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殺雞取蛋”到“筑巢迎鳥”：
中國僑匯往事

張欣

摘要：僑匯券可購買計劃以外的油米以及各種高檔的商品，可以按平價買到茅臺酒和中華牌的香煙，更使人眼紅。寫大字報的人心里也明白，此種生活上的差距最易挑起仇恨。有的地方任意揪斗僑眷、歸僑；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把有海外親屬關系的干部、職工開除、下放。僑眷、歸僑同國外親人的正常通信聯(lián)系被扣上“里通外國”的帽子；國外匯來的贍家僑匯，被說成是“特務經費”。甚至有人公開說：“有的地方歸僑多，是‘特務聯(lián)合國’?！?/p>

1978年1月，60歲的彭光涵站在北新橋王大人胡同1號海棠院里，胸中有股“重新解放”的激動勁兒。

彭光涵耳邊響起1977年深秋，原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的一席話：“文革”結束了，小平同志指示我們要盡快恢復僑務機構，先把“廟”建立起來。你留下來幫我建這個“廟”吧！

彭光涵

彭光涵被點將，成了新成立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簡稱國僑辦)的秘書長。他的第一項工作，是從北京市政府手中要回被稱為“僑委大院”的北新橋王大人胡同1號院。

1949年10月，剛成立的中僑委就是在這里掛牌成立，住在附近的老百姓遂將這條胡同稱作“華僑胡同”。

1952年，時任中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彭光涵一家搬入“僑委大院”里的海棠院。

在彭光涵大兒子安哥的記憶里，海棠樹的樹冠把這占地約有一畝的院子的大部分都遮住了，春天開花時，滿院花香。

當年，中僑委的干部大部分是來自馬來亞、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地的歸國華僑。安哥記得，有個叔叔打籃球的時候常穿一件黑背心，前胸和背后都印著一只躍起的白貓?；貒鴧⒓痈锩?，他曾是泰國黑貓俱樂部的主力隊員。

1970年6月，中僑委被撤銷，有“海外關系”的僑務干部下放“五七干?！?，籃球場空了，熱鬧的“僑委大院”冷清下來。

沒變的，是如雪般的海棠花隨風飄落，年復一年。

周恩來簽署保護僑匯命令

20世紀50年代，令人震驚的消息不斷傳入海棠飄香的中僑委大院。

在南方僑鄉(xiāng)，“華僑有錢，有僑匯的都不是好東西”在不少土改干部中流傳。有的土改隊把僑眷抓起來，甚至用刑，迫使其寫信向華僑求助，匯款贖人。

有的僑眷沒有一畝地，但因為有僑匯而被劃成地主批斗；不少僑眷擔心挨斗，紛紛寫信給海外親人不要寄錢回家，有的接到了僑匯單卻要將匯款退回；有位華僑寄回些錢給病故的紅軍師長哥哥修墓立碑，遭到鄉(xiāng)干部的反對，說“資產階級的錢不能用在烈士身上”。

在泉州，海外華僑寄錢回來，村干部比僑眷知道的還早。匯單前腳到，村干部后腳就進了家門，他們提出種種理由讓僑眷出錢“做貢獻”，修路、買公債、投資，就連小學校缺幾根竹竿、村里搞宣傳買紙，也找僑眷。

村干部說，金山客(華僑)在金山(泛指海外僑居地)開鋪賺大錢，僑匯是剝削來的，農會要點合情合理，也是對僑眷的改造。

彭光涵記得這樣一組數字：1951年9月，廣東省的僑匯收入比6月減少了1/3。廣東四邑地區(qū)的僑眷收到了僑匯單不去領，而是把僑匯凍結在香港，被凍結的僑匯占該地區(qū)僑匯總數的40%。

中僑委很快將這些情況匯報給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周恩來把僑委的人員召集在一起，非常生氣地問：“怎么還在爭論華僑寄錢回來，接受僑匯是不是剝削，是不是合法的問題？這是多么幼稚的問題！”他最后決定以自己的名義，發(fā)一個保護僑匯的命令，“不是可執(zhí)行可不執(zhí)行，而是命令，必須執(zhí)行。”

1955年2月23日，保護僑匯政策的命令下發(fā)：華僑接受僑匯合理合法、利國利民，他們對自己的合法收入具有所有權，可用于生活家用，也可用于婚喪嫁娶，是否存款完全自愿。

這張命令在廣東、福建僑鄉(xiāng)廣為張貼，署名：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郵局成了貨運公司

1954年，彭光涵的妻子吳昭調入中僑委，擔任僑匯科科長。

吳昭深入僑區(qū)調研時發(fā)現，盡管有保護僑匯政策，有的地方仍然變著法子向僑眷開刀，晉江一位僑眷要做功德(一種祈福儀式)，鄉(xiāng)長的條件是要他買1000萬元(舊幣)公債。

僑匯下落的趨勢并未明顯改善，物資供應不足是主要原因。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經濟政策下，僑眷分到的物資配額少得可憐，根本吃不飽飯，僑眷對此反應強烈。

