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夏天的長沙城，湘江水面悶熱寂靜，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教室里，卻常常燈火通明。年輕的毛澤東伏案讀書，案邊一摞摞舊書攤得老高；幾步之外，周世釗正抄寫著手里的講義。誰也不會想到，幾年之后，從這間簡陋教室里走出的這兩位同學，一個將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締造者，一個則會在三尺講臺上度過一生，卻始終把彼此視作“真能相愛，又真有益”的知己。

有意思的是，人們談起毛澤東的感情世界，常常會提到楊開慧、蔡和森等人，卻很少想到周世釗?？稍谝环鈱懹?920年的長信中，毛澤東卻毫不含糊地寫下那句擲地有聲的話：“你是一個真能愛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這句話背后，是從少年求學到晚年執(zhí)政，跨越半個世紀的信任與交往，也是兩條不同人生道路之間，一種極為罕見的默契。

一、同窗六年：在“黑暗時代”里并肩求索

時間往回撥一點。1893年，毛澤東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沖；四年之后，1897年，周世釗出生在同屬湖南的寧鄉(xiāng)。兩個地方相距不遠，卻直到1913年才在長沙的湖南第四師范學校相遇。后來學校合并成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兩人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同窗，一讀就是五年半。

那幾年，中國局勢可以說動蕩至極。北洋軍閥混戰(zhàn)不休，列強侵略步步緊逼，辛亥革命之后的短暫振奮，很快就被現(xiàn)實的沉重壓了下去。恰在這個時候，新文化運動的風潮吹進長沙，一師的課堂、操場、社團，都變成了新思想的試驗場。楊昌濟、徐特立等進步師長頻頻講授“新道理”，對這些青年學生影響極大。

毛澤東在一師的成長，經常被后人視作他人生的轉折期。他在這里大量閱讀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方面的書籍，把原本零散的愛國情緒，逐步轉化為有方向的思考。日常生活中，他起得極早，冷水浴、跑步、讀書，一天排得滿滿當當。經濟條件并不寬裕，只能去舊書鋪挑那些打折的殘書，遇到缺頁斷本，就干脆抄寫補齊。

周世釗在一師的表現(xiàn)，同樣出類拔萃。他性格沉穩(wěn)，喜愛古典文學，在詩詞方面的造詣尤其受同學、老師稱贊。與毛澤東相比，他少了一些鋒芒畢露，多了一點綿長細致，但對國家前途同樣憂心，對“救國救民”的話題也從不回避。一次教師課后閑談，他曾說過類似這樣一句話：“讀書若只為謀一己之生，便枉費了這大好光陰。”同桌的毛澤東聽了，只是點點頭，卻把這句話記在心里。

兩個人在學業(yè)上的努力，是全校皆知的。1917年6月，一師按照校章，組織了一次頗有意思的“人物互選”活動。每個學生可以投三票，推舉全校范圍內在德、智、體各方面表現(xiàn)突出的同學，采用雙記名方式，盡量避免“人情票”。最終，400多人參與投票，選出了34人。結果顯示，毛澤東在德、智、體六個項目中全部上榜，是唯一在三個方面均有得票的人；周世釗則以47票的成績名列第二，僅次于毛澤東。

這一看似普通的活動，其實為兩人的友誼打下了很牢固的基礎。師生對他們的評價高度一致：毛澤東被稱為“異才”“偉器”，同學們甚至給他起了個外號“毛奇”；周世釗則被視作“品學兼優(yōu)”的典型，既能寫好詩文，又肯認真做事?；ハ嘈蕾p、互相佩服的感覺，在那個年紀格外真摯。

除了課堂，兩人還有更緊密的合作。1915年前后，毛澤東開始參與一師學友會工作，起初擔任文牘，后來在1917年改選中當選為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周世釗則擔任文學部部長。學友會下面分設教育研究、演講、文學等14個小組，兩個人時常一起籌劃活動，討論演講內容，整理刊物稿件。有人回憶說，學友會的辦公室里，經常能看到一個高個子青年踱步思索，另一個則伏案寫字，這便是毛澤東與周世釗最常見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的一師不僅講“讀書”，還很重視學生的社會實踐。1917年上半年，學校曾試辦工人夜校，由教職員主辦，效果不太理想。學友會新班子上任后，毛澤東對這件事特別上心，提出由學生來主辦夜校，開設國文、算術、常識等課程，這一建議很快得到支持。1917年11月9日，工人夜校重新開學，毛澤東兼任歷史課教員，周世釗則成為夜校管理員之一，負責組織管理。毛澤東要求管理人員“管理取嚴格主義，以堅學主信仰”，話說得并不客氣，卻讓周世釗深以為然。

