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頭邊放著一把菜刀，手機里躺著三千條催收短信。門外隨時可能站著“派單上門”的催收員——這是我39歲這一年里，某個周六下午的日常。

窗簾拉得死死的，我聽著自閉癥女兒在那兒自言自語，心里那種恐懼不是來自死亡，而是來自活著本身。在那一刻，我的信用已經(jīng)破產(chǎn)，我的家庭岌岌可危，我名下背負著53萬的房產(chǎn)抵押債和密不透風的網(wǎng)貸，而我唯一的救命錢，竟然還鎖在重病母親的養(yǎng)老金賬戶里。

曾經(jīng)，我以為人生會像2008年丈夫寫給我的第一封情書那樣，每一個字都代表著未來的純粹與透明。十六年后，我獨自站在天臺上抽著悶煙，看著腳下璀璨的城市，覺得自己像是一枚被這座城市嘔吐出來的殘渣。

我叫阿頓，是一名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在我真的被貼上“失信”標簽之前，我想把這段經(jīng)歷寫下來：一個人如何在疾病與債務的絞殺里，親手把生活推向廢墟；又是如何在那片血淋淋的廢墟上，試圖用文字撿拾回最后一點做人的體面。

// 密室里的審判

2025年5月17日，周六。

溫州的初夏已經(jīng)開始悶熱，但我家的窗簾全拉著，燈也沒開。屋子里沒有一絲風，像一口封住的井。

我蜷在臥室角落，背靠著墻，手心一直在出汗。手機屏幕隔幾秒就亮一下，震動聲短促而密集。催收短信一條條彈出來——

“我方已派單，你排在第4位，抓緊往家走，別想跑?！?/p>

我的枕頭邊放著一把菜刀。我不知道如果有人真的破門而入，我有沒有勇氣舉起它。但在那個時刻，它像一種荒唐的“安全感”。

“媽媽，誰會保護我們？”

8歲的女兒笑笑蹲在我不遠處，她是個典型的自閉癥孩子，平時總是沉浸在自己的邏輯里，但此刻，她似乎嗅到了空氣中凝固的恐懼。我看著她清澈卻遲滯的眼神，心如刀絞。我沒法告訴她，那個把我們拖進這間陰冷密室、讓全家人陷入絕境的惡魔，不是門外的催收員，而是我。

是我讓這個家走到今天。

39歲，在別人都在籌劃學區(qū)房或升職加薪的年紀，我正站在“老賴”的懸崖邊緣。

確診雙相情感障礙多年，我的生活像一架失控的過山車。病情好的時候，我能像常人一樣生活；躁狂來時，我會變得異?？簥^，消費沖動失控；抑郁落下時，我又會陷入長時間的遲鈍和自責。

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自己還能控制這一切。

我會在還款日前東拼西湊，用新的借款去填舊的窟窿；會把家里維持得看起來“沒問題”；會在親戚面前避而不談金錢。直到催收電話開始無差別地轟炸，我才意識到，那層體面已經(jīng)被撕得差不多了。

丈夫的態(tài)度是在那之后徹底冷下來的。

他不再爭吵，也很少指責，只是變得沉默。那種沉默比任何責罵都鋒利。我們坐在同一張餐桌前，卻像隔著一道看不見的墻。他不問我怎么解決，我也不敢再提未來。

親友開始疏遠。有人不接電話，有人回消息越來越慢。我能理解，他們只是本能地避開風險。

所有關系都在重新排列，而我站在最不體面的那一端。

// 怪胎的孕育與雙相的黑洞

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對錢的態(tài)度出了問題，并不是在負債失控的時候，而是在更早之前。

那時我還沒欠下這53萬房產(chǎn)抵押債務，也沒被催收電話圍堵。問題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存在著——它被包裝成“補償”“獎勵”“撐一撐就過去了”

