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8年的冬天，臨近春運，北京站的人流像煮沸的餃子一樣擁擠。我買到了一張回老家哈爾濱的綠皮火車硬座票，正背著沉重的雙肩包，艱難地在第二候車室里尋找一個能落腳的空地。就在我側(cè)身給一輛推著行李的小推車讓路時，一個穿著深灰色呢子大衣的男人步履匆匆地從我身邊擦肩而過。他的步伐極快，帶著一種常人沒有的敏捷和緊迫感，肩膀不小心重重地撞了我一下。

“抱歉�！彼统恋厮ο聝蓚�字，連頭都沒回，瞬間就融入了前方?jīng)坝康娜顺敝小?/p>

我揉了揉被撞疼的肩膀，剛想抱怨一句，低頭卻發(fā)現(xiàn)腳邊的水磨石地板上，靜靜地躺著一個黑色的皮錢包。我撿起錢包，抬起頭試圖尋找那個灰色大衣的背影，但在幾千人涌動的候車大廳里，他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當我把那個錢包撿起來以后，視線死死地釘在錢包夾層里露出的那本暗紅色證件上。那上面印著一枚莊嚴的國徽，下面是幾個燙金的大字——國家安全局。

在那個互聯(lián)網(wǎng)才剛剛興起、連BP機都還沒完全普及的年代，對于一個剛滿二十歲、滿腦子都是香港警匪片和諜戰(zhàn)小說的大學生來說，“國安局”這三個字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絕對的機密，意味著隱蔽戰(zhàn)線上的驚心動魄，甚至意味著某種不可預知的危險。

我的第一反應是猛地合上錢包，下意識地環(huán)顧四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扛著紅白藍編織袋的農(nóng)民工、穿著軍大衣的大叔、牽著孩子的婦女，每個人看起來都很普通，又好像每個人都在盯著我。

我本想直接把錢包交給車站的乘警，但出于尋找失主線索的本能，我還是小心翼翼地拉開了錢包的拉鏈。

里面的現(xiàn)金厚度讓我倒吸了一口涼氣。那是一沓嶄新的人民幣，足足有兩三千塊錢。在1998年，那筆錢對我這樣的窮學生來說，抵得上整整一年的生活費。但我并沒有被這些錢吸引，因為緊挨著鈔票的，就是那本讓我冷汗直冒的國安局證件。

證件上的照片里，是一個面容冷峻、眼神銳利的中年男人，名字叫林衛(wèi)東（化名）�？粗掌夏请p仿佛能洞穿人心的眼睛，我咽了一口唾沫。這可是國家機密人員的錢包！如果我拿著它去警察局，會不會被當成什么可疑分子盤問半天？更重要的是，他丟了這么重要的證件，現(xiàn)在一定急瘋了吧？

就在我猶豫不決的時候，我的手指觸碰到了錢包最里層的一張折疊得整整齊齊的紙片。我把它抽出來打開，發(fā)現(xiàn)那不是什么機密文件，而是一張某省級兒童醫(yī)院的催繳手術(shù)費通知單。通知單的名字是一個叫“林小雅”的七歲女孩，診斷結(jié)果是先天性心臟病，需要立刻進行心臟搭橋手術(shù)。

在那張冰冷的醫(yī)療單據(jù)背面，用歪歪扭扭的鉛筆字畫著一幅稚嫩的畫：一個高大的男人牽著一個小女孩的手，旁邊寫著一行拼音夾雜著漢字的話：“爸爸，我乖乖打針，你一定要回來看我做手術(shù)�！�

在那一瞬間，我腦海中關(guān)于“特工”、“間諜”、“危險”的種種幻想轟然坍塌。捏著那張薄薄的紙片，我的眼眶不知為何突然有些發(fā)酸。

那個在人群中步履匆匆、面容冷峻的國安局特工，此刻不再是一個遙遠而神秘的符號。他只是一個心急如焚的父親，一個兜里揣著女兒救命錢、趕著去見女兒進手術(shù)室的普通男人。那錢包里的兩三千塊錢，不是什么活動經(jīng)費，而是一個父親拼盡全力湊齊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