當晚，幾位負責夜校的學生在宿舍里圍坐談話，有人笑著說：“潤之，你這幾條規(guī)矩怕是有些嚴了吧？”毛澤東把書一合，抬頭回了一句：“不嚴，辦不成事。”周世釗沒有多說，只是點頭附和。這樣的場景，在他們的求學歲月里反復上演，既有思想碰撞，也有彼此支撐。

二、一封長信：1920年的抉擇與真情

1918年，一師畢業(yè)在即，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毛澤東等人的倡議下，成立了新民學會。這個以“革新學術、改良人心、改造社會”為宗旨的青年團體，起初只是一個進步聯(lián)盟，后來逐步轉向革命方向，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思想和組織條件。周世釗是第一批加入新民學會的會員，既是同學，又是會友，兩重關系疊加，讓兩人的交往更加密切。

新民學會成立后，會員之間通信頻繁。因為各人去向不同，有的赴京求學，有的留湘工作，有的謀劃出國，很多重要討論只能通過書信完成。毛澤東十分重視這些往來，他把會友之間的信件整理編成《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試圖從中理出一條清晰的思想發(fā)展脈絡。

1920年3月14日，一封從北京寄往長沙的長信，在這部通信集中格外醒目。寫信人是當時在北京活動的毛澤東，收信人則是留在家鄉(xiāng)從事教育工作的周世釗。稍早一些時候，周世釗曾寫過一封長信，規(guī)勸毛澤東出國留學，認為多接觸世界各國的學問與制度，將來更能報效國家。遺憾的是，這封信在毛澤東手中意外遺失，但信的大意，他已大致記得。

毛澤東在3月14日的回信里，專門就“要不要出國”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闡述。他寫道，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很多人把“出洋”看成一種近乎神秘的“門檻”，仿佛只要走出去，就能自然變成“人才”。可事實卻并非如此，中國近代以來出過洋的人不在少數，“好的實在很少，多數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

在這封信里，毛澤東提出自己暫時不打算出國，而是準備先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有趣的是，他并不是全盤反對留學，反而主張從國家層面實行“大留學政策”，認為有些人還是應該“過一回‘出洋’的魔才好”。換句話說，他更看重的是學習的方向和內容，而不是地理位置。

更值得玩味的，是信中的另一段表述。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說：“我很希望我的計劃和你的計劃能夠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動也能夠一致?！本o接著，就寫下那句極為真誠的話：“我現(xiàn)在覺得你是一個真能愛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計劃和行動能夠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痹挷欢啵瑓s把對友人的信任推到極高的位置——不僅相信對方的感情，更相信對方的判斷，希望人生的大方向可以協(xié)調一致。

不難看出，當時的毛澤東正處在人生的重要岔路口。一方面，國內形勢越來越嚴峻，他已意識到單純在課堂內做文章，難以影響整體局勢；另一方面，朋友、同學紛紛考慮留學或仕途，他也面臨前途選擇。周世釗的來信，是認真關切，是“愛”；毛澤東的回信，則是在堅持自己判斷的同時，又盡可能與這份關切保持共鳴，這就是“有益”。

同年6月28日，周世釗再次寫信給毛澤東，勸他回到湖南來。“相知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樹，弟也主張兄回省……”這句話，可以看出他對毛澤東能力的信任，也體現(xiàn)出一種樸素但真切的期待：希望這位老同學能回到熟悉的土地上，在更具體的實踐中施展抱負。

兩封信來往之間，是一群青年人對國家前途的熱烈討論，也是兩個人理念上的互相磨合?！巴曄鄳瑲庀嗲蟆?，用在這里毫不為過。很多年后，周世釗撰寫《毛主席青年時期的故事》等書時，依然對那幾年書信往來念念不忘，認為那些討論“關系一生之去向”，絕非普通通信。

三、分離二十三年：兩條道路上的彼此惦念

1920年之后，歷史的車輪滾得越來越快。為了尋求更切實的革命道路，毛澤東開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奔走組織工農運動，思想與實踐一步步走向馬克思主義。1927年前后，他在大革命失敗的嚴酷現(xiàn)實面前，選擇帶隊上井岡山，進行土地革命，開辟工農武裝割據道路。自此以后，湖南一師的教室與操場，已經漸漸被烽火硝煙所取代。

與毛澤東激烈的革命實踐不同，周世釗的人生則顯得更為平穩(wěn)。他一直留在長沙從事教育工作，1918年后在修業(yè)小學擔任國文教員，之后在中學、師范學校任職，始終與講臺結緣?？箲?zhàn)時期，他輾轉各地，堅持教學；1949年前后，他被推舉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解放后又相繼擔任湖南省教育廳副廳長、湖南省副省長等職務，但核心身份始終是“教育家”。

