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談及五代十國，后世多聚焦于藩鎮(zhèn)割據(jù)、武將跋扈與契丹侵擾。至于經濟層面的內容則很少關注，忽視掉一個更為根本的驅動力--糧食。

那些輪番占據(jù)洛陽、開封的中原王朝，需要大批糧食維系數(shù)十萬禁軍與百萬人口。以至于影響到都城選址、行政區(qū)域劃分，以及是否發(fā)動戰(zhàn)爭。許多事關歷史進程的深層邏輯，終究是圍繞著"如何喂飽肚子"這一原始命題展開。

漕運斷絕和分兵就食

作為曾經的隋唐東都 洛陽的缺陷在五代暴露出來

早在后唐時期，莊宗李存勖以晉王身份攻滅后梁。然而，定都洛陽的舉動看似符合政治正統(tǒng)，實則埋下巨大隱患。根本原因在于洛陽處在伊洛盆地，雖居天下之中而遠離江淮財賦產區(qū)。通過大運河輸往北方的漕糧，從極盛時期的高達400萬石，迅速銳減至20萬-40萬石。

公元926年，明宗李嗣源即位不久，便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現(xiàn)實：通往江淮的漕運，因政治分裂與河道淤塞而徹底癱瘓。

漕運中斷 意味著京師口糧斷絕

當時，淮河以南由楊吳政權控制，與中原王朝處于敵對狀態(tài)。因此，貫通黃河與淮河的通濟渠失去維護必要，幾年時間便泥沙堆積、難以行船。加之楊吳控制運河樞紐，斷絕貢賦、劫殺商人，讓北方令居不能獲取口糧。

面對都城數(shù)十萬禁軍的吃飯壓力，明宗被迫采取史無前例的措施--分兵就食。于是下詔：先緣漕運京師，租庸司每借私船。今既分兵就食，停淤漕運。

后唐被迫將禁軍分散到各地就食

換句話說，后唐中央放棄通過運河集中調運糧食，改讓軍隊分散到洛陽、汴州、洺州和邢州等地就食。即依靠當?shù)赜邢薜膫}儲和征斂維持生存。

然而，這一制度看似緩解運輸壓力，實則是中央集權的瓦解表現(xiàn)。軍隊一旦分散，就難以形成有效的中央禁軍，反而加劇地方藩鎮(zhèn)坐大。

分散就食的結果 進一步強化藩鎮(zhèn)割據(jù)

公元927年，朝廷甚至僅能從東地數(shù)州搬運十萬石糧食至汴州，且被中書奏稱勞民稍甚。顯然，京師的糧食來源連依靠河南本地調撥都有些吃力。這種分兵就食的權宜之計，暴露出定都洛陽在物流上的致命缺陷。

公元936年，大名鼎鼎的石敬瑭起兵，以割讓燕云十六州、稱臣納貢為代價，換取契丹支持自己建立后晉。雖然被后世唾棄為“兒皇帝”，他的戰(zhàn)略眼光依舊獨到，將都城從洛陽遷往開封。

石敬瑭謀反成功 馬上面臨京師口糧問題

物流革命與徹底斷供

石敬瑭的惡名 主要來自兒皇帝事件

事實上，后晉遷都絕非簡單政治姿態(tài)，而是基于物流成本的理性考量。開封位于黃河與汴河交匯處，一直是隋唐大運河的體系樞紐。只有遷都開封，才能最大限度縮短從南方獲取糧食的運輸距離。一旦打通與江淮的通道，便可通過汴河直接接收南方物資。

此外，開封在地理層面具有多重優(yōu)勢。漕運船只從江淮出發(fā)，經運河入淮河，再經汴河可直達城下。無需像過去那樣，到洛陽經黃河西行數(shù)百里。所以，后晉完成遷都，中原政權的糧食供應鏈從"陸路+黃河"轉向"運河為主"，理論上可以大幅提高運輸效率。

后晉遷都開封 就是為降低物流成本

可惜，原本滿足于偏安一方的楊吳，很快被心懷天下的南唐取代。江淮的糧食供應非但沒能恢復，甚至反而徹底中斷。

需知，南唐控制今日的江蘇、安徽、江西三地，屬于中古時期最重要的糧食產區(qū)。唐朝就有"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說法，每年都需要江淮提供數(shù)百萬石漕糧。隨后受亂世影響，能夠獲得的糧食數(shù)量銳減至接近零。到后晉、后漢兩朝，史籍中幾乎找不到從江淮漕運糧食至京師的記錄。

江淮糧食斷絕 直接影響到五代各政權穩(wěn)定

正是由于糧食危機，直接影響到中原政權的軍事能力。例如后漢時期，禁軍數(shù)十萬駐扎京師，口糧供應長期緊張，不得不依靠軍屯和掠奪性征斂維持。至后周太祖郭威時期，雖然嘗試恢復生產，但江淮通道仍未打通，中原始終處于無米下鍋窘境。

長此以往，尷尬局面迫使中原政權必須通過軍事手段奪取江淮，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

柴榮三次遠征淮南 就是要奪取產糧區(qū)

