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百度百科·沈從文詞條 / 百度百科·張兆和詞條 / 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上海文藝出版社）/ 《從文家書》（沈從文著，張兆和編，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 張允和《從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 凌宇《沈從文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部分章節(jié)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49年3月28日上午，北京，一處胡同里的舊式院落。

屋門從里面頂住，外面叫門沒有人應。

張兆和的堂弟張中和路過此處，從窗外隱約聽見屋內(nèi)傳來壓抑的聲響，他叫門，無人回應；推門，推不開。

直覺告訴他情況不對，他用力破窗而入，只見沈從文倒在地上，頸部和手腕都有刀割的傷口，旁邊還有喝剩的煤油，已經(jīng)昏迷過去。

搶救及時，沈從文脫離了危險。

醒來之后，他不知道自己剛從鬼門關(guān)走了一遭。

他眼神惶恐，嘴里不停地念叨：我是湖南人，我是鳳凰人……

見到張兆和趕來，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不在這里，我要回家，他們要迫害我。

就是這個此刻神志不清、倒在血泊里的男人，寫出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最溫柔的山水，寫出了無數(shù)讀者心頭念念不忘的《邊城》，用四年、數(shù)百封情書，把那個一再拒絕他的女子追到手，與她攜手走進了婚姻。

那個被他追了四年的女子張兆和，此后做了一個決定，讓后人讀來久久無法釋懷……

1902年12月28日，沈從文出生在湖南省鳳凰縣。

鳳凰這個地方，地處湘西腹地，四面被山夾住，沱江從城中穿過，兩岸都是高高低低的吊腳樓。

苗族、漢族、土家族的人混住在一起，各有各的習俗，各有各的規(guī)矩，刀光與歌聲都不缺。

沈從文的祖母是苗族人，母親黃素英是土家族人，他打小就在這樣一個山野氣息極濃的地方長大，見慣了市井里最鮮活也最粗糲的人生。

鳳凰當?shù)赜芯淅显挘f這地方的孩子，骨子里生來就帶著一股野勁。

沈從文身上，這股野勁體現(xiàn)得最直接的地方，就是他從來不肯老老實實待在學堂里。

他逃課，在街上閑逛，跟著兵痞子跑，在河邊一蹲就是大半天，看船，看水，看來來往往的人。

老師拿他沒辦法，他母親更是頭疼，說這孩子遲早要走野了。

他確實走野了，只不過走出了一條誰也沒料到的路。

1917年，沈從文高小畢業(yè)，隨即進入陳渠珍的湘西護國聯(lián)軍隊伍，辦理雜事，后來做到陳渠珍的書記。

這段軍旅歲月持續(xù)了將近五年，跟著軍隊輾轉(zhuǎn)湘西各地，他見過刑場上的血，見過洪水過后漂在河面上的尸體，見過人在絕境里如何求生，也見過最底層的人在苦難里頭依然保持著的那種韌性與善意。

這些東西，后來都滲進了他的文字里。

陳渠珍藏書豐富，沈從文借了不少書看，這是他正式接觸文學的開始。書看得越多，他心里那個想法就越清晰：他要去寫作。

1922年，在陳渠珍的支持下，二十歲的沈從文離開湘西，只身北上，來到北京。

他身上帶的錢極少，在北京沒有任何根基，投奔的地方也不過是一處四面透風的小房間。

1923年，他進入北京大學旁聽，一邊苦學，一邊練習寫作。

那段日子過得格外艱難，室內(nèi)沒有取暖的炭，冬天手指凍得拿不住筆，投出去的稿子被一家家退回，有的編輯甚至連信封都懶得拆開。

他一邊寫，一邊等，等那個肯用他稿子的編輯出現(xiàn)。

那年，郁達夫聽說有個從湖南來的窮小子在學寫文章，專程去探望了他。

來了一看，見他穿著破棉襖坐在桌邊，手指凍紫了，桌上攤著寫了一半的稿紙，窗縫里透進來的風把紙角吹得不停地翻。

郁達夫沒說什么，臨走時掏出兜里僅有的幾塊錢留下，就走了。

沈從文后來回憶，那時候的幾塊錢，夠他吃好幾天的飯。

文字這條路，他就這樣咬著牙走下去，一步一步地熬。

慢慢地，開始有編輯用他的稿，有讀者記住他的名字，有報紙找他開專欄。進入1930年代，他已經(jīng)是中國文壇上一個不可忽視的名字。

《邊城》《長河》《湘行散記》《從文自傳》，一部一部地寫出來，一部一部地被人傳閱。外國漢學家金介甫在研究著作里稱他為"僅次于魯迅"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家。

