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血染湘江。頭頂，敵人的飛機結隊呼嘯轟炸；江兩岸，敵人的大炮列陣攻擊；左右側后，敵人的機槍子彈瘋狂掃射；斜插過來的追兵狂呼亂叫，江面上漂浮整整一層紅軍尸體……

浮橋在十來米高的水柱和四處飛舞的彈片中飄搖，一位紅軍干部捂著簡單包扎的腰部，一步一回頭，不舍地踏上對岸。面對追趕上來的敵人，最后時刻紅軍工兵炸毀了浮橋。

那一刻，這位紅軍干部回頭眺望，目光穿過被炸得水柱沖天的湘江，他不顧疼痛，拍打著手上的腰部，痛哭流涕。那一刻，他知道還在湘江以東頑強戰(zhàn)斗的幾千戰(zhàn)友成了“孤軍”，他們可能永遠過不了湘江。

就在兩天前，他還在和戰(zhàn)友們一起浴血奮戰(zhàn)；如今一江相隔，只怕再無相逢時。眼看著數千兄弟陷入重圍，自己將成為這支“絕后”部隊的少有幸存者，叫他如何不傷心、不悲痛。

這位紅軍干部當年34歲，他是紅34師代理政委，叫朱良才，在黨內和軍界出了名的文武雙全，“朱毛”第一任秘書，也是紅34師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中級別最高者，1955年第一次授銜時被授予上將軍銜。

降職干部：擔架上指揮戰(zhàn)斗

朱良才1900年出生在湖南汝城。25歲參加革命，27歲入黨。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后，隨朱德上了井岡山，和譚政一起，分別擔任了剛剛成立的紅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的第一任秘書。

1933年8月1日，朱良才屢建戰(zhàn)功，升任紅15軍政治委員，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榮獲二等紅星獎章。長征之前，由于“左”傾領導者的錯誤，他幾次遭到降職處分。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紅34師作為后衛(wèi)師，擔任斷后任務，掩護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2大縱隊突破重圍。這支被稱為“絕命后衛(wèi)師”的部隊由閩西游擊隊改編而成，第101團團長陳樹湘擔任師長，朱良才被臨時任命為紅34師代政委。

從右至左：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陳毅、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紅四軍軍部秘書譚政、紅四軍軍部秘書朱良才

11月27日，湘江戰(zhàn)役全面打響。水車作為中央紅軍的總后衛(wèi)戰(zhàn)場，便是紅34師的主戰(zhàn)場。紅34師與從道縣、天堂圩撲過來的國民黨周渾元和李云杰指揮的第3路軍、第4路軍展開殊死拼殺。

面對如潮的敵人，紅34師仍像釘子一樣，兩天兩夜牢牢地守衛(wèi)在水車阻擊陣地上，寸步不退。幾天戰(zhàn)斗下來，部隊減員嚴重，長征出發(fā)6000余人，只剩下2000多人。

11月29日夜，幾天幾夜沒合眼，一直堅守在水車防御陣地上的朱良才，腰部舊傷突發(fā)，血和膿一起撐破傷口，涌流而出。他強忍疼痛，簡單包扎后，又爬上擔架繼續(xù)指揮戰(zhàn)斗。

師長陳樹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偷偷”向軍團長董振堂報告。董振堂與政委李卓然、參謀長劉伯承一商量，命令陳樹湘迅速將朱良才送到軍團部治病療傷。這才有了開頭朱良才不舍難過的一幕。

開國上將朱良才

孤身乞丐：歷盡艱險找到部隊

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魚。

湘江戰(zhàn)役慘烈程度令人心寒。30多萬（不含地方民團）反動派軍隊前堵后追，左右夾擊，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fā)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

此戰(zhàn)過后，戰(zhàn)斗力最強的紅一軍團損失6000余人，長征出發(fā)前統(tǒng)計共10922人的紅八軍團，由于所剩無幾被整建制撤銷；紅三軍團第六師第十八團全軍覆沒，其余各部編制均不足半數……

