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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雖然自視為“中央之國”中國，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從那些華夏體系之外的四夷之國獲利，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必然要向美國及歷史上那些建立過全球霸權的老歐洲帝國學習，學習怎么用“仗劍行商”的手段，維護自己的全球化利益。但在如何應對強大外敵入侵的問題上，還是有足夠經驗可循的。無非是把歷史上那些強大的游牧政權，置換成當下的美國罷了。

漢朝立國之初就遭遇了險些讓劉邦喪命的“白登之圍”。軍力不如匈奴的情況下，采取了“和親”政策與匈奴交好。直至漢武帝繼位之后，韜光養(yǎng)晦了六十多年的漢朝，終于敢對入侵的匈奴人說不。

此后持政五十余年的漢武帝北征匈奴、南服百越、東并朝鮮、西通西域，成為中國版圖的奠基人。公元前36年，漢將陳湯與西域都護甘延壽，翻越天山擊殺北匈奴郅支單于。值得一提的是，郅城單于王庭所在的“致支城”就是唐朝名將高仙芝，與阿拉伯聯軍激戰(zhàn)的“怛羅斯城”。高仙芝的失敗，讓唐朝失去了對中亞地區(qū)的控制權；陳湯的成功，則讓北匈奴從漢朝的外敵名單中消失。

整個戰(zhàn)役策劃者是陳湯，甚至為了不錯失戰(zhàn)機而假托朝廷名義，征召西域各國軍隊，以及屯田西域的漢軍。事后陳湯對朝廷的解釋是“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認可這次行動的朝臣們也認為，陳湯雖無朝廷授權，但卻震懾了四夷，且沒有耗費國家的錢糧就完成了使命。最終陳湯等人被赦罪封賞。

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卻必須遵循大原則。陳湯能夠免責，是因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原則是漢武帝定下的。公元前104年，漢武帝派出使團帶上一匹金馬及千兩黃金，向大宛國求取天馬。然而認定天高皇帝遠的大宛國王非但拒絕了漢朝，大宛人還為了財物劫殺了回程的使團。

由于與匈奴戰(zhàn)事正酣，朝臣們對漢武帝遠征大宛的想法都持反對態(tài)度，尤其李廣利的第一次遠征因為準備不足，大敗而歸。大宛輕視漢朝的態(tài)度與李廣利的失敗，都因為這個國家與致支城一樣位于天山外圍，漢軍遠征的話就必須翻越天山，即便取勝也難以控制土地。

漢武帝卻堅定的認為，征服大宛固然是為了得到天馬，但更重要的是大宛敢犯強漢而不受懲罰，必為西域諸國所仿效。對于當時的漢朝來說，經略西域就如現在中國的全球化需求一樣。一旦形成破窗效應，將極大壓縮中國的外交環(huán)境。最終在漢武帝的堅持之下，漢朝以傾國之力取得了二征大宛的勝利，為后來“西域都護府”的設立奠定了基礎。

通俗點說，大國崛起必須殺只雞。美國崛起的道路上，曾經殺了無數只雞，委內瑞拉不過是其中一只罷了。關注全球沖突活動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武裝沖突地點與事件數據庫項目”，1月13日發(fā)布的數據表明，特朗普就任后的一年時間里（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5日），美國進行了573次空襲和無人機襲擊。如果加上與盟友合作進行的襲擊，特朗普政府發(fā)動襲擊的次數則高達658次。

回歸到中國崛起的問題上來說，無論中國有多么不愿意發(fā)動戰(zhàn)爭，都必須遵循“以戰(zhàn)止戰(zhàn)”的規(guī)律，選一只敢無視中國核心利益的雞。否則無論實力有多強，未經實戰(zhàn)的短板都必然影響中國的對外影響力。至于這只雞是在海峽對岸，還是在東海之東，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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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三要素

漢朝武德充沛的背后，是漢軍極強的戰(zhàn)斗力。先進的武器、嚴密的組織性，以及尚武精神，則是戰(zhàn)斗力的保證。

先來說說武器的問題。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軍事技術尤其是武器的領先性，是一切的保證。1993年出土于連云港《武庫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兵車器集簿》記載了西漢東?？の淦鱾}庫的庫藏數字。包括各式弓弩共計615228張，箭矢11458424支，弓乘輿1199316（乘輿511），甲鎧142701領，頭盔98226頂，長兵器614546支，刀劍311069。。。。數量之驚人，以至于有研究者認為，這個數字是不是西漢立國190年來，入庫的總武器數字。即便如此，也足以證明漢朝在武器裝備上是何等的領先。