2014年懷孕后不久，單位讓我停薪留職。笑笑2014年10月18日出生。為了“爭取表現(xiàn)”，我坐完月子就回去上班。母親在笑笑出生第二天住進精神科，此后直到去世，都沒能幫我?guī)н^孩子一天。丈夫每天上班前，把笑笑放在竹籃里送去親戚家寄養(yǎng)。

我在單位上班時反復出現(xiàn)幻聽——總聽見笑笑在哭。分離焦慮像一根繩子勒住我的喉嚨，最終我辭職，徹底離開職場。

我以為離開職場，焦慮就會結束。但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存在。

成為全職母親后，我的世界迅速縮小。白天是孩子、康復機構、菜市場；夜晚是失眠、刷手機、無法停下來的思緒。我和外界的連接只剩下屏幕。

從那時起，我像是把一個沖動消費的胚胎帶進了身體。它長大、發(fā)育，變成一個“不肯臨盆”的東西。每當我焦慮、空虛、失控，它就踢我：去買，去花，去透支。點下“立即購買”的瞬間，它會安靜幾秒，留給我一口虛假的喘息。

錢不再是生存工具，而是一種證明——證明我還活著、還有力量。我會在一個下午瘋狂下單幾十件根本穿不上的衣服；也會在深夜打車跨越半個城市，只為吃一碗其實并不想吃的宵夜。那快感像高燒，燒得我滿面通紅，燒得我以為自己無所不能。

消費帶來的不是快樂，而是一種短暫的“安靜”。

我曾試著向心理醫(yī)生描述那種狀態(tài)，說它像一個藏在身體里的東西，一旦不被滿足，就會不斷制造噪音。每點一次“立即購買”，噪音就會暫時停下來。

但躁狂退去后，抑郁會迅速接管身體。

我看著家里堆成山的快遞箱，連包裝都沒拆過，心里涌出一種近乎作嘔的厭惡：我到底在填什么？

我不知道該怎么面對錢。

我的父親極度節(jié)儉，出門永遠提著洗得發(fā)白的塑料袋，一分錢恨不得掰成兩半花；母親同樣患雙相，病發(fā)時揮金如土。

節(jié)儉與揮霍像兩根繩子，在我身上反復拉扯。

我既學不會安心花錢，也學不會拒絕消費。

結婚后，這個問題并沒有消失，只是被更嚴密地包裹起來。

二姨曾反對我和丈夫在一起，說他性格像父親——我和他結婚，兩個人都會被折磨。那時我不信。

2008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律所內(nèi)勤，第一個月實習工資500元，當時工資還是以現(xiàn)金形式發(fā)放。丈夫當時還是男朋友，做了一件在我看來儀式感爆棚的事。他叮囑我不能花掉這筆錢。他把錢放進相冊，并在邊上寫了一行字：“阿頓人生第一筆工資”，備注了每一張百元大鈔的編號。

假如我的金錢觀念有丈夫那么明晰，能夠在大學畢業(yè)參加工作后或者更早之前，就養(yǎng)成量入為出的習慣，如今的我就不至于背負這么多的債務了。

那筆錢后來被我偷偷花了，只剩下一串編號，像一串我不敢直視的證據(jù)。我開始在不告知他的情況下做決定：刷卡、分期、借款。最初數(shù)額都不大，像是在測試邊界。只要不被發(fā)現(xiàn)，只要還能按時還上，就好像什么都沒發(fā)生過。

我把這種行為解釋為“臨時周轉”“等我狀態(tài)好一點就結束”。

事實上，我只是把問題不斷往后推。

當他發(fā)現(xiàn)我偷偷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積蓄，甚至連笑笑的康復費用都難以為繼時，眼神里那種光熄滅了。取而代之的，是長久的沉默，和那種看陌生人一樣的冰冷。

