偽裝。當年參與審訊的日軍大野泰治晚年回憶起那段場景，仍心有余悸，他們幾乎用遍了所有酷刑。皮鞭抽打只是“開胃菜”，傷口裂開后撒鹽、用燒紅的烙鐵燙，趙一曼痛得昏死過去，日軍便潑上熱鹽水將她澆醒，這種痛楚足以讓人咬碎牙關。緊接著又是辣椒水灌鼻、棍棒擊打腹部，在老虎凳上一塊塊加磚，直到聽到腿骨斷裂的脆響。

1936年7月，特務頭子林寬重實施了更為駭人的電刑，持續(xù)拷問長達七個多小時。電流穿過身體，趙一曼發(fā)出的慘叫聲令在場的行刑士兵都忍不住背過身去，大野泰治在日記中寫道，那慘叫聲如同來自地獄的嘶吼，即便如此，她始終沒有吐露半個字的機密。日本軍醫(yī)驚嘆這種承受力超越了人類生理極限，無法用醫(yī)學解釋，這正是信仰賦予她的超凡意志。就在生命最后的時光，趙一曼還展現出令人動容的柔情，她在醫(yī)院成功策反了看守警察董憲勛和護士韓勇義。年僅17歲的韓勇義為了幫她逃亡，賣掉了自己的金戒指和大衣，三人冒雨沖出哈爾濱，遺憾在距離游擊區(qū)僅二十里處再次被捕。面對日軍的嚴刑逼供，趙一曼將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堅稱是自己花錢收買了兩人，最終韓勇義僅被判處四個月徒刑，這位年輕的護士至死都不曾后悔。

1936年8月2日凌晨，在開往珠河的火車上，趙一曼忍著劇痛，給兒子寧兒寫下最后的遺書。車廂劇烈晃動，手腕的傷口還在滲血，她一筆一畫地寫下對兒子的期盼，同時也用智慧騙過了敵人。她編造虛假口供自稱“湄州人”，利用四川宜賓方言里“走湄州”意為“倒霉”的俏皮話，直到犧牲，日軍都沒能搞清她的真實姓名和背景。這位母親用生命最后的力量保護了親友，將對國家的深愛深藏于字里行間。

如今走進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隔著玻璃凝視趙一曼用過的那只帶缺口的搪瓷碗，那是她受傷喝藥留下的痕跡，仿佛還能感受到當年的溫度。英雄也是血肉之軀，會痛會流淚，趙一曼的痛楚不僅僅在于肉體的摧殘，更在于母子分離的煎熬，她將這份痛化作了抵御侵略的武器。那些曾對她施以酷刑的日軍戰(zhàn)犯，晚年回憶時心中既有恐懼也不乏敬意，他們能打斷她的骨頭，卻無法折斷那雙望向未來的眼睛。八十多年過去了，珠河小北門外的槍聲早已消散，趙一曼那刻入骨髓的吶喊，已化作一粒粒種子，在中華大地的每一寸土壤深處悄然生長，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