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一波空襲，伊朗損失慘重，強硬派高層以及核武科學家等等精英被精準打擊，幾乎團滅。而以色列之所以能如此，伊朗內奸功不可沒。而這已經(jīng)不是第一回了，從之前的蘇萊曼尼，到真主黨領袖納斯拉魯，過去一系列伊系高層的慘死，都跟內奸暗中傳遞消息脫不了干洗。甚至現(xiàn)在回頭看，前總統(tǒng)萊西的飛機墜毀，多半也是內奸搞的鬼。

　　有內奸并不奇怪，但伊朗內奸囂張泛濫到這個份上，著實就讓人瞠目了。再結合伊朗親美派幾乎不加掩飾的跪降做派，可以不客氣的說，伊朗政權從上到下，幾乎都已經(jīng)被滲透成了個篩子。

　　那么，伊朗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內奸？圍繞這個問題，這幾天中文網(wǎng)絡上討論有很多。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兩種解釋：

　　第一種，是“”伊朗大清論“”。具體來說，就是伊朗統(tǒng)治權被占總人口24%的少數(shù)民族阿塞拜疆人把持，占總人口66%的波斯族是被統(tǒng)治者——典型的小族臨大國。所以波斯人對此頗為不滿，希望通過美以的外力，來顛覆現(xiàn)行體制，奪回屬于自己民族的政權。

　　這套說法，可以用來解釋伊朗內奸泛濫，以及親美派大行其道嗎？

　　云石君的答案就兩個字：荒謬。

　　確實，現(xiàn)任最高精神領袖是阿塞拜疆族人，革命衛(wèi)隊中的高層中，阿塞拜疆族比例也非常高。但以此為由，把伊朗的內部矛盾劃入民族矛盾，這是典型的紙上談！

　　伊朗塞拜疆人，跟阿塞拜疆這個國家的阿塞拜疆人，其實有很大的不同，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差異，但風俗習慣方面已經(jīng)高度波斯化，并與獨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國已經(jīng)存在顯著差異。認同方面，他們也是更多的認同波斯文化——就像泰國、菲律賓的華裔，他們也更認同本國而非中華文化一個道理。

　　最重要的是，中東伊斯蘭世界，大都是宗教認同高于民族認同。阿塞拜疆族與波斯族同屬于什葉派，歷史上又共享薩法維王朝等波斯歷史文化遺產；僅僅因為最高精神領袖與革命衛(wèi)隊高層的族籍問題，就將內部矛盾總結為民族矛盾，這是牽強附會。要這么說，斯大林還是格魯吉亞人呢，難道斯大林時代的蘇聯(lián)就是格魯吉亞人壓迫俄羅斯人嗎？至于革命衛(wèi)隊有很多阿塞拜疆族，這最多只能說哈梅內伊在核心軍事崗位任人唯親——而他的族系出身，決定了他的親朋好友也多為阿塞拜疆族而已。

　　總而言之，現(xiàn)實中的伊朗，阿塞拜疆族和波斯族其實關系很親近的，從古代開始就不斷融合，彼此間并沒有什么明顯民族隔閡。因為部分高層的族籍就去扯什么小族臨大國，這純屬個別大V紙上談兵、閉門造車，然后因為大V影響力大，就一下傳了開來，人為整出一場群體性錯誤認知。

　　另一種解釋，來自于跟上面那個大V齊名的另一個大V。與前者出身草莽，主要靠江湖摸爬滾打積累認知不同，這位大V屬于典型的學霸+知識精英。在他的描述中，伊朗之所以混成今天這個樣子，是因為過度重視教育?，F(xiàn)在伊朗的大學入學率，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的10%，飆升到了近年的60%（女性入學率更高）。但伊朗的孱弱工業(yè)體系，明顯無法為這些大學畢業(yè)生提供足夠的相應崗位，這就引發(fā)了成為社會主流的知識階層的不滿。

　　至于為什么要大力發(fā)展教育？大V的解釋是因為遭受制裁的伊朗，只能通過自力更生，大力發(fā)展工業(yè)科技來提升國力，以應對阿拉伯國家和美西方威脅，所以需要大興教育培養(yǎng)人才。

