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楊登瀛_百度百科》《中共情報保衛(wèi)工作歷史資料》《珠海文史》相關檔案文獻
部分章節(jié)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51年深秋的南京城，秦淮河兩岸的梧桐葉已經(jīng)泛黃落盡。

夜幕降臨時，老虎橋看守所的審訊室里依然燈火通明。

一個花白頭發(fā)的老人坐在木椅上，面前的桌子上擺著厚厚一摞檔案。

審訊人員翻開檔案，一字一句念著："楊登瀛，又名鮑君甫，1893年生，廣東香山縣人。

1928年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1934年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

每念一條，老人的心就往下沉一分。

在場的所有人都清楚，這樣的履歷意味著什么。

按照1951年的鎮(zhèn)反政策，這種級別的國民黨特務，面臨的很可能是死刑。

審訊進行了好幾天。

老人一直沉默不語，只是偶爾抬頭看看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審訊人員問他在國民黨特務機關都做過什么，抓過多少共產(chǎn)黨員，他都搖頭不答。

"楊登瀛，你必須老實交代！"審訊人員拍著桌子，"你這樣的特務，按照政策很可能被判處死刑！現(xiàn)在是你最后的機會了！"

老人依然沉默。

他的眼神空洞，仿佛在回憶著什么遙遠的往事。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上海灘，霞飛路的咖啡館，那個年輕人握著他的手說的話...

又過了幾天，審訊人員準備結案了。

就在這時，這個一直沉默的老人突然開口了。

他的聲音沙啞，卻異常堅定：

"我和陳賡認識。我和周恩來也認識。我為共產(chǎn)黨做過事。"整個審訊室安靜了。

在場的人都愣住了。

一個被定性為"國民黨特務"的老人，竟然聲稱認識新中國的開國元勛？

這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

負責審訊的南京市人民法院法官鞠華意識到，這個案子可能沒那么簡單。

他當即決定，暫停審訊，立即向上級匯報。

當天晚上，一封緊急信函連夜寄往西南軍區(qū)，收信人是正在指揮剿匪的陳賡。

這個坐在審訊室里的老人，到底是誰？

他和陳賡、周恩來真的認識嗎？

他所說的"為共產(chǎn)黨做過事"是真是假？

這一切，都要從二十多年前的那個時代說起。

【一】香山少年的留學歲月

1893年，廣東省香山縣前山的一戶人家傳來嬰兒的啼哭聲。

父親給這個孩子取名鮑君甫。

香山縣就是今天的中山市和珠海市一帶，那個年代，這里瀕臨大海，既有嶺南的富庶，又有海外的氣息。

鮑家雖然算不上大富大貴，但也是殷實之家，足夠供兒子讀書。

小時候的鮑君甫聰明好學，私塾里的先生都夸他將來必成大器。

那個年代的中國，正處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

庚子賠款、辛丑條約、保路運動...一樁樁一件件，都在沖擊著傳統(tǒng)中國的根基。

鮑君甫從小就聽父輩們講洋人的事。

香山靠近澳門，早就有人出洋謀生，帶回來許多新鮮見聞。

少年鮑君甫聽得心潮澎湃，暗暗發(fā)誓，將來一定要出去看看這個世界。

機會終于來了。

1911年前后，18歲的鮑君甫得到家里支持，東渡日本求學。

那一年，武昌起義爆發(fā)，清朝覆滅，中華民國成立。

整個中國都在經(jīng)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日本的那幾年，徹底改變了鮑君甫的人生軌跡。

他考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學，這所學校培養(yǎng)了無數(shù)中國留學生。

在那里，鮑君甫不光學了一口流利的日語，還瘋狂地閱讀各種進步書籍。

圖書館里，鮑君甫第一次讀到了馬克思、列寧的著作。

那些關于階級、革命、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理論，對這個來自嶺南的年輕人產(chǎn)生了巨大的沖擊。

