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可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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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遵義城向南約三十公里處，有一個叫沙灘的小地方。這里田圃羅列，丘陵起伏，有一條叫樂安江的小河如碧如玉，環(huán)繞其間。這里曾經(jīng)是播州楊氏的莊園之一，平播一役中被毀壞殆盡。就在這個地方，這條小河邊上，生養(yǎng)教育出晚清遵義的三大文化名人鄭珍、莫友芝、黎庶昌。

三人中，黎庶昌父祖都做過縣令一類的小官，又都很注意培養(yǎng)家鄉(xiāng)子弟，沙灘文化實際上也包含了他們的建樹在內(nèi)。在這樣一個家族中成長起來的黎庶昌壯年以后曾經(jīng)兩次當過出使日本的欽差大臣，而且還曾出使英法德西諸國，算是經(jīng)歷豐富，眼界開闊之人。他是以舉人身份給皇帝上書痛陳時弊，因而為朝廷器重，“天子嘉之”，并以知縣資歷分發(fā)曾國藩軍中效力，被收為曾門四大弟子之一。多年參與軍事籌劃，目睹地方糜爛，體會民生艱難；再漂洋過海，看到西方列強國力日增，技術(shù)先進，四處擴張；深懷一腔報國宏愿的黎庶昌受到非常強烈的沖擊，生出許多感慨。他把這些感慨和游歷各國的見聞寫成一本《西洋雜志》，成為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得以客觀和系統(tǒng)了解世界的、一個重要而又較早的窗口。黎庶昌后來在日本時十分注意收集國內(nèi)流散出去的古籍，積極開展文化交流，在這方面交了許多朋友，做了許多工作，有一定影響。以至他離任時，祖餞之宴排滿半年，惜別頌揚之詞數(shù)以千計，啟程回國那天，歡送者塞巷盈途，甚至有追送數(shù)百里之外的友人。直到現(xiàn)在，日本還有黎庶昌研究會不定期在活動。

莫友芝本來是獨山人，年幼時隨父親來遵義。他的父親叫莫與儔，也做過縣令。但莫與儔的主要興趣還在學問上，就到遵義來當教諭。教諭這個官大概以地方教育、人才培養(yǎng)、士子管理、禮法制度、文化建設(shè)等等相關(guān)的事務(wù)為責任，但也可以具體到兼學校校長再兼班主任和主課教師，甚至彈性更大一些。這樣，莫友芝既是兒子，當然也是學生，黎庶昌、鄭珍等人也都慕名前來求學。這三個人便互相砥礪，彼此陶冶，結(jié)成了終生的朋友。莫友芝后來進京赴試，在書肆中偶遇已經(jīng)以經(jīng)學聞名，正在做小京官的曾國藩。兩人一番交談，彼此欽佩對方的學問人品，于是訂交京華。這件事曾國藩在《送莫友芝》的一首長詩中有記述和很高評價。莫友芝不是喜歡做官的人，所以兩次放棄當知縣側(cè)身仕途的機會，其中一次是朝廷大臣們密薦天下有學問的十四人于皇帝，他名列第二，吏部放他江蘇知縣，準備考察大用，仍被他“堅辭不受”。他那時作為學者、詩人、書法家已經(jīng)很有成就，其字當時稱“莫體”，京中公卿貴人，學士大夫、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請他書屏題畫者，幾無虛日，他也有求必應(yīng)。但也有例外，有一次權(quán)臣肅順慕名求字，他因為看不慣肅順的所作所為，就拒絕了。莫友芝晚年攜家眷住在南京，往來江淮吳越之間，寄情山水，搜求古籍，偶感風寒，死于興化船中。曾國藩剛剛平定了太平天國，時任兩江總督，聞之親率同僚百余人，捧香步行，哭奠老友。又撰一挽聯(lián)：

京華一見便傾心。當年虎市橋頭，書肆訂交，早欽夙學；

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淚，來吊詩人。

鄭珍有晚清時候“西南大儒”的定評，他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要高于莫友芝和黎庶昌。他的母親姓黎，是黎庶昌的姑母，所以他和庶昌是表兄弟。后來他的大舅黎雪樓從浙江桐鄉(xiāng)知縣任上奔喪回籍，帶回大量書籍，鄭珍從其學。黎雪樓很欣賞這個小外甥的才華，常常擊節(jié)贊嘆，就將自己的女兒嫁給鄭珍。黎雪樓又是黎庶昌的伯父，這樣黎庶昌便成了鄭珍的舅子。鄭珍后來也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莫友芝的兒子，這樣，三個人的關(guān)系就更是扯不斷，理還亂了。

鄭、莫、黎三人中，鄭珍在家鄉(xiāng)的時間最多最久。他十七歲考取秀才，二十歲選為拔貢，但三次進京應(yīng)試都不中。鄭珍生性沉靜，他除了一次入恩師湖南學政程思澤幕中幫辦文書二年，后來又在古州、鎮(zhèn)遠、荔波當過都不到一年的教諭、訓導之外，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呆在遵義，最主要是呆在沙灘鄉(xiāng)間的老屋里。這樣較為簡單的經(jīng)歷對鄭珍來說應(yīng)該是有利有弊，沒有那些極耗精力的官場利害和仕途得失，輕放了世人看重的名利袈裟，反倒得以潛心埋首，把學問和詩文都做到了那個時代和自己所能達到的一種極致，這是鄭珍的幸事。但他也囿于這種簡單的經(jīng)歷，視野畢竟受到限制，思想也不能十分開闊，以致他雖然與寫了“九洲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龔自珍、以及曾做過湖南按察使、并在改良主義和變法維新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黃遵憲并稱為晚清三大詩人，然而龔、黃的影響，卻要遠大過鄭珍。