反觀匈奴那邊，受限于生產力，裝備就有點慘不忍睹了。在總結漢軍戰(zhàn)力時，陳湯寫道“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意思是說過往的時候，一名漢兵相當于五個匈奴人。原因是匈奴人的兵器和弓箭水平不行，現在打了那么多年，匈奴那邊也學了漢朝制作兵器的技巧去，但漢軍仍然能夠以一抵三。

就中美之間的軍力比較來說，美軍無疑在很長時間里，憑借武器的數量、質量優(yōu)勢，擁有以一敵三，甚至以一抵五的能力。如今隨著中國制造業(yè)的絕對領先，以及軍事技術的爆發(fā)式突破，中國在武器裝備上，已經與美國完全沒有代差，甚至部分技術有所超越。雙方的差距，更多只是在于存量罷了。

再來說說組織性問題

軍隊與烏合之眾的本質區(qū)別在于組織性。組織性的強弱，與一支軍隊的戰(zhàn)力呈正比關系。

組織性的核心是“令行禁止，賞罰分明”，個人意志必須符合集體意志，集體意志又必須有一套嚴密的規(guī)則。漢承秦制，漢朝的軍隊組織形式，很大程度是繼承發(fā)揚了秦朝的軍功爵制。核心有兩點，一是繼承了秦朝軍制“斬首援爵”制，軍功、爵位與斬首數量直接掛鉤（必須減去己方的損耗）；二是“非有功不得侯”制。秦軍的軍功爵是不能繼承的，但漢朝的侯爵是可以繼承的。每個爵位對應著不同戶數的食邑，可能享用食邑中百姓所繳納的租稅。這意味著，如果你的功勞大到可以封侯，那不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還能福及子孫后代。

這也是為什么，漢朝將領對軍功極度渴望，陳湯便是冒著矯詔的罪名也要抓住戰(zhàn)機。而李廣每每因己方損失，難以沖抵斬獲而抱憾終身。

有獎就要有“罰”用美國人的話說就是“胡蘿卜加大棒”。古代東亞軍隊有一個不符合現代理念的懲罰制度，那就是“同生共死”，也就是連坐制度?？梢哉f越是戰(zhàn)力強的軍隊，這點執(zhí)行越嚴。

比如很多人會奇怪，吐蕃當年怎么就那么強大。唐書里面其實就把這武德三要素都寫全了，對尚武精神的描述是——“其宴大賓客，必驅耗牛，使客自射”；對武器裝備先進性的描述——“其鎧胃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對組織性的描述——“每戰(zhàn)，前隊盡死，后隊乃進?！薄捌渚甲詾橛?，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

晚唐之時，朱溫能夠在各路軍閥中脫穎而出，成為唐朝終結者，也是因為堅決實施“連坐殺法”。具體叫“跋隊斬”，“將校有戰(zhàn)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簡單點說，一個部隊的長官戰(zhàn)死，他的部下就得全部處斬。

即便是近代，這一法則依然在起作用。1928年，蔣介石頌布《國軍抗戰(zhàn)連坐法》，規(guī)定在作戰(zhàn)時，如班長同全班退則殺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直至軍長皆如此辦理；軍長不退而全軍官兵齊退，以致軍長陣亡則殺軍長所屬之師長，師長、團長、營長、連長、排長亦皆如此辦理，班長不退而全班齊退，以致班長陣亡則殺全班士兵。

當然，現代社會肯定不能用這種極端手段提升軍隊的組織性了。不過在軍隊中建立“同生共死”的意識，依然是提升戰(zhàn)斗力的有效手段。比如一支軍隊從一個地區(qū)征召，就有利于做到這點。優(yōu)恤烈士、激發(fā)軍人的榮譽感也是有效做法。就像剛才提到的吐藩也是這樣做的——“重兵死，以累世戰(zhàn)沒為甲門，敗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

游牧民族天生散漫，缺乏組織性是其一大劣勢。拿破侖在遠征埃及時，曾對法國騎兵與埃及馬木留克士兵的戰(zhàn)力做過一個聞名后世的總結——“兩個馬木留克兵絕對能打贏三個法國兵；一百個法國兵與一百個馬木留克兵勢均力敵；三百個法國兵大都能戰(zhàn)勝三百個馬木留克兵；而一千個法國兵則總能打敗一千五百個馬木留克兵。”這種反轉，就是組織性差異造成的。

反過來說，擁有單兵和戰(zhàn)術優(yōu)勢的游牧者，如果再能擁有極強的組織性，那就能夠彌補與中原王朝在武器裝備上差距，進而壓制住中原王朝。將劉邦包圍在白登山的冒頓單于，是匈奴帝國乃至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草原帝國的締造者。他的上位過程，就是將散漫的游牧者打造成一支真正軍隊的過程。