他還聽過日本著名學者河上肇講授社會主義理論，那些課讓他如癡如醉。

東京的夜晚，鮑君甫常常和留學生朋友們討論到深夜。

他們談中國的命運，談民族的前途，談如何才能救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

那些討論，在年輕的鮑君甫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在日本的幾年間，鮑君甫還積極參加學生運動。

當時日本國內也有共產(chǎn)主義運動，鮑君甫接觸了許多日本的進步青年，了解到工人運動、農(nóng)民運動的情況。

他對日本的了解越來越深入，不光是語言，還有這個國家的文化、風俗、經(jīng)濟狀況，都了如指掌。

畢業(yè)后，鮑君甫在大阪市日支經(jīng)濟通譯社找到了工作，擔任譯員。

這份工作讓他對日本的經(jīng)濟情況有了更深的認識，也讓他的人脈越來越廣。

可他心里始終放不下祖國。

每次看到報紙上關于中國的消息，他都忍不住嘆氣。

1919年，26歲的鮑君甫終于決定回國。

這一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全中國的青年都沸騰了。

當鮑君甫的船駛進黃浦江時，整個上海還籠罩在五四運動的余波中。

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標語。

鮑君甫一回到上海，立刻投身到學生運動中去。

他走上街頭，參加游行，發(fā)表演說。

他的留學背景和口才，讓他很快在學生中有了名氣。

很快，鮑君甫憑借自己的能力在上海灘站穩(wěn)了腳跟。

他先是在日本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找到工作，同時還給好幾家日本通訊社寫稿。

他精通日語，對日本情況了如指掌，寫出的文章深受歡迎。

稿費加上工資，收入相當不錯。

更重要的是，鮑君甫建立起了廣泛的人脈。

他既和日本人打交道，也和租界的洋人來往；既認識國民黨的人士，也結交青幫的江湖朋友。

在上海灘這個魚龍混雜的地方，鮑君甫如魚得水，成了一個八面玲瓏的人物。

1924年，國民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國。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國共實現(xiàn)第一次合作。

鮑君甫懷著滿腔熱情，加入了改組后的國民黨。

那時的國民黨還是革命政黨，提出"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口號，鮑君甫相信，跟著國民黨能夠救中國。

【二】五卅運動與關鍵人物

1925年5月30日，一個改變許多人命運的日子。

這天，上海南京路上人潮洶涌。

工人、學生、市民走上街頭，抗議英國巡捕打死中國工人顧正紅。

英租界的巡捕突然開槍，當場打死打傷十多名中國人。

鮮血染紅了南京路的石板，整個上海都怒了。

五卅慘案震驚中外。

第二天，上海各界舉行大罷工、罷課、罷市，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

鮑君甫也參加了游行隊伍，他站在隊伍中，看著倒在血泊中的同胞，內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就在五卅運動期間，鮑君甫結識了一個關鍵人物——楊劍虹。

楊劍虹也是廣東人，青幫中人，當時擔任上海洋務工會的負責人。

兩人在一次集會上碰到，一聊才發(fā)現(xiàn)都是香山老鄉(xiāng)，立刻就親近起來。

楊劍虹雖然是青幫中人，但思想比較右傾，和鮑君甫在許多問題上看法不同。

可廣東人特別看重鄉(xiāng)情，濃濃的鄉(xiāng)情把兩人連在一起。

楊劍虹是個講義氣的人，知道鮑君甫是留學回來的高材生，對他很看重。

兩人經(jīng)常在一起吃飯聊天，關系越來越密切。

這段友誼，在日后成了改變鮑君甫命運的關鍵。

五卅運動平息后，鮑君甫繼續(xù)在上海發(fā)展。

他的社交圈越來越廣，認識的人越來越多。

黑道白道，租界內外，日本人、英國人、法國人，他都能說得上話。

1926年春天，一個年輕人找到鮑君甫，說想跟他學日語。

這個人叫陳養(yǎng)山，看上去文質彬彬，很有禮貌。

他說自己在國民黨中央交通局工作，想學日語以便將來派上用場。

鮑君甫看他順眼，就答應教他。

兩人很快就熟絡起來。

每周陳養(yǎng)山都會來鮑君甫家里學習日語，課后兩人就聊聊時事。

陳養(yǎng)山總是帶來一些進步刊物，《中國青年》《向導》《語絲》，鮑君甫看得津津有味。

鮑君甫發(fā)現(xiàn)，這些刊物宣傳的思想和他在日本接觸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很相似。

