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明淵源：錯位的歸屬與治理困境

烏蒙地區(qū)（含東川、烏蒙、鎮(zhèn)雄三府）在元朝屬云南行省，但明初因戰(zhàn)略調(diào)整被劃歸四川。洪武年間，朱元璋平定四川明玉珍政權(quán)后招撫當?shù)赝了?，因云南尚未收復（元梁王仍?jù)滇），遂將烏蒙諸部暫隸四川。這一權(quán)宜之計延續(xù)至清初，形成“四川有管轄之權(quán)，無控制之力；滇黔有控制之力，無管轄之權(quán)”的治理悖論。

地理隔閡：烏蒙地處云貴高原，與四川盆地山川阻隔。東川府距成都約1700里，距昆明僅400余里，驛遞公文往返需時月余，緊急軍務常延誤。
土司桀驁：明代烏蒙土司屢叛，《明史》載其“觀望騎墻，心懷疑二”，與四川永寧、水西土司勾結(jié)，三省邊界動蕩不休。
康熙三十八年（1698年），東川率先“改土歸流”，但歸屬爭議未解。云南官員以“本蜀地，無用更張”推諉，東川仍隸四川，埋下治理隱患。

二、雍正破局：鄂爾泰的三重奏議與實證博弈

雍正四年（1726年），云貴總督鄂爾泰以“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賦稅，以靖地方”為綱，系統(tǒng)提出三府歸滇方案：

1. 地理效率論：
“東川距云南省城六站（約400里），距四川省城十七站（約1700里）。簿書期會，往返稽遲，盜案三日方達四川，云南已旬日擒賊?！?br/>1726年東川叛亂中，云南兵已鎮(zhèn)壓完畢，四川令箭方至，印證“滇兵迅捷，川兵遲滯”。
2. 經(jīng)濟開發(fā)論：
烏蒙山區(qū)“產(chǎn)富田肥”，但土司阻撓墾殖，“川民不肯赴遠力耕，滇民不敢就近播墾”。鄂爾泰指出，唯有劃歸云南，以滇省屯墾經(jīng)驗推動開發(fā)，方能激活資源。
3. 軍事控扼論：
烏蒙土司祿萬鐘、鎮(zhèn)雄隴慶侯互爭襲職，戰(zhàn)火波及云南。鄂爾泰陳兵東川，直言：“烏蒙必須征剿，斷難誘擒！”

三、川滇博弈：岳鐘琪的掙扎與雍正的乾綱獨斷

四川總督岳鐘琪激烈反對劃歸，其核心顧慮有三：

權(quán)力消長：擔心烏蒙、鎮(zhèn)雄改流后歸滇，四川喪失戰(zhàn)略要地。
替代方案：主張“先平?jīng)錾?，再定烏蒙”，認為控制涼山彝族即可制約烏蒙。
折中提議：退而求其次，請求“鎮(zhèn)雄屬川，烏蒙屬滇”。
雍正帝最終力挺鄂爾泰，其決策邏輯鮮明：

“岳鐘琪駐陜，鞭長莫及；鄂爾泰坐鎮(zhèn)云南，剿撫皆宜。兩土府改歸云南，就近料理！”
1726年4月，東川正式劃滇；1727年烏蒙、鎮(zhèn)雄改流后亦歸滇，更名“昭通府”，寓意“昭明通達”。

四、治理成效：善后舉措與邊疆重塑

1. 軍事鎮(zhèn)壓與文化改造：
鄂爾泰以武力肅清反抗土司，祿萬鐘被擒送成都，隴慶侯逃至遵義就俘。隨后推行“去夷俗，立漢學”，強制革除彝族蓄奴、巫祭舊俗，設(shè)義學推廣儒禮。
2. 移民屯墾與經(jīng)濟振興：
繼任總督高其倬招徠漢民墾荒，昭通平原“歲收稻谷數(shù)十萬石”，礦業(yè)亦興，東川銅礦年產(chǎn)占全國鑄幣用銅七成，稱“天南銅都”。
3. 行政區(qū)劃優(yōu)化：
三府歸滇后，清廷將烏撒土司地劃歸貴州，形成云、貴、川三省“犬牙相制”格局，阻斷涼山與烏蒙土司串聯(lián)，實現(xiàn)分而治之。

五、歷史縱深：區(qū)劃調(diào)整的深層邏輯

1. 地理人文一致性：烏蒙山屬云貴高原，與云南地理連通性遠超四川盆地，且民族構(gòu)成（彝族為主）與滇東北相近。
2. 遏制四川坐大：清初四川轄地過廣（含康區(qū)），劃出烏蒙可平衡地方勢力，同期遵義劃歸貴州亦是此理。
3. 改土歸流配套：鄂爾泰視三府為“西南改流樞紐”，東川為前進基地，烏蒙、鎮(zhèn)雄為攻堅目標，歸滇方能統(tǒng)籌。

檔案佐證：

《清史稿·地理志》明載：“雍正四年，割四川東川府隸云南……九年改烏蒙為昭通府?！?br/>鄂爾泰《改土歸流疏》詳陳三府歸滇必要性，收入《雍正朱批諭旨》。
崔乃鏞《東川府志》載：“東川距滇省四百余里，隸川則四千里，鞭長莫及！”

結(jié)語：疆域重構(gòu)的治理辯證法

烏蒙三府歸滇，絕非簡單疆域切割，而是雍正王朝對“山川形便”與“犬牙相入”原則的精準運用。它解決了元明遺留的治理錯位，以地理鄰近性提升行政效能，以資源整合推動邊疆開發(fā)，更以行政區(qū)劃為杠桿，瓦解了西南土司的割據(jù)根基。這場“一石三鷹”的疆域手術(shù)，成為清代邊疆治理的經(jīng)典范本，至今仍見證著中國西南大地的歷史智慧。

（本文史料主要源自《明史》《清史稿》、鄂爾泰奏疏及當代學者周瓊、馬亞輝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