吳越的納貢點綴

吳越常被錯誤當做京師口糧的主要來源

另一方面，今人探討五代口糧來源，常有主要依賴吳越國輸入的錯誤印象。畢竟，錢氏據(jù)有兩浙十三州，境內漁鹽桑稼之利、經濟富庶。而且長期奉行善事中原政策，不加區(qū)分的向每任皇帝納貢。

不過，吳越對中原的糧食供應實則極少。這主要是因為運輸困難，遠不足以解決中原的糧食困局。

五代歷史上 吳越國上貢糧食的記錄僅有一次

根據(jù)記載，吳越僅有一次向中原進貢糧食。此事發(fā)生在公元958年，后周世宗柴榮親征南唐，一路推進到長江邊的揚州。吳越王錢弘俶為表臣服，才向后周獻供軍稻米20萬石，另派戰(zhàn)艦400艘、水軍20000人與周軍會師。

盡管20萬石看著不少，但相較于中原地區(qū)巨大缺口而言，無疑只能是杯水車薪。更重要的是，吳越到北方的陸路完全被南唐阻斷。貢使只能從寧波上船，到山東登萊上岸，再一路輾轉至京師。由于沿途海岸多為敵國領域，所以風險遠大于尋常海路運輸。

吳越與中原的聯(lián)絡 幾乎完全依賴海運

因此，吳越向中原進貢的主要是茶葉、絲綢、瓷器、海味和金銀器等貴重物品：

公元909年，貢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籠，

公元941年，貢法酒、茶三萬斤，

公元958年，貢白金一萬兩，綾、絹各二萬匹。

這些貢品雖價值不菲，卻無法解決軍隊的口糧問題。直至北宋強逼納土，才能每年從吳越獲得400萬石稻米。至于五代時期的20萬石，僅是象征政治臣服，絕非長期固定支持。

吳越主動納土后 北方才能穩(wěn)定獲得南方糧食

兼并戰(zhàn)爭的根本動因

五代時期的許多戰(zhàn)爭 就是為解決吃飯問題

說到這里，讀者們應該可以理解，五代中原政權對地方強藩的強烈兼并欲。傳統(tǒng)解釋多集中于政治統(tǒng)一、恢復大唐疆域等宏大敘事，但口糧問題才是最為現(xiàn)實的根本動因！

盡管后唐明宗、后周世宗都大力推行軍屯，利用荒田和流民耕種。但河南的土地開發(fā)較早，又經常遭遇自然災害侵襲，土壤肥力早就撐不起較高產量。隨著長期戰(zhàn)亂破壞，農業(yè)恢復自然相當緩慢，無法支撐龐大的中央禁軍和京師人口。

河南地區(qū)的糧產 始終喂不飽京師人口

其次，依然是外部輸入斷絕。除前面講到的南唐封鎖江淮，巴蜀、馬楚等地方政權也沒有向中原進貢過糧食。反而樂于通過貿易或戰(zhàn)爭，從中原獲取各類利益。

最后，北方契丹的威脅日益加劇，中原王朝的軍事消耗跟著攀升。尤其是在割讓燕云十六州后，河北前線失去地理屏障，必須維持龐大的邊防軍隊，造成糧食需求激增。

五代后三朝都必須在河北保持超量軍隊

這種無米之炊的困境，讓奪取江淮產糧區(qū)的戰(zhàn)爭成為某種必然。后周世宗柴榮在位期間就三次親征南唐，最終于公元958年迫使南唐割讓淮南十四州。這一戰(zhàn)略舉措的根本目的，就是為打通汴河漕運，恢復從江淮獲取糧食的通道。

同時，后周派人疏浚汴河，讓每年的運量恢復為50萬至100萬石。雖然與盛唐的400萬石仍有差距，但已能部分緩解京師壓力。日后北宋的進一步勝利也證明，只有控制江淮，中原政權才能擺脫糧食困境，實現(xiàn)真正意義的中央集權。

后周疏通漕運 以便輸入更多口糧

相比之下，那些未能解決糧食問題的政權只能曇花一現(xiàn)。后唐因分兵就食導致中央軍力分散，終為石敬瑭所滅。后晉、后漢因無法突破南唐封鎖，始終處于財政緊張狀態(tài)，經不住任何風吹草動。

等到北宋建立，太祖、太宗致力于經略南方，深層動機同樣是控制長江下游糧倉。公元978年，吳越納土歸宋，才真正解決中原的糧食供應問題。否則就不會有后來的東京繁華，以及靖康之變前的醉生夢死。

后周的糧食危機 主要靠戰(zhàn)爭手段緩解

回望五代亂世，從遷都開封到從分兵就食，從疏浚汴河到奪取淮南十四州，歷史的主線始終圍繞著糧食命題展開。哪怕石敬瑭和柴榮的口碑兩極分化，不過都是在下同一盤大棋。

僅此而言，五代時期的兼并戰(zhàn)爭非權力欲作祟，而是生存邏輯的必然結果。當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者發(fā)現(xiàn)，自己根本無法養(yǎng)活龐大軍隊，武力擴張就是唯一選擇。鐵馬金戈之下，皆是為稻粱而謀的原始沖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