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6日，一場特殊會議在山西安平召開。

當時，中日雙方激戰(zhàn)正酣，抗戰(zhàn)進入到白熱化，可以說你死我活，但中國軍民并未屈服。

然而，某些高層人士卻產生了畏懼心理，不那么積極抗日了，反而與日軍展開談判，試圖與日軍達成合作，以穩(wěn)固自身地位。

“安平會議”的雙方，一方是日軍高層，包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山西派遣軍司令官巖松義雄和第一軍參謀長花谷正少將在內；另一方則是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山西王”閻錫山。

此次會議的核心問題，便是商討閻錫山如何叛變投敵，花谷正要求閻錫山盡快發(fā)出“和平通電”，最好在五月前發(fā)出，閻錫山顯然很猶豫，說這件事需要斟酌。

閻錫山有些想打退堂鼓，談判中反復提出軍火、物資和錢財，才可能發(fā)表通電，甚至到了漫天要價的地步。

日方顯然有些惱火，說閻錫山的要價遠遠超出了當初的約定，巖松義雄更是大聲指責閻錫山出爾反爾，是個老滑頭。

閻錫山也不甘示弱，說太平洋戰(zhàn)爭已經爆發(fā)，此一時彼一時。

談判雙方都想相互拿捏，卻誰也拿捏不住誰，最后只能休會。

就在談判雙方休息期間，閻錫山突然收到一個消息，一隊日軍試圖越過非軍事區(qū)，進入到會議召開所在地！

山西作為華北地區(qū)的重要省份，歷史上曾被閻錫山長期控制，在他的經營下，山西一度成為全國經濟模范省份，工商業(yè)十分發(fā)達。

閻錫山為了保護地盤，精心打造了一支戰(zhàn)力不俗的晉軍，并開設軍工廠、創(chuàng)辦軍校，以制造武器和培養(yǎng)軍事人才。

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閻錫山已經將山西打造成“私人堡壘”，旁人難以插手。

抗戰(zhàn)爆發(fā)后，閻錫山抗戰(zhàn)的積極性還是很高的，畢竟山西作為他的老巢，豈能拱手讓給日本人。

正因如此，閻錫山允許中央軍和八路軍進入山西，他更是主力盡出，讓晉軍在正面戰(zhàn)場與日寇作殊死較量。

抗戰(zhàn)之初，山西境內先后爆發(fā)了忻口會戰(zhàn)和太原保衛(wèi)戰(zhàn)等大戰(zhàn)，閻錫山全力應對，那時候的他堪稱全國抗戰(zhàn)楷模，受到了社會各界一致好評，大量援助源源不斷地送到山西前線。

但是，隨著中央軍、八路軍逐漸在山西生根開花，閻錫山猛然意識到一個嚴重問題，或許不等中國擊敗日本，他這個“山西王”就要做到頭了。

于是，閻錫山的抗日態(tài)度開始變得緩和，總體上還是抗日的，但他選擇在“三個雞蛋上跳舞”，即在中央軍、八路軍和日軍之間斡旋，以確保自身利益最大化。

這是閻錫山最可惡的地方，都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了，還想著個人利益。

1939年，隨著蔣介石發(fā)起“反共高潮”，頻繁與中共軍隊制造摩擦，對山西局勢造成極大影響，使閻錫山幾乎將“三個雞蛋”都踩破，處境變得十分尷尬。

首先，閻錫山與八路軍的關系破裂。

蔣介石逼迫閻錫山“反共”，其實只是一方面，共產黨主導建立山西新軍，觸犯了他的利益，才是雙方關系破裂的真正導火索。

為了維護自身核心利益，閻錫山在1939年12月發(fā)動晉西事變，派晉軍攻打山西新軍，這種倒行逆施行為的后果是很嚴重的，山西新軍12萬人大部參加八路軍，晉軍還被胖揍一頓，并丟掉了好幾個縣的地盤。