他問陳養(yǎng)山："這些是共產(chǎn)黨的刊物吧？"

陳養(yǎng)山笑笑，沒有否認。

兩人聊得越來越深入，從時事到思想，從國家前途到革命理論。

鮑君甫發(fā)現(xiàn)，自己和陳養(yǎng)山的想法很合拍。

慢慢地，陳養(yǎng)山對鮑君甫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發(fā)現(xiàn)，鮑君甫雖然加入了國民黨，但思想傾向進步，對共產(chǎn)黨很有好感。

通過陳養(yǎng)山，鮑君甫還認識了沈雁冰、陳望道、趙子昂等共產(chǎn)黨人。

這些人的學識和見解，讓鮑君甫越來越向往共產(chǎn)黨。

鮑君甫開始幫陳養(yǎng)山做一些事情。

陳養(yǎng)山在國民黨中央交通局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把廣州出版的進步書刊運到上海，再轉發(fā)全國各地。

這些書刊很多是共產(chǎn)黨出版的，需要保密運輸。

鮑君甫利用自己在租界的關系，幫陳養(yǎng)山找到了安全的收信地點。

有時候，他還會親自去郵局替陳養(yǎng)山領取包裹。

鮑君甫甚至開玩笑說："要是把這些書刊都翻譯成日文，我還能賺不少稿費呢。"

陳養(yǎng)山看出來了，鮑君甫是真心同情共產(chǎn)黨，愿意幫忙。

他把這個情況記在心里，等待合適的時機。

那段時間，鮑君甫的生活充實而平靜。

他白天在青年會工作，晚上給日本通訊社寫稿，閑暇時教陳養(yǎng)山日語，和朋友們討論時事。

上海灘的生活多姿多彩，鮑君甫過得很愜意。

可這種平靜，很快就被打破了。

【三】四一二的血雨腥風

1927年4月12日，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

那天凌晨，上海突然響起了槍聲。

蔣介石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國民黨軍隊和青幫武裝突然襲擊工人糾察隊，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群眾。

一夜之間，上海灘血流成河。

鮑君甫那天早上走出家門，看到街上到處都是巡邏的軍警。

空氣中彌漫著血腥味和火藥味。

他打聽才知道，昨晚發(fā)生了大屠殺，許多他認識的朋友都被抓了，有的當場就被槍斃。

鮑君甫震驚了。

他沒想到，國民黨會對共產(chǎn)黨下這樣的毒手。

那些昨天還在一起談論革命的朋友，今天就成了被追殺的對象。

他想起陳養(yǎng)山，不知道他怎么樣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海。

國民黨到處抓人，許多共產(chǎn)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入獄，有的被秘密處決。

鮑君甫看不下去了，他開始公開表達對蔣介石的不滿，寫文章批評這次反革命政變。

他的文章傳出去后，很快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

沒過多久，幾個便衣特務就找上門來，把鮑君甫抓走了。

在牢里，鮑君甫關了好幾個月。

監(jiān)獄里陰暗潮濕，伙食很差，審訊時還要挨打。

可鮑君甫咬牙挺住了，始終沒有出賣任何人。

幸運的是，鮑君甫認識的人多，其中不乏國民黨內的左派人士。

蔡元培等人聽說鮑君甫被抓，出面保釋。

經(jīng)過多方奔走，鮑君甫終于被放了出來。

出獄后，鮑君甫變了。

這次牢獄之災，讓他徹底看清了國民黨的真面目。

他蟄居在上海，不敢再公開活動，每天都在思考：中國的路到底在哪里？

1928年3月的一天，門外傳來敲門聲。

鮑君甫開門一看，是陳養(yǎng)山！

陳養(yǎng)山滿臉疲憊，衣服破舊，顯然經(jīng)歷了很多磨難。

他低聲說："鮑先生，我走投無路了，能在你這兒躲幾天嗎？"