有研究者預言，他將是中國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

這一切，是1902年那個逃課的鳳凰少年，絕對沒有想到過的。

他的文字里有一股獨特的氣息，不是書齋里養(yǎng)出來的，是山野里磨出來的。

他寫湘西的水，寫渡口邊的翠翠，寫碼頭上賣力氣的船夫，寫那些名字都沒留下來卻活得極認真的小人物。

他寫的不是什么宏大的歷史，是人在塵世里頭那一點點發(fā)光的地方。

也正是因為這股氣息，他后來寫出的情書，才會叫那個姓張的女子，在心里打起了鼓。

那是1929年的事了。

沈從文二十七歲，剛剛經(jīng)胡適聘請，到上海中國公學任教。

課堂上坐著的學生里，有一個叫張兆和的女孩，十八歲，是蘇州張家的三小姐，皮膚微黑，眉目清秀，在學校奪過女子全能第一名，追求者多到需要編號排隊。

她不知道，那個站在講臺上、說話帶著湘西口音的老師，已經(jīng)注意到她了。

此后發(fā)生的事，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壇上流傳最廣的一段故事。

那個時代的鳳凰縣城，與外部世界之間，隔著數(shù)重大山。

沈從文幼年時，鳳凰縣城里有軍隊，有商人，有做各種營生的手藝人，也有聚集在碼頭附近靠打零工度日的苦力。

沈從文家的條件不算差，祖父曾做過官，到了他父親這一代，家道有所中落，但比起那些連飯都吃不飽的人家，還算過得下去。

他父親沈宗嗣是個性格多變的人，有時寬容，有時嚴厲，在家里的時日并不固定，沈從文小時候更多是在母親的照管下長大。

他母親黃素英是個極能干的女人，手腳麻利，對孩子的管教也有自己的一套，只是沈從文實在管不住，逃課的次數(shù)多到老師都懶得追究了。

鳳凰縣城周邊的山水，給了沈從文一雙特別的眼睛。

他在山里跑，看見過苗族的節(jié)慶，看見過趕集時候滿街道的熱鬧，看見過河里撐船的老人，看見過在吊腳樓上繡花的女子。

這些都成了他后來文字里反復出現(xiàn)的素材。

《邊城》里的翠翠守著渡口等人，《湘行散記》里的船夫在湍流里撐竿，都有著他早年見過的那些人的影子。

軍隊里的歲月，是另一重磨礪。

他十四歲就跟著隊伍跑，走過許多地方，經(jīng)歷過不少危險，也在那段日子里把人的兇險與善良都看了個透。

他后來說，軍隊里的生活，讓他對人性有了更真實的認識，不是書本上寫的那種，是用眼睛看出來、用身體感受出來的。

1922年他離開湘西去北京，隨身帶的東西不多，但心里帶著整個湘西的山水。

北京對他來說，是一座陌生的、冷漠的大城市。

他沒有背景，沒有學歷，沒有人脈，說話還帶著濃重的湘西口音，走在街上，和那些穿長衫、談吐文雅的知識分子一比，格格不入。

可他有一樣東西，別人有的不多：那是一種極強的、近乎固執(zhí)的、對文字的癡迷。

他寫，改，再寫，再改。被退稿了，換一家再投。被笑話了，低頭繼續(xù)寫。冬天冷得厲害，他把自己裹在破棉被里，把一支筆在手心里焐熱了，再接著寫。

這種勁頭，后來他用在寫情書上，也一樣沒有變過。

那是1929年以后的事了，此處暫且按下不表，先說說他這段漫長的蟄伏期里，還發(fā)生了哪些事。

他在北京旁聽了大學的課，雖然沒有學籍，但跟著聽下來，收獲不小。

他廣泛閱讀，中文的、外文的、古典的、現(xiàn)代的，凡是能借到手的書，他都看。

他的閱讀沒有什么系統(tǒng)，就是見什么看什么，像一塊干透了的海綿，見了水就往里吸。

與此同時，他繼續(xù)投稿，繼續(xù)被退，繼續(xù)再投。直到有一天，有編輯用了他的文章，給了他稿費，第一次讓他感到，寫作這條路，他走對了。

1924年，郁達夫公開撰文，提到了沈從文，把他的處境和才華都寫了出來，替這個無名之輩說了話。

