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經(jīng)過《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兩件大事，周朝權(quán)威進一步淪喪，卿大夫家族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各諸侯國君被夾在中間，承受著巨大的生存壓力下，他們紛紛開始奮發(fā)圖強，試圖在這個大爭之世保存國祚。

魏、楚、齊的《明君人治》，即是三國為適應大爭之世而做出的探索。

但三國的明君人治沒有超越時代的局限性，仍然在既有框架里尋找出路，故而有濃厚的春秋遺風。

真正突破時代枷鎖，要到秦國崛起了。

圍繞著秦國崛起，各諸侯國之間爆發(fā)了一系列周邊事件，君臣將相為應對危機、捕捉機遇，便發(fā)生了激烈碰撞，將人的智慧、謀略、算計展現(xiàn)的淋漓盡致，為世人打開新世界的大門。

從此以后，禮樂恭謙的春秋時代徹底遠去，崇尚法術(shù)詐力的戰(zhàn)國時代正式到來。

2、

秦國崛起的前提，是三晉分裂以及魏國衰敗。

公元前371年，魏武侯魏擊薨逝。

因為魏武侯生前沒有冊立太子，此時便沒有法定的接班人，于是公子罃（ying）和公子緩（huan）在魏國群臣的支持下，圍繞國君之位的最終歸屬，爆發(fā)了長達兩年的激烈爭鋒。

見到魏國爆發(fā)內(nèi)亂，趙、韓自然不可能無動于衷。

公元前369年，魏國大夫王錯投奔韓國。史書里沒有寫他“奔韓”的原因，但他在這個時間點離開魏國，極有可能是深度參與了魏國的政治斗爭，然后被敵對勢力抓住把柄，為了保住性命，便離開魏國投奔韓國。

這件事讓韓國君臣做出判斷——

堂堂魏國大夫都無法自保，說明魏國內(nèi)亂已經(jīng)白熱化，朝野人心惶惶，正是介入魏國內(nèi)政的最佳時機。

于是韓國大夫公孫頎向韓懿侯說：“魏亂，可取也�！�

韓懿侯非常認可公孫頎的意見，便和趙成侯聯(lián)絡，組成韓趙伐魏聯(lián)軍，一舉擊敗魏軍，包圍魏國都城安邑（山西運城）。

如果韓趙聯(lián)軍直接攻城，魏國必然滅亡，不可能再有翻盤的機會。

但就在這個時候，韓懿侯和趙成侯在如何處理魏國的問題上，有了嚴重的分歧。

趙成侯認為，誅殺公子罃，冊立公子緩為魏國國君，然后逼公子緩簽訂城下之盟，向韓、趙兩國割地。這樣一來，趙韓得到實際利益，魏國實力削弱，日后三晉依然可以互相依存。

韓懿侯認為，冊立公子緩是趙成侯提出的意見，事成以后，公子緩定然以趙成侯馬首是瞻，那么趙國便有可能成為新的三晉領袖，壓倒韓國。于是他堅決不同意趙成侯的意見，要求同時冊立公子罃和公子緩，把一個魏國分成兩國。

趙成侯想立魏壓韓、統(tǒng)領三晉，韓懿侯想分魏抗趙、壯大己身，兩人的根本目的不同，自然無法說服對方。

就這樣爭執(zhí)一段時間，韓懿侯見戰(zhàn)略目的無法實現(xiàn)，大怒，直接統(tǒng)兵回到韓國都城新鄭。趙成侯見狀，考慮到趙國的實力不能單獨決定魏國命運，也撤兵離開，回到趙國都城邯鄲。

不過，韓趙伐魏事件，仍然間接改變了魏國的走向。

因為趙成侯要冊立公子緩的想法，肯定派人和公子緩談過，并得到公子緩的認可。雖然趙成侯已撤兵回國，但在魏國朝野看來，公子緩和趙成侯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確定，一旦公子緩成為魏國國君，必然親近趙國，難以確保魏國的獨立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魏國朝野便放棄公子緩，逐漸向公子罃靠攏，最終，公子罃在魏國朝野的支持下誅殺公子緩，成為魏國國君。

公子罃，即魏惠王。

從個人層面來看，魏惠王擊敗公子緩繼承國君之位，毫無疑問是成功的，但從國家層面來看，魏惠王的成功，不僅沒有滿足趙國的訴求，也不符合韓國的利益，導致魏國和趙、韓出現(xiàn)難以縫合的裂縫。

