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
恨子弗見之，一去五百春。
我學如贅疣，未成先誤身。
誤身身不淑，誤世心不仁。——明·胡翰《示順生四首·其二》

簡譯：

明招山中那位前代先賢呂祖謙，品德道義之高，當世無人能與之比肩。

只可惜你未能親見其人、親聆其教，歲月流轉，他辭世至今已整整五百年。

我一生苦讀研思，可所學于我而言，竟如同身上多余的贅瘤一般無用，學問尚未有成，反倒先貽誤了自身。

倘若只是耽誤了自己，不過是個人德行修養(yǎng)有所欠缺，可若是誤導世人，那便是有負圣賢與蒼生了。

背景：

胡翰，字仲申，號仲子，浙江金華人，元末明初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與宋濂、王袆、戴良并稱“金華四先生”。

他自幼穎悟，先后師從吳師道、吳萊、柳貫等當世名儒，深通經史，精于古文，文風醇深雄邁，為時輩所重。

身處元明易代的亂世，胡翰心懷用世之志，卻不愿屈從濁世，元末戰(zhàn)亂時，避居南華山，潛心著書。

朱元璋攻克金華后，召其入仕，他僅任衢州府學教授，以教化士子為任，洪武初年，受征入朝修撰《元史》。

書成之后，他婉拒高官厚祿，歸隱北山，自號“長山先生”，讀書講學，徜徉山水十數年，終老林泉。

胡翰一生論文論詩，皆以“文以載道，德為言本”為宗旨，所作詩文不尚浮華，專重世教與修身，多為砥礪品行、警戒后學之作。

這首《示順生四首·其二》，便是他寫給晚輩順生的勸誡詩，既寄托對前代圣賢的追慕，也以自身為鑒，告誡后人治學為人的底線，字字皆出自半生閱歷與儒者本心。

賞析：

開篇四句，胡翰徑直將目光投向五百年前明招山的先賢，南宋理學大家、浙東學派奠基人呂祖謙。

“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前兩句以極簡的語言，盛贊呂祖謙道德學問冠絕一時，風骨凜然，無可比擬。

呂祖謙一生講學明招山，主張“明理躬行”，治學經世，不尚空言，以教化育人為己任，其人格與學術，正是胡翰心中儒者的典范。

“恨子弗見之，一去五百春”，一“恨”字，飽含深切惋惜，順生無緣親承圣賢教誨，五百年光陰悠悠而過，流風余韻雖在，而斯人不可復見。

這既是嘆時代相隔、先賢難追，也為全詩立下精神坐標，為人治學，當以呂祖謙這樣的大儒為標尺，不可自甘淺陋。

第五、六句詩意陡轉，由頌人轉向自剖，“我學如贅疣，未成先誤身”，以“贅疣”這一極通俗、極刺目的比喻，自評平生所學。

贅疣本為身上多余無用的肉瘤，胡翰身為名重一時的大儒，卻自謂學問如贅疣，并非故作謙辭，而是亂世儒者的深刻自省。

他一生苦讀，歷經戰(zhàn)亂，出而復隱，眼見世道艱難，雖有心濟世，卻深感所學未能真正濟世安民，反而在浮沉奔走中耽誤了自身修為。

“未成先誤身”五字，道盡傳統(tǒng)士人“學而不能行”的無奈與自責，滿腹經綸，若無補于世，便是無用之學，心懷道義，而不能踐行，便是自誤。

“誤身身不淑，誤世心不仁”，后兩句最警策，也最見風骨，道盡士人立身的責任與良知，成為后世修身治學的千古箴言。

若只是學業(yè)無成、德行有虧，耽誤一己之身，不過是“身不淑”，屬個人修養(yǎng)之失，尚可自省自改。

可若是學問不精、心術不正，卻以其學教人、以其言惑眾，貽誤世道人心，則是“心不仁”，背離了儒者最核心的“仁”道。

在胡翰看來，士人讀書治學，絕非為博取功名、裝點門面，而在于修身、明道、濟民。

學者握筆立言，一言一行皆關乎風氣，若以淺陋之學、偽妄之識欺世盜名，便是對道義的背叛，對蒼生的辜負。

全詩語言樸拙，不事雕琢，不用僻典，不逞辭采，純以真氣行筆，卻沉郁頓挫，字字千鈞。

由仰賢到自謙，再到誡世，層層遞進，情感從追慕、自省轉為嚴正告誡，一氣流轉，莊重懇切。

胡翰詩風本近漢魏古直，此篇尤見本色，無一句綺語，卻有赤子肝膽，無一聲高唱，卻有雷霆之力。

后記：

胡翰這首小詩，是其一生人格的真實寫照，他生于亂世，目睹生靈涂炭、斯文墜地，深知學問與道義不可分離。

追慕呂祖謙，是向往“修身明道、教化濟世”的儒者理想；自謂“學如贅疣”，是不肯虛竊學者之名。

嚴戒“誤世心不仁”，是堅守“不為良相，則為良師”的底線，寧守清貧，不欺心，不欺世。

他對晚輩順生的告誡，亦是對自己一生的鞭策，治學先修心，為人先守仁，可以無位無名，不可無德無良，可以獨善其身，不可禍世誤人。

胡翰以一首短詩，寫下亂世儒者的堅守與清醒，也留下了一盞照見人心的道義之燈，至今讀來，仍令人肅然起敬。

?參考資料：

《明史·胡翰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