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明亡的原因，基本人人都會提到朝廷財政拮據(jù)。而討論明廷為何缺錢時，不少人就會誦經(jīng)一般高呼，江南（士紳）沒有家國情懷，只顧個人蠅頭小利，各種抗稅逃稅 …… 事實是否如此呢？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需先明確一個地理概念。明朝時期的“江南”并不是長江（或淮河）以南，而是特指八府之地 -- 應(yīng)天（南京）、蘇州、常州、松江（上海）、鎮(zhèn)江、杭州、嘉興、湖州，其中又以蘇州和松江二府為重。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 … 蘆田五合三勺，草塌地二合一勺……
《明史·食貨志》

注： 1石=10斗=100升=1000合=10000勺?！皼]官田”指因罪被抄沒的田地，“蘆田”指蘆葦?shù)?，“草塌地”指貧瘠或難以耕種的土地。

朱元璋為了大明的長治久安，在立國之初就制定輕稅政策（田賦介于宋元之間）。但有個地區(qū)不僅被排除在外，還特別施以數(shù)倍的重稅，這個地區(qū)就是江南。至于原因，明朝官方?jīng)]有記載。后人普遍采信的說法是，“怒其為張士誠守”。

這個重稅能重到什么程度，看看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達的減稅命令?！?strong>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恩減”之后，還在其它地區(qū)“沒官田”的三倍以上。

一些人覺得明初糧賦稅率基數(shù)低，所以兩三倍也不算重稅。這真是把兩千多年來的歷任皇帝和朝廷當成做慈善事業(yè)的了。

歷代普通民眾除了田賦，還有個重擔(dān) -- 徭役。而明朝的徭役尤重，其給民眾的壓力還高于田賦。即便不算各種名目的地方雜稅，在古代那種低生產(chǎn)力下，百姓繳完正稅后也就堪堪吃飽。明宣宗的訪談記錄《耕夫記》，就是明證。

這種情況下，這么高的田賦，如果不是江南地區(qū)的田地相對產(chǎn)量高，江南人民早就揭竿而起了。

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余，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末 ……
《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炎武

從實際的數(shù)額來看，蘇州一府之地征收的田賦，也比它隔壁的整個浙江布政使司還多。所以“天下賦稅半江南”，不是在說江南富庶，而是在控訴朝廷的殘酷剝削。洪武之后，明廷繼續(xù)對江南課以重稅。但隨著永樂遷都，最后一根稻草就落下了。

明初施行的是實物稅，為了保障自身收益，明廷要求稅農(nóng)將稅糧自行運往指定的倉庫核銷。簡單來說，朝廷不承擔(dān)稅糧的征收、運費、損耗等費用。

永樂朝遷都北京后，將稅糧的核銷倉庫設(shè)在通州。即便有大運河，相關(guān)運費還是暴漲，平均下來（整個南直隸）一石糧食需二石運費。很快就有稅農(nóng)因出不起運費而拖欠田賦，至宣德五年蘇州府已累計拖欠稅糧八百萬石，松江府拖欠近四百萬石 ……

再這么搞下去就不僅僅是朝廷歲支困難的問題，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也是可想而知的。最終明廷被迫采取了巡撫周忱的建議，改革稅糧漕運的同時，對包括八府在內(nèi)的南直隸地區(qū)減稅降負。

這次共減稅300萬石，明廷的歲入上限也從洪武朝的3000萬石，下降到2700萬石，直至明亡。所以這第一輪江南抗稅，到底是誰的鍋？

不過就算出了這么大的事兒，明廷仍然不調(diào)整財稅政策，繼續(xù)在江南征收重稅。萬歷朝張居正在全國推廣“一條鞭”法后，相對于其它地區(qū)，江南不僅沒得到實惠反而吃虧了。

將糧賦改為折銀征收后，朝廷為了滿足京畿地區(qū)的糧食需求，有五百萬石的糧賦仍以實物的方式征收，而這部分糧賦的75%由江南八府繳納。仍然要承擔(dān)高額稅糧運輸、損耗成本的江南，不就相當于加稅了么？

自萬歷朝末期開始，為應(yīng)對后金和民亂，朝廷陸續(xù)加征了遼餉、剿餉、練餉以及名目繁多的雜項加派。再加上后金入寇和流民軍蜂起對北方的破壞，朝廷也越來越倚重南方的稅賦和糧食，這就讓江南的賦稅變得更為沉重。

但江南地區(qū)又沒有搖錢樹，怎么可能無止境的去滿足朝廷的需求？即便如此，江南地區(qū)的反應(yīng)也非常溫和了，只是用部分拖欠對抗朝廷的不斷加征（普遍的繳納比例為6~7成）。如果他們學(xué)習(xí)或響應(yīng)流民軍的“跟著闖王不納糧”，大明朝廷只會崩的更快。

至于不少人認為的江南縉紳勾結(jié)朝廷官員，不僅利用權(quán)勢大量兼并土地，還濫用朝廷給予的優(yōu)免特權(quán)不繳糧賦。個別時期、個別官紳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是可以做到，但除非大權(quán)“永不落”，不然無法長期保持，參見名臣徐階。而士紳這個群體更不可能普遍如此，明廷歷年的歲入（基本都維持在2600~2700萬石之間）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而且從上表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區(qū)的應(yīng)稅土地在全國的占比，相對于明初不僅未因日益嚴重的“兼并”下降，反而上升了。

明朝的田地從大類上可分為，“官田”和“民田”兩類。而官田變?yōu)樗教镏挥幸环N方法，皇帝賞賜（讓田地脫離戶部的征稅范圍也只有這一個辦法）。

洪武朝后，皇帝們基本不再用土地來獎勵官員將領(lǐng)，能從皇帝們手中獲取田地的，不是皇親就是得寵的宦官。

而洪武之后，歷代皇子不再被實封到江南。永樂遷都后，各皇帝寵信的內(nèi)臣及其親眷也基本集中在京畿附近。所以江南地區(qū)的官田相對來說損失的很少。除此之外，江南地區(qū)的官田比例也非常高。

根據(jù)《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tǒng)計》里的數(shù)據(jù)，江南八府的官田占比普遍在60%以上，最高的松江府達85%，可以說江南地區(qū)的大地主是皇帝（或者說朝廷）?？N紳們再怎么能，也不可能強占屬于皇帝和朝廷的官田，真有這本事還不如去勸皇帝禪位。

另外，明朝的土地兼并主要表現(xiàn)為“投獻”。即民田的實際所有者主動出讓一定的利益，將自己的田地寄存在某位士紳名下。

這么做的目的是利用該士紳自家用不完的徭役優(yōu)免額度（主要是剛獲取功名、入仕的士子），來降低自己在徭役方面的支出。特別是萬歷朝張居正變法，將丁役攤?cè)胩锂€后。

以上只是簡單介紹明朝江南地區(qū)的田賦輕重情況，至于江南地區(qū)是各種逃稅，還是稅基就那么大無力提升，大家各抒己見吧。最后附送一個明史圈的笑話 -- 相較于了解明朝低效且復(fù)雜的財稅體系，“江南士紳誤國”這種極簡表述確實更容易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