可以說，隨著魏惠王成為魏國國君，魏國就失去重新統(tǒng)領三晉的機會，而趙韓兩國受制于國力、歷史矛盾等因素，同樣無法統(tǒng)領三晉。

三晉，徹底分裂了。

然而，魏惠王全面繼承了魏武侯的“武力征服”路線，繼位以后，立即開動魏國的戰(zhàn)爭機器，四面出擊——

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 三年，齊敗魏觀（觀津）。 五年，為秦所敗。 六年，伐宋取儀臺。

這份出自《史記·魏世家》的史料說明，魏國能擊敗韓、趙、宋等國，卻對矗立東西的老牌諸侯國齊、秦無可奈何。

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不知用什么理由，說服韓、趙兩國和他聯(lián)合伐秦，結(jié)果大敗而歸，被秦獻公斬首六萬級。兩年后，魏惠王為挽回顏面，決定以魏國一國之力獨自伐秦，再次大敗，統(tǒng)兵伐秦的魏國丞相公叔痤，都做了秦獻公的俘虜。

魏國三次伐秦、三次大敗，給各諸侯國傳遞出一個明確信號，那就是魏國并沒有強到橫推一世的地步，魏軍并非不可戰(zhàn)勝。

至少，秦國就可以和魏國抗衡。

在這樣的背景下，魏國的“武力征服”路線便遭遇挫折，很難再推行下去，而秦國通過大敗魏國的戰(zhàn)績，向世人證明了自己的潛力。

自此以后，魏國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秦國則迎來改變命運的轉(zhuǎn)機。

3、

公元前362年，秦獻公薨逝，其子嬴渠梁繼位，時年21歲。

嬴渠梁，即秦孝公。

秦獻公三次敗魏，給秦國崛起打下堅實的基礎，秦孝公的歷史任務，便是在此基礎上，將秦國國力和影響力推向新高度。

但秦孝公要完成這樣的任務，難度是非常大的。

那時，各諸侯國以齊、楚、燕、韓、趙、魏、秦為最強，其中前六國都在函谷關(guān)以東，唯獨秦國僻處西陲，和戎狄部族混在一起�；春恿饔虻氖鄠�小諸侯國，雖然在關(guān)東六國的夾縫中求生存，但他們都地處中原，社會風俗和文化禮儀沒有明顯差距。

在這樣的背景下，秦國就顯得非常另類，各諸侯國都認為秦國是蠻夷國家，沒資格參與“中國”的事務——“皆以夷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秦國的疆土，偏偏又和魏、楚接壤。

為了封鎖秦國，防止秦國東出，魏、楚都耗費巨資，修建起綿延千里的長城。魏國長城起于洛陽一帶，橫跨黃河，直抵陜北。楚國長城起自漢中，一直通到巴蜀。

魏國和楚國的兩條長城，就是他們構(gòu)建的一道封鎖線，試圖把秦國堵在西陲。

既有文化差異，又有軍事封鎖，秦孝公要想開拓秦國國力和影響力，難度可想而知。

為了打破封鎖，秦孝公繼位不久，便下達了一道招賢令，并提出一條所有人都難以拒絕的條件，即只要能給秦孝公出謀劃策，讓秦國強盛起來，就能得到秦國的官職和爵位，榮耀己身、傳及子孫——“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秦國按勞分配、論功行賞、絕對公平，來吧。

魏國相府中庶子衛(wèi)鞅，親身經(jīng)歷了魏國的三次大敗，親眼見證了秦獻公俘虜公叔痤的景象，再加上在魏國不受重用，早已心灰意冷。

現(xiàn)在見到秦孝公的招賢令，立即離開魏國投奔秦國，并通過秦孝公親信景監(jiān)的關(guān)系，給秦孝公提供了一整套法家富國強兵之術(shù)。

所謂法家富國強兵之術(shù)，其實就是改造政府機構(gòu)、鏟除地方豪強、頒布嚴密的法律，把國家打造成一臺暴力機器，保證國君的政令能傳到最基層。通過這臺暴力機器，國家可以把全社會的利益集中起來，用來練兵、養(yǎng)士、救災、征戰(zhàn)。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利出一孔�！�

秦孝公迫切要開拓秦國，衛(wèi)鞅迫切想位及人臣，所以兩人一拍即合，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隨后，秦孝公命令衛(wèi)鞅，用他的法家富國強兵之術(shù)，把秦國徹底改造一遍。