其次，閻錫山與中央軍的關系也越來越緊張。

中央軍進入山西后，確實打了幾場血戰(zhàn)，但大戰(zhàn)的硝煙還未散去，便開始搞事情了。

原來，中央軍看不起晉軍，為了搶奪糧食和軍餉，不斷壓縮晉軍的生存空間，比如范漢杰和劉戡就把防區(qū)內幾個縣的官員換成自己人，閻錫山的人則被趕走，這讓閻錫山十分生氣，多次派人去找衛(wèi)立煌解決問題，但范漢杰和劉戡都是胡宗南的人，衛(wèi)立煌根本管不了。

蔣介石的手段，閻錫山十分清楚，他很擔心山西會成為第二個貴州、四川，為了保護地盤，他開始對中央軍嚴加防范。

最后，閻錫山與日軍之間的平衡也被打破了。

日軍在戰(zhàn)爭之初發(fā)動幾次會戰(zhàn)后，暫停了對山西的大規(guī)模進攻，但駐山西的華北日軍第一軍，卻不但蠶食山西土地，山西全境105縣，竟然有85個縣被日偽軍控制，再刨除中央軍和八路軍控制的地區(qū)，閻錫山實際掌握的只有晉西南十幾個縣。

到了抗戰(zhàn)相持階段，閻錫山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能控制的縣城減少到區(qū)區(qū)數個，兵源、財政和糧食幾乎枯竭，而他手上的兵力尚有4萬多人，如果地盤繼續(xù)被壓縮，那他就完蛋了。

眼瞅著生存環(huán)境愈發(fā)惡劣，老奸巨猾的閻錫山開始動歪心思，試圖借助日軍勢力來對抗中央軍和八路軍，以穩(wěn)固和擴大自身實力。

1940年，閻錫山曾對心腹趙承綬說，“我們的情況很不好，老蔣要借機消滅我們，不給我們派發(fā)軍餉和武器；八路軍更不好，到處打我們，還把老百姓拉過去，如果日本人也打我們，那我們只能跳黃河了?！?/p>

所以，閻錫山認為，借助日本人的實力，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正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閻錫山之所以敢投敵，正是看到了日軍的處境。

戰(zhàn)爭進行到1938年以后，日軍兵力不足的問題逐漸暴露，防守廣闊的土地需要太多人，更何況八路軍不斷在后方騷擾，就更難了。

日本鑒于華北兵力不足，同時為了擴大“反蔣勢力”，以盡快逼迫蔣介石投降，華北日軍第一軍積極對閻錫山展開“誘降”。

最早在1940年初，日軍就通過閻錫山的表侄曲某和商人閻宜亭，與閻錫山建立了秘密聯系通道。

日軍多次派人到臨汾克難坡找閻錫山談判，當時提出的倡議是，日軍與晉軍停戰(zhàn)，一起對付八路軍和決死隊，并實現情報和物資交換，互通有無。

可以說，日軍最初的態(tài)度還是審慎的，擔心玩得太大，閻錫山消化不了。

閻錫山當時的態(tài)度是，謹慎對待日軍的拉攏，他只是保持與日軍的聯絡，并未輕易投敵，究竟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國內外形勢并沒有對日軍特別不利，中國抗戰(zhàn)仍然艱難，在這種局勢下，自己可能討不到太大便宜；

第二，閻錫山對自身實力不自信，擔心一旦明目張膽投敵，會遭到中央軍、八路軍攻擊；

第三，晉軍內部人心不齊，閻錫山需要時間統(tǒng)一思想，在此之前不能貿然行事。

這一拖就是一年多，后來發(fā)生了兩件大事，對閻錫山的神經造成了比較大的刺激，促使他加快投敵步伐。

首先是1941年5月進行的中條山戰(zhàn)役，此次戰(zhàn)役衛(wèi)立煌的第一戰(zhàn)區(qū)遭遇慘敗，20多萬大軍幾乎損失殆盡，閻錫山深感兔死狐悲，認為抗戰(zhàn)前途渺茫，自身處境更加不妙；