這篇文章給沈從文帶來了一些關(guān)注，也讓更多編輯知道了有他這么個人。

此后幾年，沈從文的稿子越來越多地被用，收入也漸漸穩(wěn)定起來。

1928年前后，他已經(jīng)在文壇上有了一定的名氣，與徐志摩、胡適等人均有來往，文學創(chuàng)作進入了一個比較活躍的階段。

1928年，他開始在上海、武漢等地的高校任教，把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帶進課堂，培養(yǎng)了一批后來在文壇上頗有成就的學生，汪曾祺便是其中之一。

正是在這段時期，他認識了張兆和。

此后的故事，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最深的一個印記。

湘西的水是綠的，流過石頭的時候會發(fā)出一種特別的聲音，沈從文在那河邊長大，后來無論走到哪里，心里始終帶著那條河的聲音。

他后來說，他寫的所有故事，骨子里都是那條河流過去的。

1929年，沈從文經(jīng)胡適聘請，到上海中國公學任教，在那里認識了學生張兆和。

張兆和是安徽合肥張家的三小姐，出身名門望族，祖上張樹聲曾任江蘇巡撫、兩廣總督，父親張吉友是蘇州富商，家中四姐妹個個受過良好教育，在當時的社會上頗有名氣。

張兆和在中國公學念書時，奪得過女子全能第一名，追求者眾多，張家姐妹私下把那些追求者編了號，依次稱為"青蛙1號""青蛙2號"，沈從文在她們眼里，排到了"癩蛤蟆13號"。

沈從文開始給張兆和寫信。

第一封信，只有短短一句話，直接說他不知道為什么忽然愛上了她。

張兆和沒有回。

第二封，第三封，寫了又寫，張兆和仍舊不回。沈從文不氣餒，接著寫，半年時間里，寫了上百封。

信里有時說自己有多卑微，有時說他愿意做她腳邊的一只小草，有時把自己走過的山水、看過的云、喝過的酒都寫進去，說這一切，都比不上她一個人重要。

張兆和把那些信攢著，不回，也不退，靜靜地摞在那里。

后來學校里開始有風言風語傳出來，說沈從文因為追不到張兆和要去自殺。

張兆和受不住這種壓力，抱著一摞情書去找校長胡適，想讓他出面制止這件事。

胡適把那些信看了，抬起頭對張兆和說：他非常頑固地愛你。

張兆和立刻回答：我很頑固地不愛他。

胡適說：這不一定。

這場追求沒有就此停止。

1930年，胡適離任，沈從文轉(zhuǎn)去青島大學任教，離張兆和遠了，情書卻寄出得更頻繁。

他在信里把自己的孤獨、思念、對文學的理解、對人生的困惑，全都倒給她一個人看。

那些文字，情感真摯，語言生動，很難想象是一個人在被拒絕了無數(shù)次之后依然寫得出來的。

1932年夏，張兆和從中國公學大學部外語系畢業(yè)，回到蘇州家中。

沈從文專程從青島趕來，登門拜訪，提了親。張兆和的二姐張允和在其中出力周旋，一周后，張兆和接受了他。

據(jù)張允和回憶，張兆和給沈從文發(fā)了電報，說：鄉(xiāng)下人，喝杯甜酒吧。

四年的等待，就這樣有了一個答復。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園宣布結(jié)婚。

婚禮沒有任何儀式，沒有主婚人，沒有證婚人，婚房四壁空空，連一件像樣的新婚陳設(shè)都沒有，兩張床上各罩著一塊錦緞百子圖罩單，是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送來的。

婚禮當天穿的禮服，是大姐張元和在上海特意縫制趕來的。

沈從文那時剛滿三十一歲，張兆和二十三歲。

婚后，兩人暫居北平西城達子營的一處小院。

沈從文在給大哥沈云麓的信里，滿紙都是喜悅：說兆和端莊秀雅，恰如其人；說她的字寫得比他有希望；說母親若見了這個媳婦，必定歡喜。那種藏不住的高興，隔著紙張都能感受到。