鮑君甫二話不說，把他拉進屋里。

這時候收留共產(chǎn)黨員，是要冒巨大風險的，一旦被發(fā)現(xiàn)，兩人都得掉腦袋。

可鮑君甫沒有猶豫。

陳養(yǎng)山告訴他，自己參加了浙江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后逃回上海，現(xiàn)在國民黨到處通緝他。

鮑君甫讓他住在自己家里，白天不要出門，晚上才能透透氣。

兩人促膝長談了好幾個晚上。

陳養(yǎng)山說起那些犧牲的戰(zhàn)友，說起共產(chǎn)黨在各地領導工農(nóng)革命的情況，說起黨的理想和信念。

鮑君甫聽得熱血沸騰。

一天晚上，陳養(yǎng)山試探著問："鮑先生，你對共產(chǎn)黨這么有感情，愿不愿意為黨做點事？"

鮑君甫毫不猶豫："愿意！只要能為革命做事，什么危險我都不怕！"

陳養(yǎng)山壓低聲音："還記得楊劍虹嗎？他現(xiàn)在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工作，想拉你入伙。

這是個機會，你可以打入敵人內部，為我們黨工作。"

鮑君甫沉默了一會兒，他明白這意味著什么。

一旦接受這個任務，就要過雙重生活，白天是國民黨的人，晚上是共產(chǎn)黨的情報員。

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可他還是點了頭："我愿意。"

陳養(yǎng)山握住他的手："好兄弟，我就知道你會答應。

我馬上把這個情況報告給組織。"

幾天后，陳養(yǎng)山離開了鮑君甫家，去了安全的地方。

鮑君甫一個人在家里，想著接下來要走的路，既緊張又興奮。

他知道，自己的命運將從此改變。

【四】霞飛路的秘密會面與龍?zhí)痘⒀?/strong>

1928年5月的一個傍晚，上海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

鮑君甫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端著咖啡，眼睛卻盯著門口。

陳養(yǎng)山說，今天會有位重要的同志來見他，商量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事。

一個年輕人走了進來，個子不高，目光炯炯有神。

他徑直走到鮑君甫面前，在對面坐下，開門見山："我叫陳賡，陳養(yǎng)山跟你提過我。"

這就是陳賡，日后成為開國大將的傳奇人物。

可那時的他還很年輕，是中央特科情報科的負責人，專門負責在敵人內部發(fā)展情報人員。

陳賡直截了當："鮑先生，組織決定讓你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

這份工作很危險，你隨時可能暴露，一旦暴露就是死路一條。

你真的考慮清楚了嗎？"

鮑君甫沒有猶豫："我考慮清楚了。

四一二之后，我就知道，只有共產(chǎn)黨才能救中國。

我愿意為黨工作，哪怕付出生命。"

陳賡看著他的眼睛，點了點頭："好，從今天起，你就是我們的同志了。

楊劍虹讓你去調查科，你就去。

表面上為國民黨做事，暗地里把情報送給我們。

記住，這份工作需要極高的警覺性，任何一個小失誤都可能致命。"

兩人約定了聯(lián)絡方式。

陳賡安排劉鼎和鮑君甫單線聯(lián)系，并派連德生做他的保鏢。

為了配合鮑君甫的工作，中央特科會定期給他提供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和情報，讓他拿去向國民黨邀功。

鮑君甫則要把國民黨的機密源源不斷地送出來。

陳賡站起身，伸出手："同志，黨不會忘記你的。"

鮑君甫也站起來，緊緊握住陳賡的手。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經(jīng)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幾天后，楊劍虹找到鮑君甫，正式邀請他加入調查科。

鮑君甫裝作猶豫了一下，最后"勉強"答應了。

楊劍虹很高興，說有了鮑君甫這個"日本通"，調查科在上海的工作就好開展了。

1928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剛剛成立不久，這個調查科就是后來中統(tǒng)局的前身。