其次是1941年6月《日蘇中立條約》簽訂后，蘇聯為了集中力量打贏衛(wèi)國戰(zhàn)爭，停止了一切對中國的援助，還與日本達成妥協(xié)，抗戰(zhàn)前途更加渺茫。

當時，日本還未偷襲珍珠港，二戰(zhàn)局勢對盟國十分不利，閻錫山感到悲觀，便加緊投敵。

1941年6月，日本為了拉攏閻錫山，將孝縣交給晉軍接管，閻錫山大喜過望，連忙派人與日軍展開談判。

8月，閻錫山派遣趙承綬到敵占區(qū)汾陽縣與日軍談判，最終達成《汾陽協(xié)議》。

協(xié)議規(guī)定，閻錫山只要脫離國民政府，便能得到以下幾項好處：

第一，日軍會停止進攻，并將山西政權交給閻錫山；

第二，日軍會提供資助，幫助閻錫山將晉軍擴充到30萬人；

第三，日軍將提供準備金，協(xié)助閻錫山發(fā)行三千萬紙幣的晉鈔；

第四，日軍將晉北13縣交給閻錫山實際控制；

南京汪偽政權得知閻錫山與日軍談判，也適時拋出橄欖枝，以南京偽政府的高官厚祿為誘餌，并表示愿意充當協(xié)調人，以促使日軍盡快履行協(xié)議。

閻錫山與日軍之間的接觸雖然都是秘密進行的，但紙終歸包不住火，蔣介石安插在山西的軍統(tǒng)和中統(tǒng)等情報機構，很快便得知了閻錫山將要投敵的消息。

消息傳回重慶，蔣介石大驚失色，他雖然與閻錫山有過節(jié)，但并不希望閻錫山投敵，因為山西是抗戰(zhàn)最前線，如果徹底落入敵手，那華北局勢將更加危急。

更讓蔣介石不安的是，閻錫山投敵后，山西的中央軍有覆滅的可能，八路軍也可能趁機做大。

所以，無論是抗日還是“反共”，蔣介石都不允許閻錫山投敵，為了阻止閻錫山，蔣介石采取了果斷措施，首先給閻錫山發(fā)電報，并托人給閻錫山帶話，警告閻錫山不要投敵，否則中央軍將全力進行討伐；其次，蔣介石派了一個特使，到山西阻止閻錫山投敵。

為了確定這個特使的人選，蔣介石費了一番腦筋，最終選中了軍令部部長徐永昌。

徐永昌曾是閻錫山的部下，跟著閻錫山反過蔣介石，但反蔣失敗后，他就投靠蔣介石，并很快成為蔣介石的心腹，是蔣介石的中樞智囊之一，多次獻策立下大功。

正因如此，蔣介石在1938年將徐永昌升為軍令部部長，陸軍二級上將，與白崇禧、陳誠、何應欽并稱“軍委會四巨頭”。

值得注意的是，徐永昌雖然投了蔣介石，卻與閻錫山保持了良好關系，這得益于中原大戰(zhàn)后徐永昌擔任山西省主席時對閻錫山的全力幫助，為閻錫山保留了晉軍骨干，且徐永昌很會做人，雖然投了新主，但仍不忘舊主，讓閻錫山大為贊許。

蔣介石認為，想要說服閻錫山，旁的什么人都不行，徐永昌是唯一的人選。

1941年7月，徐永昌抵達克難坡，要說他真會做人和辦事，與閻錫山見面時彼此心照不宣，壓根沒提日本人，只是噓寒問暖，回憶往事，氣氛十分祥和。

在克難坡駐留期間，徐永昌與趙承綬、王靖國、趙戴文等人進行了親切會談，大家都是熟人，說話比較方便，他察覺到閻錫山手下幾個集團軍司令，大多對投敵存在疑問，他便借題發(fā)揮，曉以利害關系，成功說服兩位集團軍司令反對投敵。

