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蜀漢，世人多念及關羽 “威震華夏” 的忠勇，張飛 “當陽斷喝” 的豪邁，諸葛亮 “鞠躬盡瘁” 的赤誠。可在這片以忠義立根的土地上，卻藏著五位 “慫名遠播” 的大將：三人遇敵先逃，一人獻城求榮，一人因一念之差被罵千年。

他們的名字屢屢出現(xiàn)在三國故事里，所作所為卻與蜀漢風骨背道而馳。翻開《三國志》的斑駁竹簡，這些人的故事遠比演義更耐人尋味。

一、臨陣脫逃第一人：廖立 —— 楚之 “良才” 竟棄城而走

“龐統(tǒng)、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yè)者也。” 這是諸葛亮對廖立的親口評價，被《三國志?廖立傳》明確記載。這位不到三十就被劉備擢升為長沙太守的奇才，本應是蜀漢棟梁，卻在關鍵時刻暴露了 “慫骨”。

建安二十年，孫權(quán)遣呂蒙 “奄襲南三郡”，長沙城首當其沖。面對吳軍突襲，廖立沒有履行太守守土之責，反而 “脫身走，自歸先主”—— 扔下城池和百姓，獨自逃回劉備身邊。更諷刺的是，劉備竟 “素識待之，不深責也”，還任命他為巴郡太守?？闪瘟⒉恢诟模髞砩伍L水校尉后，仍 “坐自貴大，臧否群士”，公然誹謗先帝 “不取漢中，徒失一方”，詆毀同僚向朗、文恭等 “凡俗之人”。最終諸葛亮上表彈劾，斥其 “羊之亂群，猶能為害”，將其廢為庶人，流放汶山郡，落得 “終于徙所” 的結(jié)局。

二、臨陣脫逃第二人：劉封 —— 見死不救終致敗逃

作為劉備的義子，劉封 “有武藝，氣力過人”，曾隨諸葛亮、張飛入蜀 “所在戰(zhàn)克”，《三國志?劉封傳》稱其攻無不克，看似是能征善戰(zhàn)的猛將。但他的 “慫”，藏在關鍵時刻的袖手旁觀與臨陣潰逃里。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樊城、襄陽，“連續(xù)傳呼劉封、孟達，命令他們派兵相助”，可劉封卻與孟達以 “山郡初附，未可動搖” 為由，拒絕救援。眼睜睜看著關羽從 “威震華夏” 落到兵敗被殺，劉備對此 “十分痛恨”。更荒唐的是，他還與孟達爭權(quán)奪利，“搶走孟達的儀仗樂隊”，逼得孟達 “懼罪且忿恚”，率部降魏。當孟達與夏侯尚、徐晃率軍來襲時，劉封麾下的西城太守申儀直接叛逃，他瞬間潰不成軍，只能 “破，走還成都”。

最終，劉備以 “欺凌孟達，不救關羽” 為由將其賜死，劉封臨終前才悔悟 “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劉備雖 “為他流淚”，卻終未赦免。

三、臨陣脫逃第三人：孟達 —— 三易其主的 “墻頭草”

孟達的 “慫”，是典型的 “趨利避害” 式怯懦，《三國志?劉封傳》附其事跡載得明明白白。他最初隨法正迎劉備入蜀，被任命為宜都太守，卻在與劉封交惡后，因 “恐懼自己所犯罪過，又十分憤恨劉封”，直接 “率所領降魏”，轉(zhuǎn)身就被魏文帝封為建武將軍、平陽亭侯，兼任新城太守。

降魏后，他還主動寫信勸劉封投降，大談 “智貴免祻，明尚夙達”，勸說劉封效仿 “微子去殷”“重耳踰垣” 以求自保，字字句句都是 “避禍優(yōu)先” 的怯懦邏輯。后來諸葛亮北伐時，孟達又想復歸蜀漢，卻因行事不密被司馬懿斬殺。一生三易其主，每次都以 “避禍” 為名行 “逃叛” 之實，堪稱三國 “慫將” 中的 “變色龍”。

四、賣主求榮：糜芳 —— 皇親國戚獻城降吳

糜芳的名字，因 “劉備小舅子” 的身份家喻戶曉，可他的背叛之舉，在《三國志》中雖未單獨列傳，卻被多處提及。作為南郡太守，他手握荊州重鎮(zhèn)，卻在呂蒙襲荊州時，成了主動開門的 “內(nèi)鬼”。

《三國志?關羽傳》記載，關羽 “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對糜芳、傅士仁等部屬多有輕慢，二人 “素皆嫌羽輕己”。呂蒙襲取荊州時，糜芳鎮(zhèn)守的南郡本可堅守待援，卻選擇不戰(zhàn)而降，直接斷絕了關羽的后方根基。這位享受蜀漢榮華的皇親國戚，用主公的江山換自己的活路，連《三國志》注引《吳書》都直言其 “叛迎孫權(quán)”，堪稱 “賣主求榮” 的典型。

五、被罵千年：傅士仁 —— 點火獻城的 “幫兇”

若說糜芳是獻城的 “主犯”，傅士仁就是點火的 “幫兇”。這位公安守將的背叛，雖未被《三國志》單獨記載，卻在《關羽傳》《吳主傳》中均有痕跡。

據(jù)史料旁證，呂蒙襲荊州時，傅士仁鎮(zhèn)守的公安率先失守。他投降后，又轉(zhuǎn)而勸說糜芳：“羽性剛而自矜，若還，必誅我等”，徹底擊潰了糜芳的抵抗意志。正是二人的相繼投降，讓關羽 “進退失據(jù)”，最終 “身死無孑遺”。后世提起 “荊州之失”，必罵糜芳、傅士仁，二人的怯懦與背叛，成了蜀漢由盛轉(zhuǎn)衰的關鍵推手，千年間始終被釘在恥辱柱上。

慫非 “天命”，實為 “人心”

回望這五位蜀漢 “慫將” 的結(jié)局：廖立流放終身，劉封賜死自裁，孟達身首異處，糜芳、傅士仁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他們中不乏諸葛亮眼中的 “良才”，也有劉備信任的 “親眷”，卻都因 “怯懦”“自私”“趨利避害” 落得悲慘下場。

唐太宗曾評價關羽之死：“非天命也，乃人事爾”。其實這些 “慫將” 的悲劇，亦是如此。蜀漢從不缺忠義風骨，缺的是在誘惑與危險面前堅守本心的勇氣。千年后的今天，我們回望這些故事，罵的是他們的 “慫”，更該懂的是：真正的強大從不是 “避禍求生”，而是 “臨難不茍”；真正的美名，從來不是靠身份地位換來，而是用擔當與忠誠鑄就。

那些被銘記的英雄，從來不是從未遇過絕境，而是在絕境中選擇了堅守 —— 這或許就是歷史留給我們最深刻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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