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姐

文丨談古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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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這里是談古論今。

最新消息，算不上好，也談不上壞。

內蒙古自治區(qū)教育廳終于開口了，關于那小姐的事。工作人員說：“相關部門正在進行調查，暫時還沒結果，有結論之后可能會統(tǒng)一回復?！?/p>

留意這個“可能”。意思是可能回復，可能不回復；可能有結果，可能石沉大海。

細思極恐。

大家想想看，之前不管是仝某改應屆生身份，教育部的雷厲風行；還是翟某臨不知知網，北大的連夜徹查。就算最后是雷聲大雨點小，過程中也是一副“大義凜然”。

怎么到了那小姐這，就變了？

不僅《長安的荔枝》還在照常宣傳，她也還跟著劇組四處路演。連內蒙古教育廳的調查，也是不痛不癢。

這背后，究竟藏著什么？

故事要從2008年說起。

那一年高考，北京十一學校的那爾那茜，卻選擇了一條捷徑——她回了內蒙古。

高考成績出來了：179分。這還包括了40分的民族加分。實際分數僅僅139分。也就是說，滿分750分的卷子，她只拿到不足兩成的分。

奇跡在后面。就是這樣的成績，她還是進了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不是走的普通錄取，是走的“內蒙古自治區(qū)定向委培生”。

定向委培，本意是為邊遠地區(qū)培養(yǎng)人才。降分錄取，畢業(yè)后回原籍工作，各取所需。聽起來合情合理。

那小姐簽了協(xié)議，拿了名額，進了上戲。2012年畢業(yè)時，她該回內蒙古了。但她沒回，而是直接去了挪威，說是留學深造。

可查遍挪威教育部認證的院校名單，找不到她口中的“挪威西部大學”或“挪威西北大學”。只有一所“西挪威應用科學大學”，沾點邊。

同屆28名的內蒙古委培生，27人都履約回了鄉(xiāng)，就她一人違約出國。那27個來自牧區(qū)的同學，在家鄉(xiāng)演出了《國家的孩子》，用話劇回報了培養(yǎng)之恩。而她在異國他鄉(xiāng)，開始了截然不同人生。

今年6月，那小姐高考期間占用內蒙古委培名額的事被翻出。央視新聞、人民日報火速刪除了她的高考祝福視頻。電影《鏢人：風起大漠》的演職表里，也看不到她的名字了。

輿論風波下，直到6月20日，內蒙古的教育廳才給出了開頭那個“可能”的回復。

挖掘那小姐的背景，會發(fā)現(xiàn)一個驚人的“巧合”。

她的母親敖登高娃，也是上戲畢業(yè)的。更巧的是，也是內蒙古委培班。1982年，上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為內蒙古開設表演委培班，敖登高娃就在其中。

26年后，2008年，上戲第二次為內蒙古開委培班。那小姐也恰好“趕上了”。

兩屆之后，再無此班。

更耐人尋味的是重啟委培班的時機。據2013年的官方報道，這個機制是她母親的同班同學寧才提議的，理由是“蒙古族專業(yè)影視人才面臨斷代問題”。

奇怪的是，他畢業(yè)了20多年都沒意識到人才斷代，偏偏在同學女兒要高考時，突然醒悟了。

而且這個斷代問題，28個人就能解決？此后17年不再招生，難道人才又不斷代了？

看看這里面的關鍵人物：寧才、巴音、旭仁花，都是那小姐母親的同班同學。畢業(yè)后，他們成了內蒙古影視圈的中堅力量。

我們看看具體操作——

寧才走遍了內蒙古每所民族中學，親自來選拔考生，那小姐自然在其中。旭仁花是上戲內蒙古招生辦的老師，更是委培班的“守門人”。

一個閉環(huán)就此形成：同學來提議開班，同學來負責招生，同學的女兒被錄取。所有的環(huán)節(jié)，都是為了確保“自己人”能夠被錄取。

據報道，其他的委培生都來自牧區(qū)，家庭貧困，自治區(qū)政府資助了他們部分的學費。但那小姐家在北京海淀有房，卻也享受了同樣的“照顧”。

是的，那小姐重新定義了貧困。

毫無疑問，那爾那茜的背后是一個盤踞在內蒙古，乃至全國文藝、影視、教育界的特權階層，他們通過代際傳承和圈層互哺，形成了資源閉環(huán)，系統(tǒng)性地侵占和壟斷了社會的上升通道，從而嚴重破壞了教育的公平和社會的正義。

那小姐事件揭示的不是簡單的“走后門”，而是一整個精密運轉的特權系統(tǒng)。

縱向看，是代際傳承。

1982年她的母親進入了首屆委培班，2008年女兒進入了第二屆。兩屆委培班，仿佛是為這個家族開設的專線。

橫向看，是圈層互哺。

母親的同學變成了女兒的貴人，寧才提議，旭仁花把關，巴音等人接應，每個環(huán)節(jié)都有“自己人”。

所以，這種壟斷是立體的、全方位的。

從招生到分配，從舞臺到熒幕，從內蒙古到北京再到上海，每個節(jié)點都被這張網絡覆蓋。他們深諳游戲的規(guī)則，精準地利用了每個政策的空子。

委培政策本是為了給邊疆培養(yǎng)人才，卻成了他們的自留地。降分錄取本是為了照顧貧困學子，卻成了他們子女的通行證。

那小姐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

2008年，就在那小姐參加高考的同一年，內蒙古查出涉嫌高考移民近1.2萬人。最終確認的有466人，另有3289人放棄錄取資格。

這些數字背后，是多少個“那小姐”？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27名履約的同學。他們是真的來自牧區(qū)，是真的家庭貧困，也是真的心懷感恩。用內蒙古文聯(lián)副主席吳迎春的話來說：“他們沒有辜負內蒙古自治區(qū)對他們的培養(yǎng)和厚愛?！?/p>

那么，是誰被辜負了？

那些堅守承諾的人，他們越是樸實，違約者就顯得越是刺眼。

“那爾那茜”在蒙古語里，是陽光照過來的意思。

多么諷刺。她的名字是陽光，她的經歷卻見不得光。她該是照亮草原的那束光，卻成了遮蔽公平的那片陰影。

內蒙古教育廳的“可能回復”，恰恰折射出對這個龐大網絡的忌憚。

查那小姐，查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盤根錯節(jié)的系統(tǒng)。

動一個人，可能會牽出一群人；碰一件事，可能會捅破整張網。

所以他們選擇了“可能”。可能查，可能不查；可能公布，可能不了了之。

但陽光終會照進來的。

不是因為名字，而是因為總有人會不甘心生活在陰影里。

比如那27個履約回鄉(xiāng)的同學，那些為一分拼搏的考生，和那些相信公平的普通人。

當陽光真正照進來的那一天，所有藏在暗處的東西，都將無處遁形。

包括那些“可能”的承諾，和那些“不可能”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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