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回溯到1975年的春節(jié)，臺北士林官邸。

那會兒，病房里的空氣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按理說，到了這步田地，該是交代身后事，或者是給沒做完的大業(yè)留幾句遺言的時候了。

可偏偏躺在病床上的蔣介石，做出了一個讓在場所有人——連帶著他兒子蔣經(jīng)國——都驚掉了下巴的決定。

他要往北京掛個電話。

蔣經(jīng)國當時的反應是徹底懵了。

這也不怪他。

幾十年過來了，老爺子的政治信條就是“勢不兩立”。

海峽兩邊除了真槍實彈的對轟，就是看不見的諜戰(zhàn)。

拜年？

這事兒聽著簡直比神話還離譜。

但這下子，蔣經(jīng)國還是沒看透父親心里的那點念想。

此時的蔣介石，瘦得只剩一把骨頭，全靠那臺滴滴作響的心電監(jiān)護儀撐著一口氣。

其實他心里那筆賬早就盤算清楚了：

當“總統(tǒng)”，跟那邊的較量早就分出了高下；可作為一個快要入土的浙江人，他還有一筆必須要了結的“私債”。

這筆債，系著溪口，系著老宅，系著那個被叫做“根”的玩意兒。

剩下的，就是人的本能。

要是不打這個電話，他帶進棺材的就是永遠填不平的遺憾；打了這個電話，哪怕背上個“軟骨頭”的罵名，他也得討要那個答案。

電話，費了老大的勁，終于通了。

這恐怕是歷史上最貴、分量也最重的一通長途。

話筒湊到了蔣介石嘴邊。

“毛先生…

別來…

無恙？”

斗了幾十年的恩恩怨怨，臨了竟然只剩下這句最俗套的問候。

那一口浙江鄉(xiāng)音，氣若游絲，斷斷續(xù)續(xù)。

電話那頭是北京。

書房里靜得嚇人，只有窗外的風在響。

毛澤東握著聽筒的手愣了一下。

這其實也是場博弈。

面對老對頭的臨終問候，咋回？

挖苦？

冷笑？

還是直接掛了？

要是按常規(guī)出牌，這時候任何一點強硬的態(tài)度，都容易被看作是勝利者的狂妄。

可毛澤東選了另一條路。

“蔣先生…

也老了啊?！?/p>

一句地道的湖南話，把兩個人都從神壇上拽回了凡間。

沒有什么“委員長”，也沒有“主席”，只有兩個被歲月磨得只剩皮囊的老頭子。

這就給了蔣介石繼續(xù)問下去的膽量。

接下來的話，才是蔣介石打這通電話的真正目的。

他攢著最后那口氣，不談國共那攤子事，也不提兩岸統(tǒng)一，而是問了一個聽著像小孩子一樣天真的問題：

“毛先生…

我…

想回去看看…

溪口…

奉化…

楊梅樹…

還結果嗎？”

楊梅樹。

當年他在上海搞清黨的時候沒想過這樹；在西安被扣住的時候沒想過這樹；在重慶談判桌上藏著刀子的時候也沒想過這樹。

可到了這會兒，那些刀光劍影都成了模糊的背景，唯獨這棵樹成了眼前最清楚的東西。

他問的是樹，心里問的其實是：我的家，還在不在？

你們把我的根，刨了嗎？

這球踢到了毛澤東腳下。

這問題風險極大。

要是毛澤東說“早砍了”或者“那是公家的了”，蔣介石這最后一口氣，怕是就咽不下去了。

毛澤東沉默了好半天。

他瞥了一眼墻上的地圖。

那道海峽就像個傷疤橫在中間。

最后，他給了兩個字的承諾，這兩個字，重得壓手。

“還在?！?/p>

緊接著他又補了一句：“楊梅樹…

年年紅透。”

山還是那座山，家也沒動過。

聽到這話，臺北病房里的蔣介石嘴角動了。

那是一種卸下了千斤重擔后的笑。

心電圖上的波浪劇烈跳了幾下，終于拉成了一條直線。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走了。

雖說身子留在了那個孤島上，但他最后那點念想，被那句“年年紅透”穩(wěn)穩(wěn)接住了。

故事落幕，有兩個細節(jié)特別耐人尋味。

頭一個細節(jié)在臺北。

蔣介石走后，大伙發(fā)現(xiàn)那本《大陸畫報》還攤開在溪口老屋那一頁。

紙上有塊洇濕的痕跡。

那是淚痕。

第二個細節(jié)在北京。

掛了電話的毛澤東，讓人找來了浙江地圖。

他在奉化溪口的位置上，拿紅筆畫了個圈。

這一筆，不是為了打仗，也不是標什么要塞。

這一筆，是送別一位老對手，也是對那個“共同歸宿”的無聲認可。

回過頭來看這段往事，你會發(fā)現(xiàn)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兒：

斗了一輩子的兩個人，在命快沒的時候，達成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默契。

他們用最這種大白話——“楊梅樹”、“還在”——跨過了那些宏大的主義和立場，回到了人性的起點。

這沒準就是歷史最古怪，也最讓人心里一熱的地方。

所有的政治，到頭來都敵不過那一縷想家的愁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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