婚后不久，因沈從文母親病危，他獨自回鳳凰探望，在來來往往的船艙里，他繼續(xù)給張兆和寫信。

這批信后來匯集出版，就是《湘行書簡》。

信里他叫她"三三"，她回信叫他"二哥"，兩個人的語氣都比求愛時期松弛了許多，像真正的夫妻了。

《邊城》寫于1933年秋至1934年初春，是沈從文婚后創(chuàng)作高峰期的產(chǎn)物。

小說里那個皮膚"黑而俏"的翠翠，取了張兆和的膚色特點與素樸的性情。

這部作品后來成了沈從文文學生涯里最廣為人知的代表作，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公認的重要篇章之一。

那幾年，是沈從文文學創(chuàng)作上最旺盛的時期，也是兩個人婚姻里相對平靜的歲月。

然而，日子往深處走，兩個人性格上的差距，漸漸顯現(xiàn)出來了。

沈從文是個情感極其敏銳的人，凡事都往深處感受，對細節(jié)極其在意，對情感的流動尤其敏感。他愛寫信，愛把心里的波瀾變成文字說出來，需要有人接收他這些東西。

張兆和則是個務實的人，婚后一改千金小姐的生活方式，學著操持家務，照料孩子，把一家人的日子安排得有條有理，是那種穩(wěn)穩(wěn)當當過日子的性格，不太習慣被情緒淹沒，也不太擅長去接收別人的情緒涌動。

兩種性格，放在婚姻里，磨合起來并不容易。

1935年前后，沈從文結(jié)識了高青子。

高青子仰慕沈從文的文學才華，再度相見時，特意仿照沈從文小說《第四》里女主角的裝束，穿了一件綠地小黃花綢子夾衫，衣角袖口緣了一點紫。

沈從文因此對她產(chǎn)生了感情上的牽絆，兩人有過一段時間的曖昧往來。

1936年春節(jié)后，沈從文寫信向張兆和坦白了這件事。張兆和震驚之下，當即回了蘇州娘家。

這道裂縫，此后很長時間都沒有真正愈合。

但兩人沒有就此分開。

沈從文深知自己有虧，與高青子的關(guān)系最終無疾而終。生活的重擔壓著，戰(zhàn)亂的年代里，兩個人帶著孩子輾轉(zhuǎn)各處，各自撐著，繼續(xù)在同一屋檐下過下去。

1946年后，據(jù)百度百科記載，因政治見解分歧等原因，沈從文與張兆和感情再次出現(xiàn)危機，一度分居。

這段婚姻，從追求時的熾烈，到婚后的磨合，到裂縫，到分居，走過了一段相當曲折的路。而更大的風浪，還在后面。

那個時代，上海、北京的文壇，是個熱鬧的地方。

各種文學流派的人聚在一起，談文章，談主義，談時代，談中國文學的出路。沈從文在這個圈子里，一直是個有些特別的人。

他不屬于任何一個派別，不肯用文學去做直接的政治宣傳，堅持認為文學應該寫人性，寫人在生命里頭真實的感受，而不是服從于某種時代的口號。

這個立場，在1930至1940年代，讓他不斷與左翼文學界產(chǎn)生摩擦，也讓他在文壇上的處境越來越尷尬。

他在1942年寫過一篇文章，專門闡述自己對文學的看法，說好的文學，應該有一種超越時代的東西在里面，不能只是一時的政治宣傳。

這篇文章，被左翼批評者視為立場有問題的證據(jù)。

爭議一直延續(xù)，到了1948年，真正的風暴降臨了。

四十年代后期，沈從文的處境日益艱難，文學創(chuàng)作陷入困境，外部的批評壓力一波接一波，他在給友人的信里，已經(jīng)流露出了深重的疲憊與迷失。

那是一種不僅僅是身體上的疲憊，是一個人的精神內(nèi)核在被長期消耗之后，開始出現(xiàn)松動的征兆。

只是他自己當時還沒有意識到，那松動很快就會變成垮塌。

1948年，是沈從文生命里的一道分水嶺。

這一年，左翼文化界對他發(fā)起了公開的猛烈批判。

1949年1月，北京大學校園里出現(xiàn)了大字報，《斥反動文藝》的全文被抄出張貼，教學樓上同時掛出專門點名批他的大幅標語。

他在文壇上積累了二十多年的一切，在這些批判里，被定性為"反動"。

這對他的沖擊，是毀滅性的。

沈從文不是一個有堅硬政治神經(jīng)的人，他是一個極其敏感的寫作者，他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對人性與美的信仰之上的。