湘江戰(zhàn)役，成為長征最悲壯的一頁，朱良才所在的紅五軍團第34師毫不猶豫地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友鄰部隊，而將危險留給了自己，面對10余敵的集中“會剿”，他們向死而生，絕地突圍。

師長陳樹湘腹部受了重傷，陷入昏迷，被敵人抬上擔架去請賞。途中醒來的陳樹湘趁敵不備，扯開腹部繃帶，忍著劇痛，將自己的手插進傷口之中，斷腸自絕，壯烈犧牲。

陳樹湘斷腸絕命油畫

這支為保衛(wèi)中央蘇區(qū)和為中央紅軍的戰(zhàn)略轉移作出重大貢獻的、主要由閩西子弟組建的紅34師，用生命與鮮血，唱完了悲壯的戰(zhàn)歌，實現了他們“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朱良才是紅34師的幸運兒，長征結束后，他參加為打通國際路線而組建的西路軍。西征失敗，他在馬匪騎兵的圍追堵截中，孤身一人，靠要飯，一直走了36天，行程1000多公里，終于找回部隊。

這一路上，朱良才歷盡磨難，多次死里逃生。又一次，為了躲避馬匪，他身上披著一張羊皮，藏在羊群中躲過一劫；走了34天來到蘭州，過黃河的橋上國民黨設卡攔截。他急中生智，跟在一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后，佯裝成隨行挑夫，順利過關。

1938年春，朱良才回到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毛澤東對他作出了這樣的評價：“軍事上過硬，政治上合格”，是“軍之良才”。

《絕命后衛(wèi)師》劇照

開國大將：急流勇退主動讓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發(fā)出《關于一九五○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朱良才敏銳地發(fā)現這一指示對加強部隊政治工作的重大意義，建議華北軍區(qū)雷厲風行地落實上級指示。

時任華北軍區(qū)政治部主任的朱良才立即在北京召開生產委員會擴大會議，影響很快遍及全軍。毛澤東看到報紙后，高興地向聶榮臻夸贊朱良才：對于黨的指示，某些同志是雷打不動，充耳不聞！朱良才是聞風而動！

20世紀50年代中，毛澤東就開始考慮培養(yǎng)革命事業(yè)接班人，并多次在不同場合號召年老體弱的老同志主動讓位給年富力強的同志。朱良才還是第一位要求退出領導崗位的開國上將。

知道這些情況后，已經擔任北京軍區(qū)政治委員的朱良才，根據自己傷、病較多、較重的身體情況，決心帶頭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并3次向當時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并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當面陳請。

前排左7毛澤東；二排左5朱良才，右6韓偉

1958年11月，中央正式批準朱良才主動讓位給年富力強的同志的報告。當年底的政治局會議上，說到朱良才主動讓位的事，毛澤東夸獎他“覺悟高”，周恩來稱贊他“思想開明”，鄧小平表揚他“顧全大局”。

朱良才是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堅定維護者和模范執(zhí)行者。參加紅軍后南征北戰(zhàn)，未曾顧得上汝城老家的妻子與長子。直到1949年6月，汝城解放，朱良才才和家里聯(lián)絡上。

那年12月下旬，朱良才派了秘書董鳳智到汝城找家人，長子便隨同上了北京。父子見面，朱良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兒子的名字給改了：“馨園呀，我的兒子也應該是人民的勤務員，你的名字以后就叫庶民吧。”

朱庶民隨后進入中國人民大學讀書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畢業(yè)后，他只在北京工作了兩年，便被父親“遣”回老家汝城工作。此后，朱庶民便一直待在老家，直到逝世。

新中國成立初期朱良才、李開芬夫婦

1989年2月22日，朱良才在北京病逝，終年89歲。聞知噩耗，他的老領導聶榮臻元帥不禁心潮難平，潸然淚下，提筆給朱良才的夫人李開芬寫去一封情真意切、哀悼紀念的信——

從抗戰(zhàn)開始就和我并肩戰(zhàn)斗，成為我的一位好戰(zhàn)友、好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