由于物資供應不足，從1955年開始的從境外帶回油、糧、食品、布疋的熱潮，到1956年又創(chuàng)新高。據福建統(tǒng)計，每季從境外寄回來的布疋達6000包。

這種“以物代匯”的現象日益嚴重，郵局成了貨運公司，外貿出口的糧、油、食品、布疋等生活用品，在港澳轉個圈又寄了回來。

而僑眷遷去香港的人數與日俱增，以致美、菲的僑匯約1/2滯留在香港。

“以前對待僑眷，像殺雞取蛋，現在金雞出走了，釜底抽薪了！”彭光涵和吳昭很著急。

“僑匯券”靈感來自蘇聯(lián)老大哥

1956年下半年，在僑委的一次業(yè)務會議上，廖承志非常嚴肅地說：“現在僑匯下降得很厲害，以前一年有五六個億，今年上半年才一個億，真是要命啊！國家外匯真的不夠用了，我們要幫助朝鮮、越南、緬甸、柬埔寨，都要錢，要外匯。”

廖承志

“國家外匯一半來自僑匯等非貿易外匯收入，今年的增匯指標應為100%，我們僑委的責任重啊，全機關的同志都要想辦法，特別是僑匯科的同志。”廖承志把目光投向了吳昭。

吳昭提出了發(fā)放僑匯券和建立華僑商店的設想。廖承志對“華僑商店”這個新名詞產生了興趣，“第一次聽到，以前沒聽你們說過?！?/p>

“1955年三四月間，我突然想起有本書里曾講到蘇聯(lián)在戰(zhàn)時爭取外匯的事情。”彭光涵回憶說。吳昭查到：1932年，蘇聯(lián)成立國際商店作為國家收入外匯的一種手段。

夫妻倆很高興，認為可以借鑒蘇聯(lián)老大哥的辦法，開外匯商店，讓有外匯的歸僑僑眷在商店里買東西，解決“以物代匯”的問題。

“華僑商店”的構想獲得了中國銀行僑匯處處長葉啟明的支持。吳、葉兩人聯(lián)名向中僑委黨組提出報告，建議建立爭取外匯的新辦法。他們給出的方案是：根據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政策，增加一種新的供應制度，即憑僑匯收入按一定比例發(fā)僑匯券，僑眷或者其他收到非貿易性外幣匯款的個人或家庭，可以憑銀行發(fā)的僑匯券向指定的供應單位購買一定數量的統(tǒng)銷物資。

二人興沖沖地給上級打了報告，卻被潑了冷水。理由很簡單：這是反對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

大帽子下來，新辦法擱置。

此時，廖承志問起這事，吳昭覺得有希望了。

很快，由吳昭起草的發(fā)行“僑匯券”以爭取外匯的方案得到周總理的批示。

“僑匯券”

1957年7月，國務院批準了“關于爭取僑匯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為了團結華僑和爭取僑匯，國家對有僑匯收入的僑眷和歸僑的生活資料應給予照顧，并指示廣東福建兩省，對于某些統(tǒng)銷物資，在一般定量之外，根據僑匯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發(fā)給規(guī)定限度以外的特別證票，僑眷和歸僑可以持僑匯券向指定的供應單位購買，其供應價格應高于統(tǒng)銷價格。

1958年，福建、廣東率先發(fā)行僑匯券，廣西、上海、湖南等13個省市區(qū)也相繼而動。同時，在僑區(qū)和大中城市開設華僑商店，或在一般國營商店中設立僑匯物資供應專柜。據統(tǒng)計，當年的僑匯，比上一年增加了40%多。中國銀行“無米下炊”的艱難日子少了；外貿部把部分出口商品轉為內銷，專供僑匯商店，節(jié)省了大量運費和工作量，而從銀行取到的外匯總額，比直接對外貿易中得到的外貿總額增加20%；地方商業(yè)單位開設了華僑商店，可以取得特供商店的差價為利潤。

“特務聯(lián)合國”

從1958年起，僑委大院里海棠依舊飄香，卻再也聽不見吳昭的歌聲。

那年6月，吳昭提出的“僑匯券”政策被中僑委黨委定性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破壞黨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被開除出黨，降級降薪，下放勞動。

7月，彭光涵也被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降級降薪，下放勞動。

8月，海棠樹開始掛果，夫妻二人踏上南下的列車，到海南島興隆華僑農場勞動改造。

1966年，“文革”開始，“海外關系”如同洪水猛獸。因為有所謂“海外關系”而被定為“里通外國分子”、“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歸僑、僑眷有3萬多人。

僑匯也成了被批斗的口實。作家陸文夫的小說《人之窩》有這樣一個情節(jié)：

一張大字報指出，國家干部馬海西，竟然“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打得體無完膚”，和他在臺灣的大舅掛上了鉤，當上了特務，月月接受從臺灣經香港匯來的津貼。