主任是陳立夫，負責在全國范圍內監(jiān)視和鎮(zhèn)壓共產(chǎn)黨。

調查科在上海的工作由楊劍虹負責，鮑君甫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鮑君甫表面上成了調查科的人，可暗地里，他把自己看到的每一份文件、聽到的每一個消息都記在心里。

每隔幾天，他就會想辦法把情報送出去。

為了方便工作，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設立了"楊登瀛辦事處"——鮑君甫這時候用的化名就是楊登瀛。

這個辦事處表面上是國民黨的特派員辦公室，實際上也是共產(chǎn)黨的秘密聯(lián)絡點。

1928年8月，一件意外的事情發(fā)生了。

楊劍虹在青幫內部爭斗中失手殺人，為了逃避懲罰，選擇了自殺。

楊劍虹一死，上海的調查科工作陷入混亂。

徐恩曾是調查科的實際負責人，他是陳立夫的表弟，很得陳立夫信任。

楊劍虹死后，徐恩曾決定讓鮑君甫接替楊劍虹的位置，擔任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

陳立夫還親自到上海，把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交給鮑君甫。

委任狀上寫著："特派楊登瀛在滬協(xié)助辦理重要案件并處理之。

此令。"

這樣一來，鮑君甫就成了國民黨在上海特務系統(tǒng)的最高負責人。

他可以調動警察局、警備司令部的人手，可以進出租界巡捕房，可以直接向南京匯報工作。

他的權力大得驚人。

可鮑君甫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

為了更好地掩護他，中央特科給他配了更多的人手。

連德生正式成為他的保鏢，寸步不離。

一個化名安娥的女地下黨員(真名張式沅，后來成為戲劇家田漢的夫人)擔任他的秘書，負責整理文件和傳遞情報。

中央特科還破例給鮑君甫配了一輛別克轎車。

在那個年代，擁有一輛汽車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鮑君甫開著氣派的轎車，出入上海灘的高檔餐廳和娛樂場所，和國民黨的大人物觥籌交錯。

外人看來，鮑君甫就是國民黨的紅人，調查科在上海的大特務。

可誰也不知道，這個風光無限的特派員，實際上是共產(chǎn)黨安插在敵人心臟的一把尖刀。

鮑君甫的情報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他深知，要想取信于國民黨，必須拿出"成績"來。

為了配合他，中央特科會故意透露一些無關緊要的情報，或者已經(jīng)轉移的活動地點，讓鮑君甫帶人去"破案"。

每次"破獲"共產(chǎn)黨的據(jù)點，鮑君甫都會在國民黨那邊立功。

徐恩曾、陳立夫對他越來越信任，給他的權力也越來越大。

徐恩曾每次來上海，都要到鮑君甫家里做客，對他的工作從不檢查，完全信任。

張道藩和鮑君甫的關系更是非同一般。

當年在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中，張道藩有個政敵，他私下請鮑君甫設法除掉此人。

鮑君甫幫他達成了目的，張道藩因此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站穩(wěn)腳跟，后來還爬上了副部長的位置。

張道藩對鮑君甫感激不盡，視為知己。

有了這些關系，鮑君甫獲取情報就更方便了。

國民黨在上海的警察局、警備司令部、市黨部，甚至租界的巡捕房，都把他當作"中央親信的人"，有什么情況都會告訴他。

1929年，中共叛徒白鑫準備出賣黨的機密，換取國民黨的賞金和保護。

白鑫掌握著一些重要情報，如果讓他得逞，后果不堪設想。

鮑君甫得到消息后，立刻通知了陳賡。

他打聽到，白鑫躲在霞飛路和合坊43號，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范爭波家里，有一群保鏢保護。

國民黨南京方面已經(jīng)給了白鑫一大筆錢，準備在11月11日送他出國避難。

陳賡說："這個叛徒必須除掉，一天也不能等。"