　　可是民眾學歷上去了，經(jīng)濟發(fā)展卻跟不上；結果不僅造成大學生大量失業(yè)，接受過科學教育后的大學生，對宗教的認同度反而被不斷削弱。

　　而女生的情況尤為突出——鑒于伊斯蘭教，尤其是伊朗的這套神權體系，對女性天然不友好，所以這些接受過高等教育，所謂開了智的女大學生，尤其反神權體制，并把這種政治傾向傳遞給自己的下一代。

　　久而久之，隨著知識階層成為社會主流，神權體制的農民基本盤反而淪為少數(shù)。而宗教與科學之間的沖突，也就逐漸演化為教士階層與知識階層的沖突。

　　鑒于社會治理必須要知識分子，隨著他們大量進入政府、軍隊等國家機器，等于是民眾和政府官員，逐漸與教士階層和神權體制產生對立，最后他們就自然而然的成為親美派，并在伊朗與美以的博弈中淪為內奸。

　　不得不說，這位大V的看法，比之前那位還是深刻不少的。但他說的就對嗎？我個人覺得，一半一半——他可能說對了結果，但卻沒有搞清楚原因。

　　過度超前的高等教育，確實是動搖神權體制，引發(fā)知識分子民眾和政府官員集體性逆反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為什么要過度超前教育？

　　大V給出的原因是伊朗要在被封鎖制裁的孤立環(huán)境下自力更生，科教興國。但這里就有幾個問題：

　　首先，自力更生科教興國，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學生。畢竟人才和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是要匹配的，伊朗那套工業(yè)體系，雖然在中東伊斯蘭世界還算齊整，但跟真的工業(yè)強國比，無論是質量還是數(shù)量，都不值一提。這樣的現(xiàn)狀，決定了就算要科教興國，適度超前就行了，搞的太多太高根本就沒必要。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工業(yè)體系狀況，跟伊朗其實也差不多——工業(yè)體系和科技研發(fā)體系都有，但是整體質量不高。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教育體系也就是適度超前——雖然大致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到高中就很少了，大學生更是寥寥無幾。直到改革開放，尤其是加入世貿后，中國高等教育才開始逐步擴招。但直到成長為工業(yè)克蘇魯，科技成果大爆發(fā)的今天，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把高職都算上）可能也才60%不到，。

　　伊朗的工業(yè)和科技體系狀況，最多也就跟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差不多——甚至可能還不如。這種情況下，完全沒有這么大辦教育的理由。正常的邏輯，也就是跟中國一樣，普及個基礎教育，為工業(yè)化打好基礎，然后再通過各種考試或者競賽，在基礎教育過程中篩選出一批優(yōu)秀人才進入大學，出來后負責科技研發(fā)——這才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當然，伊朗可以說老子就是重視教育。但問題是且不說大學生出來找不到工作會有一堆麻煩，光教育本身就是要花錢的——而且花費不菲。如果伊朗像海灣土豪國那樣有錢沒處花，那這么大操大辦倒也可以理解。

　　可伊朗偏偏被長期封鎖制裁，窮的跟鬼一樣，一分錢恨不得掰成兩半花。這種情況下，僅僅因為一個重視教育，一個自力更生科教興國，就把大量寶貴的國家資源，投入到這種注定絕大部分都會淪為沉沒成本的賽道上，而且一投就是幾十年——這個豈是一個正常政府能做的出來的？

　　其次，就算你要自力更生科教興國，那你大學招理工科不就行了，你招那么多文科做什么？文科對科技研發(fā)和工業(yè)生產又沒有什么直接作用。而且文科生本來就思維活躍，源自西方的現(xiàn)代文科教育與傳統(tǒng)宗教神學又存在天然沖突。你一個神權政府，招一大把現(xiàn)代文科生，本來就是在給自己添堵。而這些文科生出來后，比理工科更不好找工作，那就是堵上加堵——非要花這錢，還不如多建幾座神學院算了！

　　最后，你也別招那么多女生?。勘緛硪了固m神學體系就對女性不友好，伊朗這樣的保守型政教合一體制，對女性權利壓制尤甚（伊朗法律層面連女性不戴頭巾都算違法）。你不讓她們接受教育，一直處于傳統(tǒng)的封閉愚昧狀態(tài)，她們也就這么稀里糊涂認了。你讓她們全去大學接受現(xiàn)代教育，了解西方那一套人文社科理念和行為方式，結果就是她們開了眼后，肯定會更討厭你們這幫神權教士，更想推翻當下體制。