他寫了二十多年，寫的全是他認為值得寫下來的東西，他相信那些文字是有價值的，是對這個世界有益的。

當這一切被公開否定，被扣上"反動"的帽子，他內(nèi)心的支柱，應聲而倒。

1949年1月中旬，他開始精神失常。他站在窗前望著胡同里來往的人，會緊張地說有人來抓他了。

他給表侄黃永玉寫信，說自己準備含笑上絞架。

他在日記里寫：過去對文學的一切信心，全崩潰了，擱筆是必然的，必須的。

梁思成、林徽因得知他的狀況，托人把他接到清華園，希望讓他在朋友們的陪伴下安穩(wěn)過年。

他去了，起初表面上看起來穩(wěn)了一些，但好友們不知道，這表面的穩(wěn)，遮不住里面的混亂。

清華園里那片樂觀的氣氛，反而讓他愈發(fā)感到自己格格不入，感到自己連累了妻子，打亂了所有人的生活。

他讀著張兆和從北京寄來的家書，在信紙上顫抖著寫下批語，說自己找不到自己了，不知道自己應該放在哪里，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么。

1949年2月，他從清華園回到北京，精神狀況沒有好轉(zhuǎn)，反而越來越糟。

他時而清醒，時而恍惚，恍惚的時候會把來訪的人認成偵探，會在屋里亂走，嘴里反復念叨著什么。

1949年3月28日上午，他把自己鎖在屋里，用剃須刀割破頸部和手腕的血管，又喝下了煤油。

張兆和的堂弟張中和恰好來訪，發(fā)現(xiàn)異常，破窗而入，發(fā)現(xiàn)他昏迷在地，傷口尚淺，搶救及時，脫離了危險。

醒來之后，他神志仍舊不清，以為自己被關(guān)進了監(jiān)獄，見到趕來的張兆和，反復說要回家，說有人要迫害他。

無奈之下，張兆和將他轉(zhuǎn)入精神病防治院接受治療。

那一年，沈從文四十七歲。

精神病院里的日子，他在日記里記錄過一些：他不清楚自己為什么在那里，他感到混亂，感到失去了方向，感到過去二十多年的一切寫作，此刻看來全都沒有意義，只剩下一片虛空。

他在那里待到1949年7月，病情逐漸穩(wěn)定，才得以出院。

而在他住院期間，張兆和做了一個決定——她進入華北大學二部就讀，繼續(xù)自己的學業(yè)與生活。

關(guān)于這段時間張兆和有沒有去醫(yī)院探望過沈從文，有關(guān)史料記錄并不明確。

但有一點是清晰的：沈從文在病院里的那段時間，留下的文字里，充滿了孤獨與迷失，沒有任何關(guān)于被妻子陪伴的記錄。

1949年8月，沈從文的人事關(guān)系由北京大學正式轉(zhuǎn)入歷史博物館。

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沈從文，就此停止了。他再也沒有寫過小說和散文。

那一年，他把筆擱下，轉(zhuǎn)身走向了另一條路。這條路，他走了整整三十年。

那場批判對沈從文的打擊，從他此后留下的文字里，可以看得出來。

他1951年在《光明日報》發(fā)表的檢討文章《我的學習》里，用了這樣一句話來描述1949年的自己：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對歷史對新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zhàn)爭里病倒下來了。

他用了"思想戰(zhàn)爭"這四個字，這是當時流行的說法，但也恰恰說明了他自己當時的狀態(tài)：那不是一場外部強加給他的戰(zhàn)爭，而是他在自己內(nèi)心深處打的一場仗，把自己打垮了。

一個人把自己打垮，這需要某種特殊的敏感，也需要某種特殊的脆弱。沈從文兩樣都有。

擱筆之后，他鉆進了另一條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