閻錫山得知手下將領反對，開始有所顧忌，便推遲了《汾陽協(xié)議》的執(zhí)行時間。

前前后后，徐永昌在克難坡待了五天，雖然沒能說服閻錫山放棄投敵，但他判斷，至少在洛陽和西安淪陷之前，閻錫山還不敢公開投敵，此時仍在觀望和猶豫之中，所謂的協(xié)議也被擱置。

蔣介石其實了做了最壞打算，一旦徐永昌勸說不成，就過段采取軍事手段，為此他下令胡宗南派遣精銳部隊渡過黃河進入山西龍門地區(qū)，目的是對閻錫山進行監(jiān)視，一旦閻錫山有所行動，就出兵攻打。

日軍則針對性采取了措施，為了保護閻錫山安全，派遣部隊向黃河下游各渡口行動。

1941年10月，日軍加緊落實閻錫山投誠之事，巖松義雄給閻錫山發(fā)密電，說日軍將在20日左右開始清除山西境內的中央軍。

閻錫山積極配合，下令晉軍不允許中央軍增援部隊通過防區(qū)。

蔣介石據此判斷，閻錫山投敵的可能性極大。

我們可以發(fā)現，閻錫山的投敵行動十分謹慎且有步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在觀望局勢，當時日本和美國正在談判，雙方有妥協(xié)的可能，一旦協(xié)議達成，他必將投敵；如協(xié)議不成，那么他將慎重考慮下一步。

不得不說，閻錫山作為一名老牌政客，之所以能長期屹立不倒，確有其獨到眼光。

徐永昌得知消息后，一方面規(guī)勸蔣介石，說中央軍不能輕易出手，以免激化矛盾，并說閻錫山有挽回的可能；另一面，他一天之內兩次給閻錫山發(fā)電報，勸閻錫山停止投敵活動。

蔣介石聽從徐永昌勸說，下令中央軍各部不得輕舉妄動，局勢有所緩和。

就在閻錫山猶豫之際，珍珠港事件于12月爆發(fā)了，閻錫山得知消息后驚愕不已，投敵信心大減。

不久，閻錫山給蔣介石發(fā)電：

決以鈞座之意旨為意旨，追隨鈞座抗戰(zhàn)到底，決不為國家惹是非, 使鈞座無詞以對中外人。

到這時，閻錫山已經不考慮明著投敵了，但賊心不死的他，仍打算讓日軍為己所用。

而日軍也未放棄對閻錫山的拉攏，于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安平會議，其實是日方以武力要挾閻錫山參加的會議，閻錫山并不打算投敵，只打算用談判來拖住日軍，從日軍那里騙取支持，這才漫天要價。

正因如此，閻錫山和日軍在會議上鬧得不太愉快，日方惱羞成怒，派遣軍隊進入非軍事區(qū)，閻錫山見勢不妙，擔心被日軍劫持，便在休會期間趁機逃走。

此后，閻錫山確定了“利用日軍”的策略，日軍也打算利用他，雙方一拍即合，開始暗地里進行物資和人員交換，閻錫山甚至派人到敵占區(qū)擔任縣長，日軍對此表示默許。

閻錫山的這一招效果很好，蔣介石擔心他投敵，開始大力援助他，給錢給人給武器；八路軍也減少了對他的壓力，讓他安心偏安一隅。

到最后，眾人才發(fā)現，閻錫山原來下了一步妙棋，目的是營造新的“三窟”，重新站在“三個雞蛋”上跳舞，而他的目的達到了。

在閻錫山投敵道路上，徐永昌起到了重要作用，讓閻錫山有所顧忌，沒有馬上投敵，直至拖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閻錫山這才轉變策略，變投靠日軍為利用日軍，雖然都是與日軍勾結，但結局卻大不一樣。

但是，不管是投靠日軍還是利用日軍，閻錫山在抗戰(zhàn)期間與日軍糾纏不清，借助侵略者的勢力對抗自己人，注定要被釘在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