　　當然，你可以說，我是想給工業(yè)科技發(fā)展培養(yǎng)足夠的人才。但且不論伊朗工業(yè)體系和科技發(fā)展水平落后，人才供應本就遠超所需。就現(xiàn)實而言，無論是在工業(yè)生產，還是在科技研發(fā)領域，女性作為一個整體，其創(chuàng)造的價值都是相對男性為低的。即便是集人類工業(yè)文明之大成的現(xiàn)代中國，女性也大都是從事第三產業(yè)或文職工作，無論是工業(yè)制造業(yè)，還是硬核科研體系，女性工作人員的占比都不高，做出的直接貢獻、創(chuàng)造的價值也整體上不如男性。

　　當然，還是那句話，如果你伊朗確實錢夠多，或者工業(yè)科研體系的規(guī)模大如中國，那你可以把男女一起好好培養(yǎng)——雖然女性的價值創(chuàng)造能力確實整體不如男性，但就算打個折扣，依然還是能超過培養(yǎng)她們所支付的開銷。但伊朗的現(xiàn)狀，男的都沒工作崗位安排了，你還培養(yǎng)那么多注定投入產出比更低的女大學生群體干嘛？

　　而且跟中國和美歐不同，伊朗是個伊斯蘭神權國家，從來就沒有男女平等的政治正確——甚至男尊女卑才是政治正確。擱這種地方，你兜里又沒幾個錢，還要花一大筆去培養(yǎng)一大堆女大學生，然后這幫人開了眼漲了見識，又注定憎恨神權體制，畢業(yè)后又注定找不到工作——總而言之一句話，這TM妥妥就是花錢給自己找罪受不是？

　　這就是大V解釋的不合理的地方。他對伊朗過度發(fā)展高等教育，培養(yǎng)出過量知識階層的原因，用發(fā)展工業(yè)和科技需要來解釋。但實際上，這個理由，結合伊朗過去幾十年的國情，是不成立的。所以，我說他只說對了結果，但卻沒說對原因。

　　那么，原因是什么？在我看來，伊朗神權體制在教育上自掘墳墓，以致現(xiàn)在涌現(xiàn)出大量內鬼和反賊的原因，根子其實還是當年它的那場革命不徹底。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從結果來看，是神權取代了封建王權，但一開始并非如此。推翻巴列維的革命，其實并非教士階層單一勢力主導，霍梅尼也沒有直接參與，他是在巴列維國王流亡后才回國的——這就跟辛亥革命后的孫中山差不多。而且巴列維王朝倒臺后，當時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中，有自由派、左翼和宗教保守派三派——前二者明顯不可能搞神權體制。后來之所以神權勝出，除了當時伊朗國情下宗教紐帶對國家穩(wěn)定的重要性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靠霍梅尼的崇高威望和超絕的政治手腕。就這樣，也是大家斗了四年，到1983年，霍梅尼通過“教法學家監(jiān)國原則”，將最高領袖權力凌駕于總統(tǒng)和議會之上，教士集團全面接管行政、司法和軍事系統(tǒng)，神權體制才完全成型。

　　但這里就有個問題：推翻巴列維本身并不是通過戰(zhàn)爭形式實現(xiàn)的，后面四年的權力斗爭，也沒有經(jīng)過戰(zhàn)爭。由于沒有戰(zhàn)爭，所以霍梅尼和他的教士階層，不可能將反對派徹底清除；最重要的是沒有戰(zhàn)爭，所有的變革都通過政治斗爭形式進行，所以這個過程中，教士集團為了打擊對手，勢必要對其他中間勢力做出巨大的妥協(xié)。

　　這就意味著，伊朗伊斯蘭革命，其實是不徹底的。因為團結大多數(shù)的政治需要，諸多不符合神權體制需要，甚至會對其權威和統(tǒng)治力構成威脅的因素，會在這個過程中被保留下來。

　　這個從伊朗別扭的體制就可窺見一斑。軍事上，伊朗有革命衛(wèi)隊和國防軍兩套系統(tǒng)，政治上，明明是神權國家，有最高精神領袖，可下面偏偏還要學西方那一套，搞一個民選的總統(tǒng)，《憲法》也規(guī)定了民選政府與神權分權。