秦國變法，就此拉開帷幕。

秦國變法，共有兩次。

第一次變法的目的是重整社會秩序，確立政府和法令的權(quán)威，打破階層固化，調(diào)動社會經(jīng)濟的活力——

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戮力本業(yè)，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一句話，秦國人民要互相監(jiān)督，降低政府的統(tǒng)治成本，日常努力種田，服從政府管理，不要斗毆鬧事，想得到官職爵位提升社會階層，就到戰(zhàn)場上博軍功。

第二次變法的目的是移風易俗，打造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提升秦國的精神文明層次——

筑冀闕宮廷于咸陽，徙都之。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nèi)息者為禁。 并諸小鄉(xiāng)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 廢井田，開阡陌。 平斗、桶、權(quán)、衡、丈、尺。

通過這次變法，秦國的大家族都拆分成原子化小家庭，小鄉(xiāng)村整合為大縣城，政府得到明確的田地數(shù)據(jù)，市場有了統(tǒng)一的度量衡。

稍晚一些，衛(wèi)鞅又廢除井田制配套的什一稅（十份田地的產(chǎn)出，九份歸私一份歸公），改為計畝納稅（每畝田地明確稅額，按時征收）。

衛(wèi)鞅的這套法家富國強兵之術(shù)，如果是在物質(zhì)和文明發(fā)達、既得利益集團根深蒂固的關(guān)東諸侯國，大概率是施展不開的。

但在秦國就不一樣了。

秦國也有既得利益集團，但秦國的物質(zhì)貧瘠導致秦人選擇空間較小、文明落后導致秦人思考深度不夠，用幾次血腥屠戮，讓變法成為秦國的政治正確，秦人就容易驅(qū)使了。

可以說，衛(wèi)鞅的法家富國強兵之術(shù)，和秦國的現(xiàn)狀，簡直是一對絕配。

而經(jīng)過十年變法，秦國出現(xiàn)“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的景象。

秦國，變法初成。

4、

秦國的國力蒸蒸日上，自然要深度參與各諸侯國的事務，開拓秦國的影響力，實現(xiàn)東出大業(yè)。

秦國東出的第一道門檻，以前是晉國，現(xiàn)在是繼承晉國汾河盆地的魏國，而此次秦國東出遇到的神助攻，便是遠在東方的齊國。

公元前356年，發(fā)生了兩次重要會盟——

“趙、燕會于阿。”

“趙、齊、宋會于平陸�！�

趙國橫跨山西北部和河北中部，燕國在河北北部，齊國在山東北部，宋國在河南西部，可以看出來，這四國連在一起，就是一個針對魏國的C型包圍圈。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以趙國為首的兩次會盟，目的就是在外交和軍事上包圍魏國，直至組成聯(lián)軍一舉滅魏，重新整合三晉。

趙國的目的，魏惠王顯然看出來了，于是在公元前354年，魏惠王出兵伐趙，直取邯鄲，準備以力破局。

齊國和趙國是達成盟約的盟友，邯鄲被圍，齊國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觀。于是齊威王命田忌為將軍、孫臏為軍師，共同統(tǒng)兵救援邯鄲。

按照春秋時代的戰(zhàn)術(shù)原則，戰(zhàn)場在哪里，兵力就投放到哪里，堂堂正正的戰(zhàn)一場，勝利者得到外交主導權(quán)，失敗者愿賭服輸，回去準備下一場戰(zhàn)爭。

田忌也是這么想的，接到命令，便準備直奔邯鄲。

但孫臏認為，戰(zhàn)爭以取得勝利為目的，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具體用什么手段，其實是無所謂的。救援邯鄲，為什么一定要到邯鄲和魏軍決戰(zhàn)呢？

孫臏向田忌提議，魏軍傾巢而出包圍邯鄲，那么魏國都城安邑必然空虛，我們與其到邯鄲和魏軍硬碰硬，不如批亢搗虛，襲擊安邑。魏軍為保衛(wèi)安邑，肯定要撤圍回師，到那時，邯鄲之圍不就解了么——

“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nèi)。子不若引兵直走魏都，據(jù)其街路，沖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