我知道，我親手殺死了那個曾經(jīng)純真的世界。

我終于意識到，自己不是在偶爾犯錯，而是在一條失控的軌道上緩慢滑行。

消費不再是選擇，而是一種反射動作；債務不再是意外，而是遲早會到達的終點。我不僅是個病人，更成了這個家庭里最不可理喻的賊。

//沖突與天臺上的喘息

家本該是避風港，但那段時間它更像審判室。

我們不再爭吵。準確地說，是丈夫不再和我爭吵了。

當53萬抵押債和網(wǎng)貸清單攤在陽光下，我和丈夫之間最后一點溫情也被燒成灰。他不再是那個會把鈔票編號寫進相冊的年輕人，而是一個被生活壓彎了腰的中年男人。

“錢是你自己造光的，債你自己想辦法還?！?/strong>

他開始長時間地沉默，即便坐在同一張餐桌前，我們也像是隔著萬水千山。這種冷暴力比催收電話更讓我窒息。我知道他在恨我，恨我的病，恨我的貪婪，更恨我毀掉了他為女兒構筑的最后一絲安全感。

為了給自閉癥的笑笑攢康復費，他原本在一個死工資的崗位上熬著，后來硬著頭皮去兼職賣薄膜。那個曾經(jīng)連理財都一竅不通的人，為了錢，開始在各種客戶面前點頭哈腰。而我，卻在后方把這些血汗錢填進了雙相障礙的黑洞。

從2024年夏天開始，他不再主動給我生活費，也停掉了我的社保繳費。以前每月固定的兩千元支出支持被取消，我需要用錢時，必須說明用途。他說：“你自己去上班，才能明白賺錢有多不容易?；▌e人的錢你永遠不會心疼?！?/strong>

最扎心的是我提起社保時，他冷笑：“像你這么折騰，能不能活到能領退休金的那天都不一定，續(xù)繳有什么意義？”

那一刻我才發(fā)現(xiàn)，在他眼里，我不僅是一個負債者，還是一個隨時會被家庭清退的“風險源”。我們心照不宣地維持著貌合神離。為了給笑笑攢康復費用，他開始在原有工作之外兼職賣薄膜、跑客戶、陪笑臉。那個曾經(jīng)連理財都不太懂的人，開始反復計算每一筆收入。

而我，卻成了那個在賬目另一端不斷制造不確定性的人。

每當家里的空氣凝固到無法呼吸時，我就躲到頂樓的天臺。那是我唯一不用解釋的地方。

天臺上的風總是很大，帶著一種涼薄的快感。我坐在冷硬的水泥板上，腳邊散落著煙頭和空易拉罐。鄰居兼閨蜜橫條偶爾會陪我坐著，我們都不說話，只是沉默地看著城市遠處的燈火。

“你打算怎么辦？”橫條問。

我吐出一口煙圈，看著它被風瞬間吹散：“我不知道，可能真的要成老賴了吧?！?/strong>

在那段日子里，天臺像一艘逃生艙。在那兒我不必做妻子、母親、債務人。我只是一個在廢墟上喘息的靈魂。橫條的陪伴沒有說教，只有那種同為中年女性的默契——我們都在生活的泥淖里掙扎，只是我陷得更深一點。

我也不是沒想過跳下去。一想到笑笑——她需要固定的路線、固定的時間、固定的人。如果我消失，這些都會被打亂——我的心就縮緊：我不能走。信用可以破產(chǎn)，命不能丟。

我得活下去。哪怕活得很難看，也要把債一點點還清，把那個被我親手打碎的人，一片片撿回來。

//掙扎：

信用社會的“準老賴”圖鑒

2025年是我39年人生里過的最心驚膽戰(zhàn)的一年。

從1月起，我的美團、微粒貸、借唄和花唄陸續(xù)逾期欠款。截至8月底，我收到3000余條威脅上門催討、起訴申請強制執(zhí)行的短信，平均每天至少12條。電話更夸張，每天二三十個。