　　這就是妥協(xié)的痕跡。如果真的是神權至上，那教指揮槍，直接一套政府軍系統(tǒng)不就完了，何必再搞一個什么革命衛(wèi)隊——你看無論是蘇聯(lián)紅軍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都是一套軍隊系統(tǒng)受黨指揮，哪有分立之說？哪怕是國民黨軍隊，也只是因為軍閥存在的客觀原因，才分成了中央軍和雜牌軍，哪有中央權力機構直接管轄范圍之內，還分個黨軍和國軍的？唯一有這么分的，那就是納粹，分成了黨衛(wèi)軍和國防軍兩個序列——而這恰恰就是希特勒和容克軍事貴族妥協(xié)的產物。

　　政治上其實也一樣。《憲法》規(guī)定民選政府與神權分權。雖然實際操作中教權對政權進行了各種滲透，比如總統(tǒng)要聽命于最高精神領袖，地方上也有地方最高領袖任命的宗教代表監(jiān)督行政，省市長也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甚至還有教士掌控地方司法系統(tǒng)。但《憲法》的整體框架并沒有完全打破，具體到行政體系內部，大量的具體事權和事務，還是由非教士出身的知識分子文官來掌管執(zhí)行。

　　這就留下了隱患。

　　這就是非暴力革命的壞處。非暴力，說白了就意味著很多事情只能通過政治斗爭來解決，而所謂的政治斗爭，無非就是拉一幫人打另一幫人——而這個拉，意味著你要讓渡權利，要妥協(xié)。而且博弈過程中你擁有的武力越少，你要妥協(xié)讓渡的權力就更多。像霍梅尼回國時啥武力都沒有，全靠政治手腕搶現(xiàn)成的，那這個過程中，大量的非教士勢力，甚至教士中非自己山頭的勢力，就都會被保留下來，國防軍和政府，以及學校、商業(yè)組織。就成為他們的棲身之所，并以世俗派的名目組織起來，形成勢力抗衡保守派教士。

　　這對教士階層來說，當然是不樂見的。只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從一開始就不徹底，所以也沒辦法。但日子久了，就自然會想方設法的收權。至于辦法，就是前面說的，一點一點的打破《憲法》中教權和政權分立的規(guī)定，操縱神權向政權滲透——畢竟神權范圍擴張了，他的實際權力自然也就擴張了。

　　而非教士階層，乃至于非保守派教士——也就是世俗派，他們對此自然不樂意——畢竟神權每多擴張一分，屬于他們的權利就會小一分。那怎么辦？如果不想硬碰硬的話，那最好的辦法就是逐步瓦解神權的統(tǒng)治基礎，一點點培養(yǎng)反神權力量。

　　誰是神權的統(tǒng)治基礎？當然是沒文化的農民；誰天然對神權反感？當然是接受從西方文明發(fā)端的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在伊斯蘭教法下受壓制，同時又接受了西方性別平等、自由思想的女知識分子。

　　這應該才是伊朗一邊窮的賣褲子，一邊不切實際的大搞高等教育，還允許一大堆女性參與的根本原因——從經(jīng)濟角度，這是巨大的沉沒成本；但從政治角度，這對世俗派那些非神權勢力甚至反神權勢力極為重要——這些人讀出來，就是他們天然的政治基本盤！不光這些，阻止閉關鎖國，保留接收西方信息的渠道，這些都是有利于世俗派勢力的。

　　那問題就來了，為什么教士集團不阻止這一切？說到底還是因為革命不徹底。

　　首先，前面說了，世俗派也是有勢力的，不是你下個禁止令就能做到。其次，教士階層與知識分子之間形成了較明顯的壁壘。不像中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知識分子，是工人，是軍人，是技術專家，是官員，是幾乎任何正常職業(yè)。而在伊朗，由于革命不徹底，神權未能清除其他反對力量，所以無法將觸角延伸至社會乃至權力組織的各個角落。反而，為了確保神權體制，他們又只能另行組建革命衛(wèi)隊以壓制國防軍，強化宗教體系以壓制政府體系——這種壓制而非融入的做法，又人為制造了隔閡和對立，增加了這些被壓制體系的不滿和暗中反抗，進而加入世俗派、親美派，與神權體制和保守派暗中對抗。

