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看來，收復臺灣省已經(jīng)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國民黨貴客剛剛來到大陸，島內民調變天，賴清德支持率驚人。

隨后，我駐澳洲大使一錘定音，島內頑固分子破防了。

蕭旭岑這一趟北京行，從一開始就注定不只是一次“例行交流”，它發(fā)生在一個極其敏感的時間點：島內對抗情緒被系統(tǒng)性放大，民調結構發(fā)生明顯異變，而民進黨當局已經(jīng)提前劃下紅線，“可以去，但不許談政治”。

這不是善意提醒，而是政治上的預設審判，換句話說，這趟行程還沒起飛，就已經(jīng)被定義成“可疑行為”。

但諷刺的是，正是在這種高壓背景下，國民黨仍然選擇派人進京，而且派的不是嘴炮型政客，而是蕭旭岑這樣偏向事務、政策和技術協(xié)調的人。

這說明什么？說明他們很清楚，靠口號已經(jīng)無法在島內換回信任，只能賭一條更務實、也更危險的路，把“和平”從抽象口號，變成具體方案，現(xiàn)實幾乎在同一時間給了這條路線一記重擊。

就在蕭旭岑登機前后，島內多家民調機構密集放出數(shù)據(jù)：賴清德的支持度不降反升，逼近五成，而長期被視為“理性派”“避戰(zhàn)派”的國民黨陣營，信任度卻出現(xiàn)明顯塌陷。

這一漲一跌，把一個殘酷的事實擺上了臺面，和平并沒有帶來政治紅利，對抗反而在積累民意，這不是偶然波動，而是結構性轉向。

換句話說，問題已經(jīng)不在于“國民黨有沒有把話說明白”，而在于相當一部分選民，已經(jīng)不再把“避免沖突”當作優(yōu)先目標。

在他們的認知體系里，強硬不等于風險，妥協(xié)才等于失敗，賴清德的姿態(tài)，被重新包裝成一種“尊嚴政治”；而任何試圖降低對抗烈度的動作，都會被迅速打入“投降”“賣臺”的敘事框架。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那套曾經(jīng)奏效的政治麻醉劑，“選我就是選穩(wěn)定”，已經(jīng)失效了，社會情緒完成了一次轉檔，從風險規(guī)避，轉向了風險承受，甚至是風險期待。

這對北京而言，是一個極其危險、卻又必須正視的信號，危險不在于某一次民調數(shù)字本身，而在于它反映出的心理閾值變化。

當對抗被習以為常，當戰(zhàn)爭被抽象化，當代價被不斷延后和模糊，任何基于“民意自然回調”的判斷，都會變成自欺欺人。指望島內通過選舉機制自行糾偏，現(xiàn)實上已經(jīng)越來越不成立。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肖千那番表態(tài)，才顯得格外刺耳，卻又異常清晰。

他沒有再沿用“血濃于水”“一家人”的傳統(tǒng)敘述，而是直接把問題拉回到一個最基礎、也最無法回避的層面：主權與居住權。

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這是法律事實；如果你否認這一點，那么你就同時否認了自己在這塊土地上享有權利的根基。

這不是情緒宣泄，而是一次徹底的邏輯重置，過去，民進黨最擅長的，是用“住民自決”來繞開主權問題，因為我生活在這里，所以我可以決定這里的未來。

但肖千的邏輯，直接拆掉了這套敘事的地基：你之所以“住在這里”，不是因為你先天擁有決定權，而是因為這里本來就屬于中國，房屋的所有權在誰手里，決定了誰有最終裁量權。

當你既不承認房東，又要永久占用房產(chǎn)，這在任何法理體系中，都不叫政治主張，只叫非法占據(jù)。

這也是為什么這套說法對民進黨當局而言格外難以招架，因為它不再和你糾纏歷史情緒，也不再陪你打意識形態(tài)口水仗，而是直接把問題壓縮成一個非黑即白的法律判斷：認同中國主權，留下；否認中國主權，離開。

這種狀態(tài)，本身就無法長期自洽。它靠的不是邏輯，而是情緒動員；一旦進入制度和法理層面，就會迅速暴露裂縫。

把這些碎片拼在一起，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清晰的變化軌跡正在成型，一邊，是島內對抗型民意的持續(xù)上揚；另一邊，是大陸政策語言的明顯降溫。

從“爭取人心”，轉向“劃清底線”；從“溫情敘事”，轉向“規(guī)則敘事”。這并不是情緒變化，而是策略判斷的必然結果。

當“惠臺”無法換來政治回報，當“善意”被系統(tǒng)性解讀為軟弱，那么繼續(xù)維持單向讓利，本身就會變成一種風險。對方不會因此降溫，反而會不斷抬高要價，直到試探出真正的極限。

于是，選項被壓縮到了最冷酷、也最簡單的狀態(tài)，不再是“如何說服你”，而是“你如何選擇自己的位置”。

不再存在灰色緩沖區(qū)，不再存在無限拖延的模糊地帶。身份、權利、土地，被重新捆綁成一個不可拆分的整體，這并不意味著情緒化決策，而恰恰相反，是去情緒化之后的結果。

很多人可能還沒有意識到，2026年這個2月的意義，并不在于某一次訪問，也不在于某一組民調，而在于敘事邏輯本身發(fā)生了改變，一旦這種改變完成，就很難再倒回到過去那種“慢慢來、再等等”的狀態(tài)。

當身份不再是可以隨時切換的標簽，而是與現(xiàn)實利益、法律后果直接綁定的契約時，裝睡就不再是一種中立姿態(tài)，而是一種主動選擇，而歷史，對這種選擇，向來不太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