冒頓是匈奴第一代單于頭曼的長子。由于父親有意將單于之位傳給小兒子，冒頓便開始暗中訓練自己部屬的那一萬騎兵。具體的做法是下令全軍以他的“鳴鏑”（響箭）為令，他射向哪里，部下就必須射向哪里。在用鳥獸、坐騎甚至愛妻驗證過部下的忠誠，并處死敢于猶豫者后，冒頓在打獵時將鳴鏑射向了自己的父親，并在弒父后成為新一代的單于。

此后冒頓將匈奴各部重新編組為二十四個萬人隊，并劃分戰(zhàn)區(qū)，設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等官職，將匈奴人凝結成為了一支真正的軍隊。最終憑借高于其他游牧民族的組織性與紀律性，冒頓單于攻滅了大月氏、東胡等競爭對手，完成了北亞草原的統(tǒng)一。

在冒頓之前，整個歐亞草原上的游牧者都還是部落結構。組織性優(yōu)勢，使得北匈奴日后被漢帝國擊敗后，一步步的遷徙至歐洲，最終成為西方人眼中恐怖的“上帝之鞭”。值得一提的是，長城及中原王朝強大的組織性，是匈奴能夠率先做到這一點的直接原因。事實上，在匈奴崛起之前，歐亞草原中最強大的力量是代表白種游牧者的斯基泰人（也就是中國史書中的塞人）。

長城修筑之后，一代代的北亞游牧者為了突破這條防線，不得不一次次的效法匈奴，內卷出一個個草原帝國，而這些被“東亞怪物房”訓練出來的草原帝國被中原政權擊敗后，又幾乎都有殘余勢力帶著組織性優(yōu)勢，遷往歐洲稱霸。以至于如今歐洲那些游牧者的后代，都被標注為帶著亞洲屬性的“韃靼人”。

最后說說尚武精神

匈奴是個全民皆兵的民族，漢朝又何嘗不是。兩漢時期文武不分，能出將者亦能入相。陳湯自幼寫得一手好文章，初入仕途的第一份工作叫“太食獻食丞”。簡單點說，就是管御膳房的官員。后來又主動要求作為使者，出使西域。到了唐朝也是這種情況，安祿山的義父張守珪軍功卓著，唐玄宗就準備拜他為相，結果被張九齡阻止了。原因不是武將不能拜相，而是怕他日后再立功，沒有官職可升。

縱觀中國歷史，你會發(fā)現宋朝是一個分水嶺。宋朝以前，不管是大一統(tǒng)王朝還是亂世，都有一種非常尚武的感覺。缺點是將領容易擁兵自重，王朝的崩塌都是內部割據而起；從宋朝開始，中央集權得以加強，除了王朝初期有功臣覬覦權柄的風險以外，沒有一個王朝是因為軍事政變而硬著陸的。

最直觀的感受，是唐宋之間其實僅僅相隔的50余年，卻完全是兩個世界的感受。這件事情說穿了，就是宋朝為避免五代武人之禍再次上演，用“禁武令”的做法，把整個民族的尚武基因給抽走了。這里說的禁武令不是練武，而是民間擁有兵器。所謂“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便是趙匡胤的下的禁令。

比如你看水滸傳，“樸刀”的出現頻率非常高。就是因為樸刀又名“播刀”，是用來播種的家具，打了一個擦邊球沒有被禁。解珍、解寶兄弟的兵器是獵叉、李逵的兵器是板斧，也都是打了這個擦邊球。

禁武令無疑大大降低了中央政府的管理難度，也讓那些有異心的將領，難以迅速打造私軍。后來的元、明、清三朝，都頒布有類似的法令，將兵器和尚武基因集中留存于接受中央政府管控的軍戶中。

反之如果任由民間尚武的話，組織起來的農民，戰(zhàn)斗力并不會比游牧者低。典型的案例就是太平天國。清朝末年人口爆增，山多地少的兩廣地區(qū)，土客矛盾日益尖銳。官府無力彈壓之下，只能放任雙方械斗。為了在械斗中占據上風，土客雙方都在武器裝備、組織性上，完成了軍事化。至于太平軍核心，就是在土客械斗中成長起來的客家人。金田起義時的太平軍，不過兩萬人。正是憑借這兩萬骨干，太平軍幾乎將整個南方地區(qū)的滿城都給殲滅了，使得清朝不得不放權給曾國藩為首的南方地主，組建漢人民團來鎮(zhèn)壓太平軍。

回到漢朝的武德問題上來。漢朝對于民間擁有武器都持開放，甚至是鼓勵態(tài)度。放在當下，其實更像不禁槍的美國，而不像中國。美國槍支文化源遠流長，無論是移民時代、獨立戰(zhàn)爭，還是西部開拓時期，公民的持槍權都被認為是美國能夠做大做強的保障。以至于今天的美國雖然因為槍支泛濫而造成了很多混亂，但上升到破壞美國文化、影響美國人自由的“禁槍令”卻始終沒辦法落地。

