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陳毅解綁的當夜，臨時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請陳毅列席指導，譚余保主動作出深刻檢討。

次日，譚余保帶陳毅參觀“營房”。

看到這些竹子和杉樹皮搭成的禮堂、辦公室、列寧室，陳毅贊不絕口：老譚，你們這里蠻氣派嘛，金筒柱、琉璃瓦一應俱全。我們在油山搭的棚子就像守野豬的寮棚，又矮又小，人只能鉆出鉆進。

譚余?？吹疥愐愕哪_趾已鉆出鞋面，悄悄叮囑游擊隊的女英雄李發(fā)姑（段煥競的妻子）趕緊給陳毅做雙鞋子。

李發(fā)姑對陳毅被野蠻對待還險些被殺心有愧疚，一心想把鞋底、鞋面做得結結實實的。

結果，陳毅下山時，李發(fā)姑的鞋還沒做好。

段煥競率部開到新四軍第一支隊的會合地浙江開化縣華埠鎮(zhèn)，陳毅才收到這雙禮輕情意重的鞋子。

陳毅在棋盤山盤桓數(shù)日，幫譚余保起草好《告湘贛同胞書》。

離開棋盤山前，陳毅選定曹鴻勝擔任自己的參謀，負責與湘贛邊的交通工作。

曹鴻勝是跟隨羅炳輝發(fā)動1928年吉安起義的老戰(zhàn)士，紅軍長征后一直在湘贛邊堅持斗爭。

11月中旬，陳毅告別棋盤山，前往吉安主持通訊處的成立儀式，隨后前往南昌。

在南昌月宮飯店，陳毅接待了奉命前來報到的八路軍“上尉副官”張铚秀、“少尉服務員”彭福民、李忠民。

張铚秀是永新人，彭福民是蓮花人，李忠民是吉水人，都是從湘贛蘇區(qū)走出去的長征干部。

看過三人所執(zhí)的抗大介紹信，陳毅告訴張铚秀：介紹信上是要給你分配團的工作職務，但是眼下不行。我是“空軍司令”，把你派給譚余保當參謀，幫游擊隊整訓隊伍。

曹鴻勝帶著張铚秀、彭福民、李忠民，前往湘贛邊。

張铚秀被譚余保留在游擊支隊當參謀，后被派往永新縣擔任游擊隊長。

張铚秀，1955獲授少將

1938年1月6日，項英、張云逸、曾山、周子昆率軍部機關人員，以及賴傳珠、李子芳、李志高、湯光恢等派往新四軍工作的干部，從武漢抵達南昌，和陳毅會合。

隨后，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掛牌辦公。

項英主持東南分局、軍分會會議，決定軍部領導分頭下去，迅速集中部隊，項英去湘贛邊和贛粵邊，陳毅去皖浙贛邊。

1月16日，項英、曾山冒著雨雪來到湘贛邊，主持軍法處工作的副處長湯光恢（1955獲授少將）隨行。

項英見到譚余保就問：“為什么不去南昌開會？”

譚余保向項英、曾山匯報工作，就陳毅險遭殺害事件作出檢討。

項英傳達中央指示，對游擊隊指戰(zhàn)員表示慰問和欽佩，動員大家迅速集中下山。

湘贛邊游擊隊共有335人，槍約200支，黨員有180人。

項英、曾山對湘贛邊游擊隊作出高度評價：“對于黨的信仰最好”。

項英、曾山同譚余保、段煥競、劉培善開會研究后決定：湘贛邊獨立團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大隊，段煥競為大隊長，劉培善為政委，下轄三個中隊；留一特務隊，約20余人槍，隨譚余保留下堅持斗爭。

湘贛邊各路游擊隊前往棋盤山下的壟上村集中，開赴神泉村整編，由張铚秀、彭福民、李忠民負責政治軍事訓練。

1938年2月中旬，湘贛邊新四軍部隊從壟上出發(fā)，開赴浙江開化，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一營。

第二團代號“持團”，團長張正坤，副團長劉培善，參謀長王必成，政治處主任肖國生。

段煥競任一營長，李忠民任一營政委。

如果硬要牽強附會地給陳毅安上一支嫡系部隊，“持團”就是陳毅在新四軍成軍之初的嫡系。

“持團”二營由北山、油山、信康贛、三南游擊隊等贛粵邊游擊隊改編而成，三營由皖浙贛邊、湘南游擊隊（實為原湘粵贛邊游擊隊）改編而成。

“持團”各部來自山南海北，陳毅直接指揮過的只有油山游擊隊。

一營是清一色的湘贛邊游擊隊血脈。

陳毅在一營的威望，是通過在棋盤山上舌戰(zhàn)群雄贏來的。

最早的新四軍臂章（1938年配用）

游擊隊下山，湘贛臨時省委改組為湘贛特委，后改為江西省湘贛特別區(qū)委，譚余保繼續(xù)擔任書記，兼任東南分局巡視員。

1938年9月，毛澤東點名要譚余保赴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

行前，譚余保向東南分局上交自己歷經(jīng)千難萬苦保存下來的金子，重量為貳拾壹兩伍錢，曾山代表東南分局出具收條。

譚余保的無私情懷，贏得軍部和東南分局的高度贊譽。

新四軍臂章（1940年）

新四軍太需要錢了，老蔣給新四軍核定的經(jīng)費，每月僅比八路軍一個師多一千元軍部經(jīng)費。

新四軍成軍時有一萬零三百余人，僅有六千二百余支槍，機槍更是少得可憐，炮接近于零。

首任軍需處長葉輔平是葉挺胞弟，在前往廣東押運軍火時，因車禍犧牲在過境廣西途中。

衛(wèi)崗伏擊戰(zhàn)是新四軍挺進江南第一戰(zhàn)，被陳毅譽為“脫手斬得小樓蘭”。

據(jù)張铚秀回憶，參戰(zhàn)部隊每個連只有20來支打得響的步槍，還有1挺打上幾發(fā)子彈就會卡殼的輕機槍，很多指戰(zhàn)員是扛著馬刀沖上去砍殺。

