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百萬雄師過大江，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精銳盡失，剩下的只有南撤的混亂和對海島的依仗。福建，成了屏障臺灣的最后一道陸上門戶。
到了8月，福州解放，國民黨在福建大陸的統(tǒng)治已然崩解，剩下的關鍵點，就是漳州、廈門、金門這一串沿海要地。蔣介石撤了敗軍之將李延年，把重任交給了湯恩伯，讓他以廈門分署主任的身份，統(tǒng)率劉汝明、李良榮這些殘部，加起來七萬多人，任務是“屏障臺灣”。
但這里有個微妙之處：湯恩伯手里真正的嫡系和經(jīng)過整訓的部隊并不多，大多是從長江防線潰退下來的殘兵，士氣低落，裝備不整。而解放軍那邊，第三野戰(zhàn)軍第十兵團在葉飛帶領下，挾大勝之威，士氣正旺，但在他們面前橫著的，不再是江河平原，而是陌生的大海。

大海，成了此時最大的變量。解放軍從井岡山打到長江邊，陸戰(zhàn)經(jīng)驗冠絕天下，但對于兩棲登陸，尤其是缺乏現(xiàn)代登陸艦艇條件下的跨海作戰(zhàn)，幾乎是一片空白。葉飛后來回憶，打廈門、金門，最難的不是敵人多強，而是“船”。沒有船，再英勇的部隊也只能望洋興嘆。
十兵團為了湊船，發(fā)動了地方黨組織，在龍溪、晉江沿海到處找，最后弄到六百多條木船。這些船大多是小型的虎網(wǎng)船，一條船擠上三四十個戰(zhàn)士，配一挺重機槍，船頭堵兩塊水泥板當掩體，就算“登陸艇”了。船工都是臨時動員的漁民百姓。這種簡陋到極致的方式，背后是驚人的決心，也埋下了巨大的風險。

戰(zhàn)役的決策過程很有意思。十兵團最初想的是“金廈并取”，一口氣拿下兩個島。但現(xiàn)實很骨感：船不夠。算來算去，攻打廈門只能湊夠五個師的船，打金門則更少。三野司令部的回電也透著謹慎：你們自己看情況辦，有條件就一起打，沒把握就先集中力量打一個。最終，葉飛他們選擇了“先廈后金”。
這個選擇，站在當時看，很務實。廈門離大陸更近，似乎更容易得手。但歷史的后見之明讓我們知道，這個選擇，連同隨后金門的慘敗，深刻影響了之后幾十年的臺海格局。
如果當時船只充足，如果選擇了“先金后廈”，甚至“金廈并取”，結果會怎樣？
但決策那一刻的權衡，確實重若千鈞。

1949年10月15日，戰(zhàn)役打響。最慘烈也最富爭議的一筆，在鼓浪嶼。31軍91師和93師一部，奉命強攻這個風景如畫的小島。后世很多分析認為，這是佯攻，是“聲東擊西”，目的是吸引廈門島上的敵軍機動部隊。從戰(zhàn)術意圖上看，這沒錯。
但當你細看過程，會覺得這“佯攻”的代價太過沉重。當天東北風大作，逆風航行，許多木船根本劃不過去，被吹散、吹回。少數(shù)好不容易靠岸的部隊，在敵軍嚴密火力下，幾乎是送死。
“濟南第二團”團長王興芳就犧牲在這里，許多連排干部和戰(zhàn)士，倒在距離廈門本島咫尺之遙的鼓浪嶼灘頭。他們用生命完成了“迷惑”任務——湯恩伯果然上當，把廈門島腰部的一個主力師調(diào)往鼓浪嶼方向。
但用幾乎一個主力團的傷亡來達成佯攻目的，這種代價，讓任何指揮官事后回想都會心痛不已。這也暴露出當時解放軍在缺乏海空支援和現(xiàn)代通訊條件下，進行復雜兩棲協(xié)調(diào)的艱難。佯攻部隊的命運，在離開海岸的那一刻，很大程度上就交給了風浪和運氣。

幾乎在鼓浪嶼血戰(zhàn)的同時，真正的殺招在廈門島北部悄然展開。29軍和31軍的主力，利用夜色和風勢，在北半島多處灘頭登陸。這里的戰(zhàn)斗同樣艱苦卓絕，充滿了意外和即時的英勇。西線92師的部隊，因為算錯潮汐，船隊在離岸近千米的淤泥灘上擱淺。
戰(zhàn)士們跳下船，卻發(fā)現(xiàn)不是沙灘，是沒膝甚至齊腰的深淤泥，進退不得，成了岸上守軍的活靶子。先頭幾個排拼命搶占了一小塊硬地，死守四個小時，掩護后面的大部隊在漲潮的海水中艱難跋涉。許多戰(zhàn)士是在海水淹沒到胸口的情況下，一點點挪到岸邊的。這種戰(zhàn)斗，比拼的已經(jīng)不僅是戰(zhàn)術，而是最原始的求生意志和紀律性。