我學會了分辨催收的等級。銀行體系的短信相對克制，多半只提示逾期；外包催收則更直接，措辭夸張，時間點混亂。有時凌晨，有時周末。它們不關心你是否在睡覺，只在意你是否還會回應。

回應本身是一種消耗。

我曾試著接聽，解釋自己的情況，說明正在努力周轉。但很快發(fā)現(xiàn)，這樣的對話沒有意義。對方只關心兩件事：什么時候還、能不能現(xiàn)在還。

后來我就拒接了。

可拒接并不意味著結束。電話會打到丈夫那里，打到朋友那里，甚至打到一些我并未填寫為緊急聯(lián)系人的號碼。有人好心提醒我，有人沉默，也有人開始疏遠。

丈夫也常在工作時間接到來電，罵完對方，回家再把怒火砸向我。

有一次，一個催收電話打得很久。中午他開廠車約我在家附近見面，我坐在車里聽他念叨半小時：

“你別抱幻想了，我不會幫你還一分錢。大不了離婚，法官說我該背多少債，我就背多少債?！?/strong>

我的手機不再是通訊工具，而是一個隨時會引爆的手榴彈。

我第一次借網(wǎng)貸是在2017年9月1日，借唄4000元。那之后，我像染上癮一樣反復借到2024年底。動筆寫這篇文章時，我才真正理解朋友說的“家庭收支要動態(tài)平衡”是什么意思。

其實丈夫是幫我還過一筆網(wǎng)貸的。2018年-2020年，我一直處于負債狀態(tài)，瞞著丈夫，最終欠下網(wǎng)貸和人情債總計10萬元。因為心中一直背負秘密，那三年，我的軀體化癥狀很嚴重，時常忽冷忽熱，肩酸背痛。

2020年年底，我實在承受不住心理壓力，把秘密透露給了橫條。我們窮盡想象，羅列出丈夫得知我欠債十萬消息的反應：破口大罵、摑巴掌、沉默不語、掀桌暴走、當面提出離婚等。為了確保我的人身安全，我們決定約在星巴克見面，在公眾場所丈夫會被迫控制脾氣。見面時所有預想的情況都沒發(fā)生。會面結束，丈夫說：“就這事兒??？我以為你要告訴我你得癌癥了。為什么不在家里說，還要叫朋友來？你怕我打你？白白花了咖啡錢?！?/p>

當晚回家后，丈夫幫我一次性還清10萬的欠債。他不停地翻閱我的消費記錄和借款信息，拿著計算器按了三個小時，還是沒能搞清楚網(wǎng)貸平臺的套路。“算了，我們是算不過資本的。你沒錢了就會吃藥逃避，有錢了又樂開花，你根本沒有病，窮才是病。”丈夫理了一周的亂賬，還是理不出頭緒。

但到最后，這些年我到底欠了多少，幾乎成了糊涂賬。按53萬抵押本金平均下來，每年約7萬，但真實數(shù)字更高。自2014年起我做全職媽媽，收入全靠丈夫。丈夫給的生活費從1500漲到2000，可我的實際消費水平接近每月2萬（含還債）。提前消費帶來的快感遠小于臨近還款期的焦慮。我一直瞞著丈夫和母親，東拼西湊，把自己活成一個隨時會塌的帳篷。

后來我才發(fā)現(xiàn)，很多“小額平臺”的放款方其實是銀行。逾期久了，催收業(yè)務被外包，催收公司水平參差不齊，隱私也可能在灰色鏈條里流轉。今年8月，我的朋友、嫂子都收到了關于我的催債短信——我甚至沒有在合同緊急聯(lián)系人里填過她們的電話，有的號碼我自己都沒有存。