孫臏的軍事理論，猶如一道超越時代的火光，照亮田忌。

田忌這才明白：“原來戰(zhàn)爭還能這么打”，隨即接受了孫臏的意見，統(tǒng)兵直奔安邑，并在沿途散布消息，希望魏軍知道他們的行軍計劃。

戰(zhàn)場的形勢轉(zhuǎn)變，果然和田忌、孫臏預料的一樣。

他們剛走到半路，魏軍就收到“齊軍入魏”的消息，為保衛(wèi)魏國都城，魏軍直接撤離邯鄲回師安邑。最終，兩軍在桂陵（山東菏澤東北）相遇，齊軍以逸待勞，大敗魏軍。

這就是著名的桂陵之戰(zhàn)。

而見到魏軍敗給齊軍，秦孝公立即做出決定，趁魏國元氣大傷的機會，繼續(xù)削弱魏國。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命衛(wèi)鞅統(tǒng)兵伐魏，次年，衛(wèi)鞅又統(tǒng)兵攻克魏國的固陽（內(nèi)蒙古包頭），通過兩次大戰(zhàn)開拓了秦國疆土，并解除秦國的北部威脅——

“秦大良造伐魏�！�

“秦衛(wèi)鞅圍魏固陽，降之�！�

5、

魏國遭遇大潰敗，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地理環(huán)境不好。

魏國地處中原，表面上看是四通八達，魏國的軍隊、使者、商人到哪里都很方便，但反過來看，魏國方便出去，周圍的諸侯國也方便進去。

桂陵之戰(zhàn)前后，魏國相繼遭到齊、秦的討伐，根本原因就是齊、秦都和魏國接壤。

然而，魏惠王不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改變魏國的外交和軍事路線，直接導致他在十年后，又遭遇了一次非常相似的大潰敗。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命龐涓統(tǒng)兵伐韓，韓昭侯想起“圍魏救趙”的故事，認為齊國曾經(jīng)擊敗魏軍救趙，這次一定能擊敗魏軍救韓，便派出使者到齊國求援。

齊威王見到韓國使者，立即警覺起來——

如果魏國吞并韓國，就可以恢復巔峰實力，威脅齊國的安全。對于齊國來說，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必須想辦法阻止魏國的軍事行動。

于是，齊威王召見群臣，問道：“韓國一定要救，但早救還是晚救呢？”

丞相鄒忌說：“出兵必然勞民傷財，不如不救�！�

將軍田忌說：“不救的話，韓國就被魏國吞并了，不利于齊國，不如早救�！�

他們兩人的分析都有道理，但仍然很片面，不能讓齊國獲得最大化的利益，所以孫臏說話了：

“救是一定要救的，但現(xiàn)在魏、韓正在激烈交戰(zhàn)，及早救援便是齊國替韓國作戰(zhàn)，會極大損害齊國的實力，還會得罪魏國，甚至韓國也不會感恩戴德。與其如此，不如等魏、韓都精疲力竭，我們再出兵救韓。這樣一來，魏國的實力削弱了，韓國也會感激我們雪中送炭，一舉兩得�！�

這又是一條超越時代局限性的計謀，對時局的分析、對戰(zhàn)局的判斷以及敵我雙方的利弊得失，都把握的非常精準，遠超同代人的平均水平。

最終，齊威王被孫臏說服了，決定晚救。

等到韓國五戰(zhàn)五敗，被迫把韓國都托付給齊國的時候，齊威王才命田忌、田嬰、田盼為將、孫臏為軍師，統(tǒng)兵直奔魏國都城安邑，以此來調(diào)動龐涓的伐韓大軍，解救韓國的危機。

龐涓見齊軍故技重施，隨即撤圍回國。

與此同時，魏惠王被“圍魏救趙”打出心理陰影，擔心齊軍真的奔襲安邑，便在魏國境內(nèi)大肆征兵，然后命太子申統(tǒng)帥新兵趕赴前線，和龐涓會師，試圖以獅子博兔之勢一舉打垮齊軍。

此時，單論兵力數(shù)量的話，齊軍是不如魏軍的，但誰都沒有想到，孫臏又有了新計謀——

齊軍在魏國境內(nèi)行軍作戰(zhàn)，必須挖土灶燒火做飯，普遍來說，憑借土灶的數(shù)量，便可以判斷齊軍的數(shù)量。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逐漸減少土灶的數(shù)量，讓龐涓和太子申以為齊軍逐漸崩潰，放松警惕，然后齊軍再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孫臏認為，這是可行的。