兩人的生活軌跡，從1927年前后起，正式分岔。此后長達二十多年時間里，一個在槍林彈雨中摸索革命道路，一個在書聲朗朗間培養(yǎng)學生。表面看是“天各一方”，其實心里并沒有遠離。周世釗一直密切關注這位舊日同窗的消息，知道他在井岡山開辟根據地，知道他在長征中歷經艱險，也知道他后來在延安、重慶等地參與重大談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槍聲尚未停歇的歲月里，周世釗并沒有因為政治立場的差異而疏遠毛澤東。相反，他幾次冒著風險致函問候。毛澤東在延安時，收到過從長沙輾轉寄來的信；赴重慶談判期間，也收到過周世釗的問候。這些信件多半無法公開，卻悄悄說明了一件事：在私人的感情世界里，兩個人仍舊把彼此看作重要的存在。

1949年，隨著解放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長沙實現(xiàn)和平解放。那一天，街頭巷尾熱鬧非凡，學校里、機關里，到處都是議論聲。一批老新民學會會員和教育界人士自發(fā)聯(lián)名，向即將建國的新中國領導人致賀信，周世釗被推舉為領銜人。他在賀信上鄭重簽下自己的名字，既是為新政權送上祝福，也是對這位舊日同窗發(fā)出的公開致意。

同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兩位昔日的湖南少年，一個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個遠在長沙，帶領教師和學生聽廣播，組織學習新形勢。身份不同，職位迥異，但誰都清楚，他們的青春曾在同一片操場上燃燒過，他們的理想也曾在同一間教室里碰撞過。

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個月，10月15日，毛澤東親筆給周世釗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里，他肯定了周世釗長期堅持教育工作的成績，特別提到對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重視。有一句話，流傳得很廣：“兄為一師校長，深慶得人，可見駿骨未凋，尚有生氣?！痹捴屑扔杏哪灿匈澴u?！膀E骨未凋”，形容的是老馬雖年長，仍有力量；“尚有生氣”，既指身體精神，也有對教育事業(yè)熱度不減之意。

周世釗收到這封信后，非常高興。有人問他為何如此開心，他笑著說：“毛潤之稱我是‘駿骨未凋，尚有生氣’呢。”這句略帶自嘲的話，既展示了朋友之間的輕松，也能看出，他對這份肯定格外珍惜。從青年時的“互選品行”，到中年后對彼此事業(yè)的理解，這條情感線從未中斷。

四、再聚中南海：晚年交往里的真心叮囑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第一個國慶節(jié)。就在國慶節(jié)前夕，周世釗意外收到一封來自北京的邀請——毛澤東親自寫信，請他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這種邀請，對一位長期堅守教書崗位的地方教育工作者而言，意義不言自明。周世釗看完信，沉默了好一會兒，才緩緩說道：“這一趟，不只是去看熱鬧，是去見老同學啊?！?/p>

登上開往北京的列車時，他心情復雜：既有久別重逢的期待，也有對新中國局面的關切。一路上，車輪聲單調重復，他卻并不覺得無聊，只是不時望向窗外發(fā)呆，仿佛在腦海中預演即將到來的那場會面。試想一下，一個在省城教育崗位默默工作多年的人，即將與掌舵新中國的領袖重逢，那種沖擊感，很難用簡單詞語概括。

抵達北京后，周世釗被安排入住，旋即被車接往中南海。毛澤東在自己的書房里接待了這位闊別二十三年的老同學。兩人一見面，先是彼此打量，繼而握手，目光中既有陌生，又有熟悉。有人回憶，那一天毛澤東說的第一句話，是略帶笑意的：“惇元，你還是老樣子?！敝苁泪摶貞骸澳銋s不是當年的‘毛奇’了?！币痪渫嫘?，算是把多年未見的尷尬輕輕劃開。

同年10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設家宴，邀請周世釗、徐特立、謝覺哉、熊瑾玎等青年時代的師友聚會。這是一場很有意味的宴席。桌上的菜肴并不奢侈，甚至有人笑說“算不上筵席”，但與幾十年前在一師食堂里吃不飽飯的窘境相比，那已經是天壤之別。席間，不時傳出笑聲。大家回憶的，不只是當年的課堂和社會活動，還有種種細節(jié)：誰在課堂上曾與老師據理力爭，誰在夜校一講就是兩個小時，誰在“征友啟事”里寫下了讓人忍俊不禁的句子。