莫友芝不僅是鄭珍的親家，而且是鄭珍最好的朋友，他們曾經(jīng)合作編撰過一本后來被大才子梁啟超稱譽為“天下第一府志”的《遵義府志》，他對鄭珍的了解應(yīng)該說是全方位的。

多年以后他評價鄭珍，說他“經(jīng)訓第一，文筆第二，歌詩第三”，但又說他的經(jīng)訓和文筆恐怕后人不會太多注意，而比較差一點的詩歌卻極可能為世道所重。因為深刻的東西都是絕對不會風行的東西，鄭珍的詩歌雖然也極見功力，但總要比前兩樣更容易流傳。這句話被莫友芝不幸言中。到現(xiàn)在，即便是在鄭珍的家鄉(xiāng)遵義，哪怕只是讀過，僅僅能夠讀通讀懂鄭珍經(jīng)訓文章的人就已經(jīng)很少了。其實詩歌也是一樣，當年名滿天下的鄭珍《巢經(jīng)巢詩集》中那些或者哀婉動人、或者樸實無華、或者深奧奇崛的詩情詩思詩句又還有誰可以隨口吟誦呢？這當然主要是時代變遷造成的。我們當然不能去責怪時代，只是偶爾想到，我們或者不應(yīng)該這樣迅速這樣徹底地就把包括鄭珍在內(nèi)的一大堆文化遺產(chǎn)置諸身后，我們在手忙腳亂地接受新事物的同時，或許可以在這些遺產(chǎn)的發(fā)揚光大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2

鄭、莫、黎三大家在沙灘的出現(xiàn)，其實還有一些另外的意義。

中國歷史上，常常有一種群起的現(xiàn)象。比如曹操父子和“竹林七賢”；比如四川的“三蘇”；比如晚清和鄭、莫、黎幾乎同時的曾、左、胡等等。這樣的例子只要留心，政治史和文學史上比比皆是。而在江南人文之鄉(xiāng)，更是大多如此。這里面本身就有一種值得研究的東西。他們的共同之處，都是或為親人，或為好友，幾乎都是同鄉(xiāng)、同學，平時在一起切磋，一旦條件成熟，便從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式在同一時期脫穎而出。黔北鄭、莫、黎雖然在成就和影響上不能與上述大家相頡頏，但在出現(xiàn)的意義上卻相似。

鄭、莫、黎三人對貴州來說，實在有些不容易。因為除了特色獨具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貴州人物中，千百年來能夠進入漢文化主流的確如風毛麟角。所以他們之于貴州，是一個真正的貢獻。

三個人死后都葬在沙灘，墳塋呈品字形隔河相望。月白風清的夜晚，或許可以看見他們結(jié)伴行吟的身影。人生有這樣的歸宿，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幸福。

1929年，遵義地方人士發(fā)起修建鄭莫祠，地點在原協(xié)臺壩老三中內(nèi)。祠堂內(nèi)配祠木主，大門有聯(lián)：“闡漢宋兩朝學術(shù)，為西南百代儒宗。”每年祭祀時，又要唱紀念歌：“播水瀠洄，播山蒼秀。中有名圣在前清道咸時候。發(fā)為文章攻篆籀，海內(nèi)交稱學中泰斗。吾遵義文化，慚落后，唯鄭莫，兩先生，學問人品，允宜謦，香俎豆。瞻崇祠，齊俯首?！?/p>

1936年農(nóng)歷三月初十日，這一天是鄭珍生辰。當時貴州省民政廳長曹經(jīng)沅率遵義地方官員民眾學生等數(shù)百人到沙灘公祭鄭、莫、黎。遵義文化名流趙乃康先生為這次活動譜寫了《祭鄭莫黎三公》的祭祀歌。其詞云：

“夷牢山水多靈鐘，郁翠群英振國風。博學文章經(jīng)濟世，巍巍鄭莫黎三公。文明以啟，覲仰胥同。崇敬敦化封墓，歸功千秋崗隴祭重逢。”

遵義沙灘文化陳列館：沙灘文化陳列館位于遵義市紅花崗區(qū)新舟鎮(zhèn)禹門沙灘村，是為紀念“西南巨儒”鄭珍、莫友芝和愛國外交官黎庶昌三位遵義“清三賢”代表而建的，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政府的保護下，2003年開始由個人投資成為一處旅游休閑的度假場所，設(shè)有餐廳和住宿點。沙灘的景點有“三賢堂”、農(nóng)耕文化用具展示長廊和以文字、圖片介紹為主的沙灘文化陳列廳等。

沙灘文化陳列館的主人：正從草亭中走出來的人便是沙灘文化陳列館的主人鄭賢達先生，他也是鄭珍家族的后人。鄭先生得知我們的到來，便放下農(nóng)具，手拿教鞭，指著各種資料和圖片給記者們介紹起沙灘文化的歷史和輝煌，侃侃而談，言語中透露出無比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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