鮑君甫提供了詳細的情報：白鑫的藏身地點、保鏢人數(shù)、出行時間。

1929年11月11日下午，中央特科行動了。

當白鑫在保鏢簇擁下走出范爭波家，準備上車逃往國外時，特科隊員突然出現(xiàn)。

白鑫拔槍反抗，可還是被打死在和合坊71號門前。

白鑫一死，國民黨大為震怒，到處追查兇手。

可他們萬萬想不到，提供情報的人，就是他們最信任的駐滬特派員楊登瀛。

1930年春天，中共軍事干部史書元叛變，向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告密。

鮑君甫發(fā)現(xiàn)后，立刻通知陳賡處理，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1931年初春，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關向應，化名李世珍。

更嚴重的是，巡捕還在他的居處搜出一大箱絕密文件。

這些文件如果落到國民黨手里，不知道多少同志會遭殃。

鮑君甫利用自己和租界巡捕的關系，主動請纓去"鑒定文件"。

他帶著中央特科的劉鼎(假扮成中共文件專家)到巡捕房，對著那一箱子文件仔細"研究"。

鮑君甫用流利的英語對巡捕頭目說："這些都是學術研究資料，被捕的是個激進學者，不是什么政治要犯。"

劉鼎也在一旁附和，拿起一份份文件，說這是某某學說，那是某某理論。

租界巡捕不懂中文，聽他們說得頭頭是道，就信了。

幾天后，鮑君甫和劉鼎把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還巡捕房,聲稱已經(jīng)"鑒定"完畢。

巡捕房就把關向應轉交龍華警備司令部監(jiān)獄關押。

鮑君甫又利用自己在國民黨內部的關系,多方斡旋。

8個月后,關向應以"誤捕"為由被保釋出獄，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

那幾年,鮑君甫就像走鋼絲一樣,在國共兩黨之間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平衡。

他傳遞的每一份情報,營救的每一個同志,都是用生命換來的。

白天他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晚上他是共產(chǎn)黨的秘密情報員。

稍有不慎,就會粉身碎骨。

陳賡后來說過一句話:"當時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機關,實際上是掌握在我們手中的。"

這話雖然有些夸張,但也說明了鮑君甫工作的重要性。

1931年4月24日,一個消息傳來,讓整個上海地下黨組織如遭雷擊——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

顧順章這個人,曾經(jīng)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掌握著中共中央的大量核心機密。