有一段談話，尤為值得一提。席間有人提起湖南一師時的老校長張干，毛澤東認真評價了張干在教育上的貢獻，也坦率指出其保守的一面。但他特別強調，要在生活上照顧這位老校長，不能讓曾經的師長在晚年陷入困境。周世釗聽后，心里十分欣慰。這種念舊之情，讓他們這些一師出身的人深有感觸：無論身居何位，那段共同的求學經歷，從未被輕易放下。

在北京逗留的幾天里，毛澤東多次約周世釗到住處小聚。兩人談起國家形勢，也談起一師的舊事。古樸的教學樓、狹長的走廊、吱呀作響的木樓梯，都成了話題。有人說，那幾天里，中南海的一間屋子里，經常能聽到湖南口音的笑聲，這種畫面，本身就頗為動人。

分別在即，周世釗心里多少有些不舍。他臨行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離開北京抵達長沙后，又寫了一封，內容頗為直接：希望毛澤東注意身體，生活有規(guī)律，把飲食起居當成“大事”來對待，而不要看成“小事”。這樣的提醒，在旁人看來似乎有些冒昧，但在朋友之間，卻是出于真心的叮囑。

周世釗還提了一個帶有“私人色彩”的請求——請毛澤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題寫校牌與校訓。這種要求，一般人未必開得出口，他卻直言相求。這當中既有對學校的熱愛，也有對這位老同學書法與威望的信賴。毛澤東沒有推辭，提筆寫下“第一師范”四個大字，又為學校題詞：“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边@句話后來被廣泛引用，成為許多教育工作者座右銘。

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再次給周世釗回信。這封信里，既回應了對書法“是否可用”的擔心，也認真回答了關于生活起居的提醒。他坦陳：“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實行了半個月，按照太陽辦事，不按月亮辦事了。但近日又翻過來，新年后當再改正。”這種略帶調侃的說法，把一位國家領導人在作息問題上的自我檢討，寫得頗為生動。隨后，他又提到“多休息和注意吃東西，也正在做”，并再次強調，要把這些看作“大事”，才能有希望改正。

從這段文字里，可以隱約看到兩人之間既親近又坦蕩的關系。一位朋友認真提醒，一位領袖誠實回應，不遮掩、不敷衍。對于熟悉周世釗的人來說，這才是“真能于我有益”的體現(xiàn)：敢說真話，敢提建議，不因為對方的身份就失去直率。

在此后的歲月里，兩人的通信并未中斷。周世釗陸續(xù)撰寫了《毛主席青年時期的故事》《毛主席青少年時期鍛煉身體的故事》《少年毛澤東的故事》等作品，以親身經歷記錄毛澤東早年的學習與生活。這些作品多在他去世后陸續(xù)出版，成為后來研究毛澤東早年經歷的重要參考資料。嚴格來說，這既是教育工作者對歷史負責的一種態(tài)度，也是老同學之間一種特殊的“見證”。

1976年，是新中國歷史上極為特別的一年。1月，周恩來逝世；7月，朱德逝世；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山河俱沉默，舉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這樣的時間節(jié)點，同年，周世釗也在湖南悄然辭世。相比全國性的悼念活動，他的離去顯得格外安靜，但在熟悉這段歷史的人心中，這位一生未入中國共產黨、卻始終支持進步事業(yè)的教育家，絕不是無名之輩。

回望兩人的交往軌跡，從1913年在一師的課堂初見，到1917年的“人物互選”，再到1920年那封關于“出洋與否”的長信；從1927年的大分岔，到解放后在中南海的重逢；從書信往來中的真心叮嚀，到為一師題寫校訓的深意，這條線綿延六十余年。道路不同，身份殊異，卻始終保持一種既真摯又克制的友情。

如果說，革命年代的許多關系，帶著戰(zhàn)火中的激烈與生死相托，那么毛澤東與周世釗之間的情誼，更多了一層少見的平和。他們既不整日以往事互相感傷，也不靠空泛贊美來維持感情，而是在各自崗位上盡職盡責的同時，用一封封信、一句句勸勉，把“能愛我，又能于我有益”這句話，一點點落到實處。

時間終究會把人物帶走，但那些細節(jié)卻不容易被磨滅。教室里凌晨的燈光，夜校講桌旁的身影，信紙上的娟秀字跡，豐澤園家宴上的笑聲，這些零碎片段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幅頗有層次的畫面：兩位湖南青年，從同窗到友人，從同路到分路，再到彼此尊重、互相牽掛，他們共同經歷了從舊中國走向新中國的全部過程，也用自己的選擇與堅守，解釋了什么叫“相知者，不以道合為易，不以位尊為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