為了確認自己是否已經(jīng)被起訴，我開始反復登錄“浙江微法院”，一遍遍輸入身份證號搜索。

輸入身份證號，點擊查詢，頁面刷新。沒有結果時，我會松一口氣；可那口氣還沒完全落下，又會忍不住再查一遍。

那個藍色頁面冷靜、簡潔，沒有任何情緒。它只是陳列可能性：執(zhí)行、限制消費、失信。

“失信名單”這四個字讓我反復停留。

不能坐飛機，不能買高鐵一等座，不能入住高檔酒店——這些限制本身對我來說并不致命。真正讓我恐懼的，是它背后的含義：你不再被視為一個可以履約的人。

銀行考慮是否放貸時，首先會審核借款人的征信，假如查到借款人從三家以上的網(wǎng)貸機構借款，逾期記錄超過一個月，就會拒絕放貸。如果網(wǎng)貸機構數(shù)低于或等于三家，逾期還款時間在一周以內(nèi)，綜合其他因素（比如個人是否有工作，有社保，名下有資產(chǎn)），才可能放貸?！般y行特別討厭小額貸客戶，幾百一千地借了很多筆，銀行會默認為你很缺錢，缺乏還款能力。”我的一位在銀行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其中的門道。

在這個社會里，一旦失去信用，你會發(fā)現(xiàn)很多門在你面前自動關閉，而關閉時并不會發(fā)出聲音。

我試圖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

我試過應聘電話營銷，在狹窄的工位上對著名單機械地撥號，迎接對方的謾罵，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和那些催收員互為鏡像；我試過應聘托兒所保育員，但長期服藥導致的思維遲鈍，讓我連最簡單的登記工作都頻頻出錯。在Excel測試面前，我僵硬的手指和空白的大腦，無聲地宣告了我與這個時代的斷層。

荒誕的是，我并非毫無能力。這一年，我拿到一筆三萬多元的版稅。是我畢業(yè)十六年來賺過最多的一次錢?？伤趥鶆彰媲爸皇且魂囷L，轉眼就沒了。我甚至笨到不知道該點哪個按鈕去查“我到底欠了多少”。那筆版稅幫我還清了當年微粒貸剩下的17639元。

我在BOSS直聘上卑微地投遞著簡歷。那些超市揀貨員、外賣員的工作，因為無法兼顧患有自閉癥的女兒，我只能放棄。

我越來越清楚：我和“上班的媽媽”之間，差的不是那份工資單，而是消費觀——她們有計劃、有克制，而我在沖動里透支，把明天當成提款機。有一份工作，是進入成人世界后保持“正常”的方式。我在自閉癥媽媽群里，有些上班媽媽吐槽為了賺點口糧錢忍辱負重當牛馬，全職媽媽就會調侃：“我們連當牛馬的資格都沒有?！?/p>

一個人長期處于貧窮狀態(tài)，容易產(chǎn)生習得性無助，變得妒忌、攀比，甚至會覺得別人的出手相助是理所當然的。當我意識到，自己是多么嫉妒借我錢的親戚朋友后，終于意識到一點，毫無節(jié)制的亂消費、對貧窮的恐慌，影響到了我的認知，甚至可以說損傷認知功能，扭曲了我的人格。

我永遠記得在母親的搶救室外，小姨當著眾人的面，語氣刻薄地對我說：“你現(xiàn)在就像只過街老鼠，誰敢借錢給你？”在這個信用社會里，沒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失去了被信任的資格。

但在最深的黑洞里，也有一絲微弱的光。發(fā)小在得知我的境遇后，轉來了一萬塊錢，只落下一句話：“拿去周轉，不用腆著臉去求別人?！蹦且豢?，我握著手機，在鬧市的街頭放聲大哭。這一萬塊錢保住的不僅是我的賬單，更是我最后一點搖搖欲墜的尊嚴。

欠債的近8年里，我得到過許多朋友的幫助，她們借我錢時會說不著急還。其中一些朋友手頭也很緊，比如一個長期患某種代謝系統(tǒng)疑難雜癥需要支付高額醫(yī)療開支的英語教師朋友，我找她借錢時，她當時窮得只能靠每天在學校食堂打飯解決一日三餐，她看到微信消息秒回：“你再熬三天，我一發(fā)工資馬上轉給你?！?/p>