　　一旦隔閡形成，那就很麻煩了。畢竟神權不能直接當飯吃，社會治理還是需要知識分子的，教士階層雖然未必信任知識階層，更無法將其整體納入自己體系，但終歸還是要用他們治理國家。這種情況下，面對知識分子基于階層利益的群體性自我壯大意識（發(fā)展高等教育），教士階層也沒什么好辦法。甚至，它也需要通過擴大受高等教育者的基數(shù)，來從中發(fā)掘既有知識有文化，又能忠誠于神權體制的有限人才。

　　最后，則是來自外部的壓力。由于革命不徹底，所以神權并未能真正實現(xiàn)對國家的完全掌控。由于掌控不徹底，所以閉關鎖國這種事兒也很難實現(xiàn)；由于無法像朝鮮那樣徹底閉關鎖國，所以西方思潮就會用各種方法滲透；同時由于封鎖制裁導致的長期經(jīng)濟落后，神權體制又無法向國民證明自己體制的優(yōu)越性和路線的正確性。

　　這就會讓民眾——尤其是眼界和認知更高的知識群體逐漸信仰崩潰(中國改革開放后也遭遇了文明差距過大導致的知識分子信仰崩潰，直到這些年經(jīng)濟起來了，才在“”四個自信“”基礎上實現(xiàn)信仰重塑——而伊朗經(jīng)濟一直在谷底，所以他們的知識分子只有信仰崩潰，沒有信仰重建)

　　這就是伊朗遍地反賊，甚至政府、軍隊里也到處是內奸的根本原因。歸根結底，就是革命的不徹底，導致神權體制無法對內實現(xiàn)有效管控。這種情況下，不僅給內部的反神權勢力留下了猥瑣發(fā)育的空間；也使得它面對因外部制裁導致的經(jīng)濟發(fā)展落后，所造成的信仰崩潰沖擊時，無法做出有效的管控和應對。這種人心變化，短期內影響不大，但幾十年累積下來，積沙成塔，最終結果就是國民對神權體制認同的規(guī)?；⑾到y(tǒng)性崩潰。

　　而這種多年縱容和外部思想滲透，最終造成的嚴重后果，就是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來臨，掙脫制裁枷鎖的戰(zhàn)略機遇出現(xiàn)時，伊朗神權體制，卻因內部的分裂混亂，不僅無法做出正確的反應，趁機打崩以色列，把美國拖入泥潭，瓦解其中東霸權；反而畏畏縮縮不敢出擊，甚至國內的強硬派高官以及外部辛苦培育的反以勢力，一個又一個的被內部反神權勢力出賣——畢竟對這幫反神權勢力來說，如果這仗打贏了，神權體制將直接封神，屆時他們挾大勝開啟內部整肅，自己再無容身之地；而這仗打輸了，甚至神權體制被以色列顛覆了，倒霉的只是這幫保守派和教士，而這些世俗派親美派，則正好上臺奪權，豈不快哉？

　　至于那些已成長為社會主流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雖然不能直接從中獲利，但這么多年的洗腦教育，以及政治上被神權壓制，經(jīng)濟上失業(yè)困窘的格局，導致他們早就喪失了理性的思考，在親美派內奸和西方輿論的各種洗腦下，真的認為神權一倒，伊朗就能追英趕美，享受現(xiàn)代文明，最終，就是淪為自帶干糧的內奸，把賣國當成救國。

　　還是那句話，什么因結什么果，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今天慘狀，在當初伊斯蘭革命建國時，就已經(jīng)埋下了伏筆。教士們得國太易，革命沒有經(jīng)過血與火的洗禮，導致鍛造出的神權體制暗藏太多裂痕。一開始，這個負面影響還不明顯，日積月累之下，裂痕逐漸放大，漸漸不可收拾，最終在遭遇真正考驗時，現(xiàn)出了原形。

　　那么，這種局面，會不會導致這一輪伊以沖突中，神權體制就此崩潰解體？

　　其實也未必。甚至恰恰相反，如果這一次以色列和美國沒能摧毀神權體制，反倒有可能讓伊朗在戰(zhàn)爭過程中支棱起來，甚至為神權體制清除異己，內部肅反，提供一個難得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