大字報還列出了來自海外的財物清單，足足三大張紙。這本來是一張枯燥無味的清單，可閱讀大字報的人卻對此最感興趣，讀出了聲音，嘖嘖稱奇，國外竟然寄來了那么多好吃的：鳳尾魚，午餐肉，悶牛舌，克寧奶粉，速溶咖啡??特別是那些僑匯券，更使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

而僑匯券可購買計劃以外的油米以及各種高檔的商品，可以按平價買到茅臺酒和中華牌的香煙，更使人眼紅。

寫大字報的人心里也明白，此種生活上的差距最易挑起仇恨。

有的地方任意揪斗僑眷、歸僑；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把有海外親屬關系的干部、職工開除、下放。僑眷、歸僑同國外親人的正常通信聯(lián)系被扣上“里通外國”的帽子；國外匯來的贍家僑匯，被說成是“特務經費”。甚至有人公開說：“有的地方歸僑多，是‘特務聯(lián)合國’?！?/p>

華僑商店和海關、銀行共同辦公

1973年3月，彭光涵拿著廖承志的“薦書”到廣東，重建僑務機關。即便是中央僑務機關尚未恢復，走在花樹蓊郁、空氣溫濕的廣州，他還是覺得“天快亮了”。

彭光涵在僑鄉(xiāng)開展了香港買單(預付款)、內地提貨業(yè)務。華僑或國外務工人員回國探親，可以在香港中國旅行社付款，過關以后到中國旅行社設在廣東各縣市的分社提貨。所購電視機、自行車、照相機等商品一律免稅。

當時國產的手搖式計算機是相當高級的計算工具，只有科研機構等少數單位可以見到。有華僑從香港帶回一批輕巧方便的計算器，彭光涵動員他送給了各縣公社。“公社干部把計算器當寶貝，用來算工分，噼里啪啦按幾下就行，省了不少撥算盤的時間?！?/p>

回國探親的華僑還可以免稅帶一臺電視機和一臺錄音機。夜幕降臨的時候，僑眷把電視機搬到院子里，老百姓齊聚觀看。

僑鄉(xiāng)的沉悶空氣，終于被撕開了縫隙。

1977年國慶期間，小平同志在接見華僑、港澳同胞國慶代表團時講到：說什么“海外關系”復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關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系。

“海外關系”終得正名。1978年1月，彭光涵和吳昭重返王大人胡同1號，只是此時的吳昭已因突發(fā)腦溢血而全身癱瘓，完全失語。

中僑辦新起的“廟”急招“菩薩”。方禊被相中，從國內貿易部調入中僑辦，任僑匯處處長。

此前，中央明確指出，僑匯是歸僑、僑眷的合法收入，國家應予保護和鼓勵。并要求各地適當解決僑匯收入地區(qū)的物資供應。

1978年3月，國家恢復了僑匯留成(指按比例留給地方使用的外匯額度)和僑匯供應物資(指憑僑匯票證供應的物資)，以吸引僑匯。

對于贍家僑匯，由省、地(市州)、縣商業(yè)、糧食部門參與分成，在中央確定30%的留成比例中，三級各留三分之一；建筑僑匯則由三級計委、建委、城建部門參與分成，在中央確定的40%留成比例中，三級各留三分之一。

方禊說，提高僑匯留成，就是為了調動各級政府吸引僑匯的熱情和積極性。

1979年，中國華僑僑匯服務公司廣東公司(又稱廣東僑匯公司)成立。這家“進口商品免稅店”算得上是當年廣州最高檔的地方。根據當時的政策，華僑商店只允許臺灣同胞、華僑、外籍華人、出國人員持用外匯買東西，而且必須與護照同時使用。

當時的僑匯商店接收美元、港幣、馬來西亞元、臺幣等。那時，海關、銀行和商店共同辦公。對持有外幣來購物的華僑，海關要先驗明正身；下午打烊前，商店會把從華僑手中收到的外幣拎上樓給銀行。

這樣的免稅“華僑商店”在中國各地開花。北京西單商場的二層，也有一家這樣的“華僑商店”，中國銀行在那里設有外匯兌換點。

“僑務工作不是中僑辦一家的事?！狈届浀?，當年每次開僑務會議都很熱鬧，外匯管理局、中國銀行、海關、建設部、商業(yè)部、財政部都會參加。

在為中國最初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外匯支持之后，20世紀80年代僑匯券和華僑商店逐漸淡出歷史舞臺。1987年，北京停用僑匯券。

方禊認為這是自然而然，“國家對外匯的需求不再那么緊張，物資管制也不復存在，僑匯券的生命就走到了盡頭。”

最早賦予僑匯券生命的吳昭，則在1978年12月等到了恢復政治名譽的決定。

初看到“決定”時，她反應平淡，似乎不太相信這是真的。直到廖承志那熟悉的筆跡映入眼簾，她木訥的面孔才露出一絲笑容，之后放聲痛哭。從“殺雞取蛋”到“筑巢迎鳥”：中國僑匯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