于是孫臏建議三將軍，第一天挖十萬土灶，第二天挖五萬土灶，第三天減少到兩萬土灶，以示齊軍減員嚴重，即將崩潰。

龐涓和太子申追了三天，自然發(fā)現(xiàn)了齊軍的土灶數(shù)量變化，大喜，然后就真的做出誤判：“齊軍離崩潰不遠了，建功立業(yè)就在此時，我來了，嗨嗨嗨�！�

隨后，龐涓和太子申拋開魏軍主力，只帶著少量精銳輕裝前進，追擊齊軍。

而在這個時候，孫臏已經(jīng)根據(jù)齊軍的土灶遺留地、魏國山川河流、交通路線等因素，算出魏軍的追擊路線。孫臏建議三將軍，在“馬陵”這個路窄、谷深、樹多的地方設下埋伏，以逸待勞等待魏軍。

不久后，龐涓和太子申果然到了馬陵，但他們見到的不是一支潰軍，而是整裝待發(fā)的齊軍，以及閃耀寒光的數(shù)萬支箭頭。

龐涓知道中計，羞愧難當，隨即自刎而死，太子申被俘，魏軍大敗。

這就是著名的馬陵之戰(zhàn)。

如果龐涓和太子申沒有拋棄魏軍主力，肯定不會戰(zhàn)敗身亡，最多是無功而返罷了。但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龐涓，發(fā)現(xiàn)的每一條線索都在證明自己的猜想是正確的，是否能冷靜下來，思考問題的真相？

恐怕也難。

只能說，孫臏把龐涓算計到骨子里了，他的軍事理論和戰(zhàn)術(shù)原則，早已不是習慣了春秋戰(zhàn)爭的將領能理解的。

而就在“馬陵之戰(zhàn)”以后，衛(wèi)鞅建議秦孝公再次出兵伐魏，利用魏軍大敗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削弱魏國。

衛(wèi)鞅的想法，和秦孝公不謀而合。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下令伐魏，統(tǒng)兵大將仍然是衛(wèi)鞅，魏惠王則命其弟公子卬統(tǒng)兵掛印，迎戰(zhàn)衛(wèi)鞅。

衛(wèi)鞅在魏國相府工作的時候，就認識公子卬，而且兩人的關(guān)系不錯。在這樣的背景下，衛(wèi)鞅就想到一條計策——

以朋友的名義，提出秦魏會盟的建議，把公子卬騙到秦軍大營，然后趁魏軍群龍無首的時機，發(fā)兵猛攻魏軍。

定下計策，衛(wèi)鞅就給公子卬發(fā)去會盟邀請。

公子卬以為衛(wèi)鞅顧及兩人的交情、感念魏國對他的培養(yǎng)，現(xiàn)在是誠心維系魏國和秦國的邦交，便選擇相信衛(wèi)鞅，不顧眾人的勸阻進入秦軍大營。

緊接著，公子卬就被捆綁起來，魏軍大敗......

憑借此次伐魏的軍功，衛(wèi)鞅得到秦孝公封賞的十五座城池，爵號商君，把招賢令中的承諾變?yōu)楝F(xiàn)實。

衛(wèi)鞅，自此被人稱為商鞅。

6、

不到二十年的時間，秦孝公和衛(wèi)鞅親密合作，以變法的方式將秦國從上到下刷新一遍，并且數(shù)次出兵大敗魏國，徹底扭轉(zhuǎn)了秦國的命運。

從此以后，秦國不再是世人眼中的蠻夷國家，也不是被魏、楚封鎖在函谷關(guān)以西的西陲小國，而是雄踞西陲、文明程度直追關(guān)東六國、影響力輻射中原的強盛大國。

秦孝公和衛(wèi)鞅統(tǒng)治的秦國，即便和秦穆公時期相比，也是不逞多讓的。

魏國則在敗于齊、秦之后，國勢淪喪，不復往日雄霸中原的景象。

由于魏國都城安邑離秦國很近，為了避開秦軍鋒芒，魏惠王決定離開安邑，遷都大梁（河南開封）。臨行前，他把魏國在黃河以西的土地都割讓給秦國，希望能滿足秦國的胃口，不要渡河東征。

堂堂的戰(zhàn)國第一代霸主，現(xiàn)在成了第一個割肉飼秦的諸侯國。此消彼長之下，擁有黃河以西全部疆土的秦國，便有了經(jīng)略中原的資格，前景無限光明。而隨著秦國崛起，那個計謀手段頻出、為爭取勝利不擇手段的戰(zhàn)國大世，也真正降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