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以前，魯迅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說《藥》中，用華老栓夫婦為兒子小栓買人血饅頭治病的故事，尖銳的諷刺了當時百姓的麻木和愚昧，人血饅頭因此又被用來比喻和諷刺那些利用別人的不幸來獲取利益的行為。

一百年過去了，魯迅先生的文章都要被退出課本了，但愛好“人血饅頭”的人卻依舊存在，并且還很多，只不過“人血饅頭”的形式變了，變成了別人的不幸。人們從中吃“饅頭”的方式也變了，變成了網絡暴力。從中所獲得的利益結果也不再是治病，而是一種內心深處的自我滿足，一種十分鄙夷的“幸災樂禍”。

成都被感染病毒女孩的遭遇不正是如此嗎？

被感染前的正常生活，在確診后，遭到了一輪又一輪的網絡暴力，甚至連家庭基本信息等個人隱私都被鍵盤手們人肉了出來。

那些站在道德制高點的人，仿佛像上帝一樣，凝視著這個女孩過往的一切，并那些細節(jié)統(tǒng)統(tǒng)發(fā)布在了網絡空間上，然后指責其為何會有那么大的活動空間，謾罵其沒有責任感，應該為病毒的傳播負責等等，當然還有更多、更多的惡毒言論已經惡毒到不適合發(fā)布在網絡上進行評價，連那些發(fā)布的人都用諧音字來表達著他們的“感情”。

看起來，他們的指責、謾罵仿佛都是出于社會公共利益，是為所謂的“大局”著想，但實際上真的如此嗎？

那些一邊指責和謾罵那個年輕女孩的人，又有幾個是在事發(fā)前，把自己嚴嚴實實關在家里和辦公場所的人，甚至那些人在發(fā)布這些評論的時候，都如出一轍的在各個區(qū)域來回移動。他們不過是把別人的不幸當成了消遣娛樂的工具，而那些口口聲聲的“大義”不過是在鍵盤前為其壯膽和遮羞而已。

一個在感染病毒之前，正常的開展自己的生活，沒有做什么違法逾矩的事，在確診后，積極配合流調的普通女孩，雖說不像是魯迅筆下的那些英雄人物般偉大，但卻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為之同情和給予鼓勵的。

而這個女孩和我們一樣，都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人，是出門坐地鐵、公交，生病住普通病房的普通人，普通人沒有單獨的辦公室、沒有獨享的交通工具、沒有坐享其成的資本，只有日夜奔波的打工命。

而就是我們這樣的普通人，是最容易被病毒所感染的，因為為了生活。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所在的場所有沒有病毒，我們都不知道我們何時會成為下一個被網絡暴力的“人血饅頭”，就像那個女孩一樣，病毒對于普通人來說總是具有很強的隨機性。

當面對某一個地區(qū)性的災難的時候，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尚能為其吶喊出“加油”、“挺住”一類的充滿了正能量的聲音，但是當一個個體遭受不幸的時候，我們卻為何又要轉向以網絡暴力來對待呢？

負負得正、弱弱得強，如果連普通人之間的那點同情與勉勵都沒有了，那魯迅先生在一百多年前所說的那個“病”是不是還沒有好，因此也才有了“藥”不能停的故事呢？

數看歷史，蒼天饒過了誰，那些無腦網曝被感染女孩的人，是否想過，自己在某一天也可能成為別人爭搶的“人血饅頭”，別讓不幸在自己身上重演，就請從培養(yǎng)一顆同情心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