漢朝對于民間持有武器的開放態(tài)度，繼承于全民皆兵的戰(zhàn)國時代。也可以說是“戰(zhàn)國怪物房”，為漢朝注入了尚武精神。由此也可以認為，唐朝的尚武精神是從“魏晉南北朝怪物房”里拼殺出來的。一直到宋太祖用“以文制武”的制度設計，終結了五代武人之禍后，這一趨勢才發(fā)生逆轉。只不過這并不能認為，華夏文明就此失去了尚武基因，更準確的認定應該是從顯性基因變成了了隱性基因。

美國有禁槍與不禁槍之爭，漢朝其實也一樣有過。古代的弓弩相當于現在的槍支，漢武帝的丞相公孫弘曾經建議，朝廷應該禁止百姓攜帶弓弩。認為十個賊人張開弓弩，一百個官吏都不敢上前，導致盜賊不能及時被捕獲，很多賊人都逃走了。因此允許百姓擁有弓弩害多而利少，是盜賊猖獗的原因。如果禁止百姓攜帶弓弩，那么盜賊抵抗時就只能短兵相接，短兵相接的話人多者勝。只要官吏人手能壓倒盜賊，肯定是勢在必得。盜賊的犯罪成本增加，那就不會想著犯法了，這才是正確的治理手段。

漢武帝就把這個建議發(fā)給群臣討論。光祿大夫吾丘壽王表示，古人制作兵器的目的，本意不是為了自己人互相傷害，而是為了制止暴行、討伐邪惡。平時用來防備猛獸、應對突發(fā)情況；戰(zhàn)時則用于守衛(wèi)和布陣。老百姓去當盜賊不是因為有了弓弩，而是因為官府教化不利。而且孔子也認為，射箭是一技之長。上古三代的禮法還有“大射之禮”，老百姓出于自衛(wèi)的理由才自備弓弩。如果禁了，反而會助長賊人的氣勢，讓老百姓沒辦法自救。

尤為擊中漢武帝的論據，是秦始皇也頒布過“禁武令”，收天下兵器于咸陽筑了十二金人。吾丘壽王認為，就是因為搞了禁武令，秦朝才亡的。此言一出，不光說服了漢武帝，就連公孫弘也趕緊撤回了自己的建議。漢朝則在尚武的道路一路狂奔。

有沒有發(fā)現，吾丘壽王反對禁弓弩的理由，幾乎與美國反對禁槍的理由如出一轍。在此列出，并不是說今日之中國，需要開放槍禁。只是想告訴大家，原教旨的中國文化，有著絕對不低于美國的尚武基因。今天也完全可以在尚武基因的顯露與內部安定之間找到平衡。學生必須接受軍訓；擴充預備役的數量；用政策和榮譽感，吸引更多良家子、技術人才行從軍；鼓勵軍民融合，把民用技術、民間人才納入軍事體系，都是具體的手段。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同樣是個很好的例子。以兵種來說，二戰(zhàn)時期發(fā)揮最大作用的是飛行員。丘吉爾曾經在英國空軍抵御住德國轟炸后動情地說“在人類戰(zhàn)爭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么少的人對這么多的人作過這么大的貢獻”。不過戰(zhàn)爭就是絞肉機，除了消耗大量鋼鐵以外，更消耗大量生命。完全依賴軍隊培養(yǎng)的日本，每年能培養(yǎng)的艦載機飛行員不過百人。很快就面臨飛行員嚴重不足的窘境，以至于后期只能簡單訓練學生，去執(zhí)行自殺式飛行任務。

相比之下，美國的飛行員儲備就要好得多。1940年的美國有各類航校700多所，數量更為龐大的民間飛行俱樂部。戰(zhàn)爭期間，每個月就能向軍隊輸送2500名飛行員。如今的戰(zhàn)場，無人機的作用越來越大，可以試想下一個擁有龐大民間無人機飛手的國家，在未來戰(zhàn)爭中將占據什么樣的優(yōu)勢。

簡而言之，當下再提“尚武精神”，不是說讓每個人都擁有擊斃鄰居的能力，而是讓更多的個體，成為戰(zhàn)爭機器的基石。當然，這完全不是說，中國要走軍國主義道路（軍國主義本也不屬于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主線是安居樂業(yè)，是耕種而不是奪取土地）。單純是形勢比人強，一如古代中原王朝來說，發(fā)展軍力并不是為了草原的牛羊、西域的美女，實在是樹欲靜而風不止。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