據(jù)李一氓回憶，皖南事變時，頑軍只抓人，對新四軍的槍根本就看不上。

湘贛老戰(zhàn)士在延安合影，前排坐者左起第四、五、六人為：易湘蘇（譚余保妻子）、譚余保、王首道

六屆六中全會結束后，譚余保進入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七大。

解放戰(zhàn)爭時期，譚余保任熱河省委副書記。

新中國成立后，譚余保歷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省紀/監(jiān)委書記、省委副書記、中南局常委、省人大常委副主任。

網(wǎng)上有說法認為，譚余保因為險些錯殺陳毅，導致不受重用、影響仕途。

這是想當然的臆測。

這個臆測很可能跟毛主席、任弼時對譚余保的評價有關。

毛主席稱譚余保是“獨膽英雄”，是“真正的農(nóng)民群眾領袖”，任弼時稱譚余保為真正的井岡山戰(zhàn)士。

有人據(jù)此認為，有毛、任的高度評價，譚余保不應長期在省級位置上徘徊，他的經(jīng)歷，明顯是不受重用、仕途受阻。

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黨內(nèi)基本不見“仕途”一詞，與之比較接近的詞匯是“名位”。

譚余保從不看重個人名位。

他知道，自己回到湘贛邊才能發(fā)揮最大作用，全會結束后就吵著要回南方，不愿留在延安“享清?！?。

譚余保是因為身體太差、肺病復發(fā)，被組織留在延安的。

在新四軍，譚余保僅僅擔任過參議一職。

在國軍，參議一職多是領工資、吃閑飯的關系戶。

譚余保在新四軍掛參議銜，是為前往延安、領取護照的方便而臨時授予的。

譚余保是赤衛(wèi)隊員出身。

在譚余保擔任茶陵縣蘇主席期間，茶陵在湘贛省組織的革命工作評比中獲得總分第一名的佳績，贏得湘贛蘇區(qū)標兵縣的榮譽。

譚余保被推選為湘贛省代表團團長，前往瑞金參加二蘇大，從此進入毛主席的視野。

湘贛蘇區(qū)的中心區(qū)域是羅霄山脈中北段的武功山區(qū)，是中央蘇區(qū)的戰(zhàn)略側翼。

對井岡山根據(jù)地一直不能恢復，毛主席長期耿耿于懷，也一直在關注著湘贛蘇區(qū)。

譚余保當選湘贛省蘇主席后，一直名列湘贛省“三駕馬車”，但他從來沒有主管過部隊工作。

譚余保成為一把手，是在陳洪時投敵之后。

陳洪時投敵后，湘贛省人心惶惶。

譚余保憑借個人威望，召集各路負責人成立臨時省委，發(fā)布《告群眾書》，向湘贛邊群眾鄭重宣告：黨和紅軍不會走，陳洪時帶不走群眾的心，譚余保死都要死在湘贛邊。

當項英、陳毅得知湘贛邊紅旗沒倒、譚余保還在時，是非常欣喜的，延安也是。

在項英前往延安參加政治局“十二月會議”期間，董必武、葉劍英致電延安，提議譚余保擔任新四軍第四支隊副司令。

“十二月會議”的主持人是王明，譚余保最終沒有被任命為第四支隊副司令，是出于平衡各個山頭的考慮，不存在宗派的因素。

此時，還有多個游擊區(qū)還沒真正聯(lián)系上。

顧玉良再奉博古、葉劍英之命，前往閩贛邊、閩東，已和閩贛省委書記兼軍區(qū)政委黃道、閩東獨立師政委葉飛聯(lián)系上，但因為沒有通聯(lián)手段，延安不知道，坐鎮(zhèn)南昌的陳毅也不知道。

陳毅在湘贛邊險被誤殺事件，項英是在率部抵達南昌后才從陳毅口中得知，原因是同樣的，陳毅手中沒有電臺，無法和項英取得聯(lián)系。

譚余保留在湘贛邊，是在尊重個人意見的基礎上作出的集體決定。

這一安排符合組織原則和慣例，本系列中出現(xiàn)過的黃道、湘南特委書記周里、皖浙贛省委副書記李步新、閩浙邊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區(qū)政委劉英等老根據(jù)地負責人，都是留下主持國統(tǒng)區(qū)工作，根本不存在打壓的因素。

如果說，被毛主席點名參加六屆六中全會、在會上介紹三年游擊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參與《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討論工作，都不能算被重用的話，那敢稱被重用的，就只剩老張、小王、小姚等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陳毅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是不重個人名位的。

曹鴻勝是跟隨羅炳輝發(fā)動吉安起義的老同志，長期在陳毅身邊擔任參謀、副官職務，一直任勞任怨。

抗大在介紹信中，給張铚秀建議的職位是團級。

張铚秀一直跟著陳毅、粟裕當參謀，皖南事變前夕才升任新一團團長，他何曾有過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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