中路的29軍85師打得很聰明，選擇了敵人認為難以登陸的陡壁地段。守軍確實疏忽了，解放軍像壁虎一樣爬上去，突然出現(xiàn)在他們身后。高崎那個號稱“海上堡壘”的堅固據(jù)點，就這樣被從側面攻破。
東路的86師一部則被風浪吹得偏離了預定登陸點，陷入險境，一個連在絕境中死守一個小灘頭，牽制了大量敵軍。這些細節(jié)說明，再周密的計劃，一碰到復雜的海況和實戰(zhàn)混亂，都會走樣。最終勝利，靠的是基層官兵超強的應變能力和不怕死的勁頭。

到16日天亮，解放軍已經(jīng)在北半島站穩(wěn)腳跟。湯恩伯回過神來，明白鼓浪嶼是佯攻，急調(diào)部隊反撲，但最佳時機已過。解放軍的后續(xù)部隊源源上岸，戰(zhàn)斗力此消彼長。
關鍵是，國軍守廈門的部隊，主力是劉汝明的第55軍，這些原西北軍部隊，本就是雜牌，士氣低迷，與中央軍嫡系矛盾重重。湯恩伯和日本顧問根本博的“重金輕廈”思想，本身也動搖了死守廈門的決心——他們把更精良的部隊和指揮重心放在金門，認為廈門不好守。
這種部署，等于未戰(zhàn)先怯，給了守軍心理上致命的暗示：廈門是可以放棄的。所以當反擊受挫，撤退的命令很快就下來了。16日黃昏后，國軍開始崩潰，爭相往南岸的曾厝垵、黃厝跑，希望能登船逃往小金門或臺灣。

追擊過程暴露了解放軍當時另一個問題：通訊不暢和部隊協(xié)同。葉飛在監(jiān)聽中聽到湯恩伯在岸邊因退潮無法上船的窘境，急令部隊去抓，但命令未能有效傳達至前線追擊部隊。
結果湯恩伯等來了漲潮，乘小艇溜了。如果當時通訊好一點，能截住湯恩伯，那對國民黨軍的心理打擊將是巨大的。
當然，歷史的小細節(jié)總是充滿偶然。

10月17日中午，廈門島最后一股成建制抵抗的部隊在第74師師長李益智帶領下投降，戰(zhàn)役結束。從數(shù)字看，解放軍殲敵2.7萬，自身傷亡約8000（其中包含鼓浪嶼的巨大損失），是一次成功的渡海攻堅。
但站在更高的視角看，這場勝利喜憂參半。
喜的是，證明了解放軍在極端困難條件下，有能力組織并實施大規(guī)模渡海登陸作戰(zhàn)，積累了寶貴的經(jīng)驗，比如對潮汐、風向的重視，對登陸場選擇的多點準備。
憂的是，暴露的問題觸目驚心：船載量不足，通信指揮幾乎中斷（主攻的七個團，有六個團長沒能跟第一梯隊上岸），登陸隊形易亂，灘頭控制困難……這些問題，像一道道清晰的傷口，擺在了十兵團面前。

可惜，這些用鮮血換來的教訓，并未在緊接著的金門戰(zhàn)役中得到充分消化和解決。僅僅一周后，十兵團以類似的船只、類似的戰(zhàn)術、但更輕敵的心態(tài)，發(fā)動了金門戰(zhàn)役。結果我們都知道了，登島的三個團九千余人，幾乎全軍覆沒。
對比之下，廈門戰(zhàn)役更像是命運給的一次“預演”和“警告”，但警告沒有被完全讀懂。金門戰(zhàn)役中，船隊航渡和搶灘比廈門順利，指揮員也跟了上去，通訊也保持了，但更深層的問題，后續(xù)增援斷絕、船只無法返回、對敵援軍速度判斷失誤，導致了災難。廈門像是考了60分，勉強及格，卻誤以為掌握了渡海作戰(zhàn)的全部秘訣，結果下一場考試就遭遇了不及格。
從更宏大的歷史進程看，廈門解放，金門受阻，一下子就定格了國共隔海對峙的基本線。如果沒有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或許解放軍會積蓄力量再攻金門。
但1950年朝鮮戰(zhàn)爭一起，美國的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攻金計劃被無限期擱置。廈門與金門，這兩座近在咫尺的島嶼，就此成為了兩岸對峙的最前沿，承載了之后幾十年無數(shù)的炮戰(zhàn)、宣傳戰(zhàn)和復雜的情感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