有的雖然沒借錢，但會提供情緒價值，擔心我太過焦慮想不開，耐心聽完我的抱怨嘮叨，及時回復我，沒有一個人會惡語相向，或站在道德制高點批判我，有的還會給我介紹投稿渠道。

這一份份善意托舉著我，我很珍惜這些知道我負債累累真相還愿意幫我、并且相信我會好起來的朋友。某種角度而言，我的人生也是幸運的，有無數(shù)貴人相助，女兒雖然患自閉癥但屬于輕度，自己患雙相卻從未被迫住過一次精神病院，與丈夫關系差但不至于離婚。

我意識到，我必須從這種“準老賴”的驚恐中爬出來。如果我注定要墜落，我也要在那之前，拼命抓住任何一根能讓我緩降的繩索。

//轉折：

母親用死換來我的“生”

2025年，母親的病情進入晚期。

她患有阿爾茨海默癥，已經(jīng)很難分辨時間和人。有時候她會看著我，停頓很久，然后問一句：“你是誰？”

那段時間，她的手機卻比任何時候都忙。

催收電話接連不斷。鈴聲響起，她會下意識地去接，聽不太明白對方在說什么，只是反復應聲。我把手機調成靜音，替她攔下陌生來電，屏蔽催債電話。對她說：“媽，陌生電話都別接，那些都是壞蛋打來的?！彼c點頭，像個被安撫住的孩子。

9月，她離開了。那時她已經(jīng)記不清我是誰。

在靈堂升起的裊裊煙霧中，我跪在蒲團上，聽著周圍親戚的哀悼聲，內(nèi)心卻陷在一種無地自容的荒誕感里。我不僅在哀悼母親的逝去，我還在計算著她留給我的“最后一份禮物”——那是她作為一名退休職工，用死亡換來的喪葬補助金和撫恤金。

一共7.8萬元。

這筆錢，在平時的中產(chǎn)家庭眼里或許只是一輛車的首付，但在那一刻，對于被網(wǎng)貸逼入死角、瀕臨信用破產(chǎn)的我來說，它是一張通往人間的單程票。

辦完后事的那個深夜，我獨自坐在電腦前，燈光慘白。我打開手機，一個接一個地登錄那些曾讓我夜不能寐的APP。我像是一個正在清理戰(zhàn)場的士兵，機械地、顫抖地點擊著“確認還款”。

隨著金額一筆筆歸零，那些糾纏了我數(shù)千個日夜的催收短信終于停止了轟炸。屏幕上跳出的“已結清”三個字，此刻顯得無比諷刺。我看著存折上迅速縮小的數(shù)字，眼淚大顆大顆地砸在屏幕上。

我是一個多么失敗的女兒，竟然要靠母親的死，才能換回自己的“生”。在母親生命的最后幾年，她因為病痛受盡折磨，而我因為債務心不在焉；她連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卻在冥冥之中用她最后的一點剩余價值，替她那個闖了大禍的女兒擋住了社會的刀鋒。

我對著虛空輕聲說：“媽，對不起。”