他的叛變,幾乎讓上海地下黨組織面臨滅頂之災。

顧順章向國民黨夸下?？?說三天之內就能把中共中央一網(wǎng)打盡。

更可怕的是,顧順章非常狡猾。

他知道國民黨內部可能有共產(chǎn)黨的臥底,特意交代:這個消息不要讓徐恩曾身邊的人知道,直接向蔣介石匯報。

可再狡猾的狐貍也有失算的時候。

國民黨武漢方面向南京連發(fā)六封緊急電報,報告顧順章叛變的事。

這不同尋常的發(fā)報頻率,被潛伏在徐恩曾身邊的錢壯飛捕捉到了異常。

錢壯飛是徐恩曾的機要秘書,也是鮑君甫通過關系安插進去的地下黨員。

他冒著極大風險,用事先竊取的密碼本破譯了電報,立刻騎著自行車連夜趕往上海,通知李克農(nóng),李克農(nóng)又緊急報告周恩來。

周恩來當機立斷,中共中央連夜緊急轉移。

到第二天天亮時,所有重要人員和機關都已經(jīng)安全撤離。

顧順章帶著國民黨特務撲了個空。

顧順章的叛變,也讓鮑君甫的處境變得極其危險。

顧順章雖然不知道鮑君甫的身份,但他掌握著太多地下黨的秘密。

國民黨根據(jù)他的供詞,開始對調查科內部進行清查。

鮑君甫的一些行為引起了懷疑。

有人注意到,鮑君甫"破獲"的共產(chǎn)黨據(jù)點,經(jīng)常是空的；他抓到的"共產(chǎn)黨員",事后查證都不是真正的核心人員。

這些蛛絲馬跡,讓國民黨內部的一些人開始懷疑他。

更麻煩的是,顧順章叛變導致上海地下黨幾乎全線崩潰。

鮑君甫想再聯(lián)系組織,卻找不到接頭的人了。

中央特科大部分人員已經(jīng)撤離上海,剩下的也都轉入了更深的地下。

那段時間,鮑君甫如履薄冰。

他既要應付國民黨內部的盤問和調查,又要想辦法與組織取得聯(lián)系。

可一切都變得那么困難。

他感到,自己就像一葉孤舟,在驚濤駭浪中隨時可能傾覆。

1932年,事情終于敗露了。

鮑君甫放走了幾名被捕的地下黨員,這件事被徐恩曾發(fā)現(xiàn)了。

盛怒之下,徐恩曾下令將鮑君甫逮捕入獄。

在南京的監(jiān)獄里,鮑君甫遇到了陳賡——陳賡也被國民黨抓了。

兩人關在同一個地方,卻不敢相認,只能偶爾用眼神交流。

鮑君甫知道,一旦承認自己是共產(chǎn)黨的情報員,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條。

1932年,鮑君甫出獄了。

徐恩曾雖然懷疑他,但沒有確鑿證據(jù),加上張道藩等人從中說情,最終將他釋放。

可鮑君甫的特務生涯基本結束了,徐恩曾不再信任他,也不再給他任何重要工作。

張道藩念及舊情,安排他到南京反省院當副院長。

這個反省院,就是關押所謂"思想犯"的地方,實際上就是個養(yǎng)老的位置。

1934年到1937年,鮑君甫在反省院虛度光陰。

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已經(jīng)成為過去,他再也沒有機會為革命做什么了。

1937年7月,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

國民黨特務機關西遷重慶,鮑君甫沒有跟著走,留在了南京。

他知道,自己和那個世界已經(jīng)徹底告別了。

從此,鮑君甫淡出了歷史舞臺。

他開始過普通人的生活,做點小生意維持生計。

上海灘那個風光無限的特派員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為生活奔波的普通老人。

那些驚心動魄的往事,那些傳遞出去的情報,那些營救的同志,仿佛都只是一場夢。

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鮑君甫才會想起1928年5月那個傍晚,霞飛路的咖啡館里,陳賡握著他的手說的那句話:"同志,黨不會忘記你的。"

可是,黨還記得他嗎?

十幾年過去了,天翻地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

56歲的鮑君甫在城南擺了個小煙攤,靠賣煙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他的兒女有些在臺灣,有些在南京。

因為有子女在臺灣,鮑君甫不敢向政府說明自己的過去,怕連累孩子們。

他也不知道,那些當年的戰(zhàn)友現(xiàn)在在哪里,是否還記得他。

1951年,鎮(zhèn)反運動開始。

南京市人民政府發(fā)布布告:"凡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一律到公安機關登記。"

鮑君甫猶豫了好幾天。

最后他想,自己畢竟為共產(chǎn)黨做過事,應該沒問題,就沒去登記。

沒想到,這成了他被捕的理由。

有人舉報說,城南有個擺煙攤的老人,看著不像普通人,可能是潛伏的特務。

公安人員一查檔案,發(fā)現(xiàn)他就是楊登瀛,曾任國民黨調查科駐滬特派員、南京反省院副院長。

1951年深秋,鮑君甫被逮捕了。

審訊進行了好幾天。

面對那些鐵證如山的檔案,鮑君甫一直沉默不語。

審訊人員告訴他,按照政策,他這樣的特務很可能面臨死刑。

鮑君甫知道,自己陷入了絕境。

如果不說清楚,真的可能被判死刑。

可這么多年過去了,誰還記得他？組織還認他嗎？

他想起了陳賡,想起了周恩來,想起了那些并肩戰(zhàn)斗的歲月。

他想,哪怕有一線希望,也要試一試。

終于,在審訊人員準備結案的那天,鮑君甫開口了。

他的聲音沙啞卻堅定:"我和陳賡認識,我和周恩來也認識,我為共產(chǎn)黨做過事,陳賡可以證明我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