我沒有資格把這一刻稱作解脫。

那筆錢不是禮物，也不是轉機。它來自一個已經(jīng)離開的人，來自她一生里最后能被量化的部分。

它替我擋住了眼前的墜落，卻在我身上留下了另一種重量。

//寫作：最后的破棉被

網(wǎng)貸清零的那天，溫州下了一場久違的透雨。

我坐在窗前，看著窗簾縫隙里透進來的光，第一次沒有感到刺眼。

催收電話已經(jīng)停了。

房產(chǎn)抵押的債還在，像一塊無法挪開的石頭壓在前面，但至少，我暫時不用再接聽那些不斷提醒我“已經(jīng)失信”的聲音。

我去打印了一份新的征信報告。

紙張從機器里出來，上面的逾期記錄一行接一行。我知道這些記錄不會很快消失。按照規(guī)定，它們需要五年時間才能被覆蓋。

我算了一下，五年后是2030年。那時我四十四歲，笑笑十三歲。

這不是一個“等一等就會過去”的階段，更像一段必須親自走完的路。

比還債更難的是重新讓親人朋友對你恢復信心，相信你會好起來。征信報告上的污點是公開的，而關系里的裂縫沒有清單。有人開始重新和我說話，有人保持距離，也有人在勸我“徹底改掉過去的生活方式”。這些反應都不算錯誤，只是提醒我：信用崩塌之后，重建沒有捷徑。

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作為一個長期脫離職場，還要照顧自閉癥女兒的中年女性，在這座繁華的城市里還剩下什么？

試過許多體力活又屢屢失敗后，我發(fā)現(xiàn)我唯一能拿得出來的“資產(chǎn)”，竟然是文字。

我重新拿起了筆，或者說，重新敲起了鍵盤。我開始把這些年的荒誕、病痛、債務和掙扎，一個字一個字地摳出來，揉碎在紙上。

寫作，成了我在這個信用破產(chǎn)的社會里，唯一的“社會功能”。當我的第一篇稿費到賬時，那幾百塊錢帶給我的震撼，遠超過以往躁狂期揮霍掉的數(shù)萬元。因為那不是借來的，不是透支來的，而是我用自己的尊嚴和思考，一寸一寸換回來的。

我曾在文章中寫過：寫作是流浪漢手中唯一的破棉被，是暴雨里最后一把撐不開卻能遮頭的爛雨傘。

它讓我這個曾經(jīng)差點“社會性死亡”的人，重新在成人世界里找到了一個位置。它讓我不必在每一個清晨醒來時，先去查看欠款賬單，而是先去思考一個標題、一段敘事。

現(xiàn)在的我，依然過得緊巴巴。我依然會在買菜時精打細算，依然會因為笑笑的一次情緒失控而心力交瘁，依然在等待2030年的那個春天。但我不再害怕了。

在長達近9年的欠債時間里，我走了許多彎路，最后才懂一個淺顯得可笑的道理：借來的錢終究要還；沒有還款能力，就別借。

我曾把寫欠債以及差點當老賴的經(jīng)歷的想法告訴給我認識的圖書編輯和傳統(tǒng)新媒體編輯，她們都不贊成，“欠債話題很敏感，不可能出版的，你別費這功夫了。而且坦白自己的欠債經(jīng)歷容易被網(wǎng)暴，就算能發(fā)表，也極可能惡評如潮，你的人設就立不住了?！?/p>

但我天生固執(zhí)，屬于不撞南墻不回頭，撞破南墻繼續(xù)走的性格，非要做這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不可。這并不是為了替老賴辯解開脫，賣慘博同情洗白，而是想通過寫作的方式，去梳理自己的欠債歷史，我想知道我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到陷入差點成為老賴的絕境的，這背后有哪些個人、家庭、社會方面的原因。

如果有人也正陷在網(wǎng)貸里，希望我的故事能讓你在下一次沖動前停一下——別讓你愛的人替你還債，別讓你自己被拖進“信用崩塌”的黑洞。

我叫阿頓，今年39歲。我差點成了老賴。現(xiàn)在，我在廢墟上寫字——一筆一筆，把自己寫回來。

寫字這件事不能讓我翻身，卻讓我沒有繼續(xù)下沉。

它像一塊并不結實的地面，讓我在坍塌之后，至少還能站一會兒。

本文節(jié)選自《39歲，我差點成為老賴》，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全文約四萬字，如需聯(lián)系出版或進一步合作事宜，可以在后臺給我們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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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矛矛

編輯 / 云路

版式 / Alice

R E N J I A N X I A N G S U

征 稿 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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