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光明日報》頭版刊發(fā)了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馬懷德的署名文章《好的法學理論當有鮮明的實踐品格》。

好的法學理論

當有鮮明的實踐品格

1984年，我高中畢業(yè)，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時代，我們經常早上五六點就到圖書館學習，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著作、選修各類課程。雖然當時還沒有強調通識教育或學科交叉，但廣泛涉獵各學科知識為我們的專業(yè)學習拓展了視野。除法律系的課程外，我也選修了不少哲學系、中文系、社會學系的課程。法學歸根到底是關于人的學問，這些課程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法的本質有著很大幫助。

在法學專業(yè)的課程中，龔祥瑞老師和羅豪才老師的課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龔祥瑞的課安排在一間大教室，從來都座無虛席。他上課時一口充滿激情的寧波話，對中外行政法如數(shù)家珍，從理論到實踐都講得十分透徹。羅豪才常使用啟發(fā)式教學法帶領我們從不同視角討論和思考，將問題不斷引向深入。正是在這樣的課堂上，我深刻體會到了行政法對國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對行政法學產生了濃烈興趣。老師們經綸濟世的情懷具有強烈感召力，不斷影響和塑造著我們這些青年學子的人格。

因此，我下定決心報考行政法學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1988年，我從北大法律系本科畢業(yè)，考入中國政法大學，師從應松年教授研習行政法。1990年，我碩士畢業(yè)，報考中國政法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師從陳光中教授和應松年教授從事行政訴訟法研究，成為新中國首位行政訴訟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993年畢業(yè)并留校任教至今。

在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期間，我開始比較系統(tǒng)地整理自己的一些思考并撰寫成文。當時國家法治建設最緊迫的任務是實現(xiàn)“有法可依”，立法機關面臨較重的立法任務，學術研究也就順理成章地圍繞著厘清基本概念、構建基礎性制度展開。如何將紛繁復雜的行政活動類型化并為其確立規(guī)則是十分具有理論挑戰(zhàn)性但又很有吸引力的事情。我沿著這一脈絡展開研究，從1989年起陸續(xù)發(fā)表了一些學術論文，尤其是其中一些成果得到學界和實務部門的關注，讓我感受到學以致用的意義。1992年，《中國法學》轉載了我發(fā)表于《法學與實踐》雜志的《建議制定行政許可證法》一文，引起立法機關的關注。我也由此加入行政許可法的立法團隊中，參與具體條文的起草和修改。

這一段求學經歷讓我深刻感受到，興趣和熱愛是做學問最重要的前提。高質量的研究往往是由興趣所驅動的。如果能夠從學術研究中真正感受到求知的快樂，那就會有不竭的動力和靈感去支撐看似枯燥的讀書和寫作。

學術研究具有時代性。一個時代的學術研究，必定著重關注一個時代的問題。將個人研究興趣與時代需求相結合，會讓研究成果產生更大的影響。我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行政行為理論和行政救濟法，這正是時代賦予的機會與使命。為加強行政領域立法，1986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組建行政立法研究組，我有幸作為研究組秘書參與其中。我早期的很多研究主題都跟研究組的工作密切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是我實際參與的第一部立法，我博士論文的選題正是來源于該法制定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論文的部分觀點也被立法所吸收。在參與立法等實踐工作的過程中發(fā)掘具有學術價值的真問題，強化研究的問題意識成為我做學問的方法之一，后期針對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行政程序的研究亦是如此。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研究風格：堅持問題導向，立足實踐，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

傳統(tǒng)的法學研究方法主要是規(guī)范研究，但法律規(guī)范系統(tǒng)并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法律也并不成長在真空之中，而是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有著廣泛而深刻的聯(lián)結。好的法學理論應當具備鮮明的實踐品格，展示對實踐的洞察力、解釋力、引導力。因此，我常要求我的學生深度介入和參與法治實踐，通過對實踐的觀察、體驗和反思，培養(yǎng)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思辨能力，防止研究“脫實向虛”。

典型案件是了解法律系統(tǒng)運行情況的另一扇重要窗口。在做學問的過程中，我親歷和參與了一些司法實踐，代理了諸如“賢成大廈案”“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等案件，產生了積極影響。例如“田永案”將人民法院的司法審查范圍延伸至教育行政管理領域，開啟了高校做行政訴訟被告的先河。該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9年第4期收錄，后又被遴選為最高人民法院第38號指導性案例。代理該案后，我覺得有必要對高等學校的法律地位做一討論，于是撰寫了《公務法人問題研究》一文，發(fā)表在《中國法學》上。這種通過典型案例觀察、檢驗理論學說和法律制度的研究方法，是完成中國行政法系統(tǒng)化、本土化建構所需要的。法學研究者從個案出發(fā)參與實際問題的解決十分重要，但不應止步于個案，而要善于通過個案見微知著，發(fā)現(xiàn)系統(tǒng)性問題并尋找解決方案。

好的研究成果能夠引導實踐并在實踐中得到檢驗，這一檢證過程亦會引出新的理論問題，形成理論與實踐的良性循環(huán)。在研究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中國實現(xiàn)行政法治的關鍵在于政府，于是將研究重點放在了法治政府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上。我在2005年籌建了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并帶領研究院團隊先后研發(fā)設立了“中國法治政府評估”等項目，取得了“以評促建”的良好成效。項目的開展也幫助理論界更好地把握了法治政府建設的脈搏和規(guī)律，催生了更多關于法治政府建設的優(yōu)秀成果。

在多年來的研究中，我愈加深刻地體會到中國歷史文化和體制機制的獨特性，越發(fā)意識到破解國家治理和法治建設的難題沒有現(xiàn)成答案可以照搬。這要求我們把握好知識生產和理論發(fā)展的方向，做好法學研究的守正創(chuàng)新，用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成果回答關于法治的中國之問、時代之問、歷史之問。

新時代為法學研究提出了新命題，也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素材和歷史機遇。只要我們堅持立足本土、面向實踐、把握當代、放眼未來，就一定能夠形成更多扎根中國文化、立足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問題、回應時代需求的高質量研究成果，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構建作出更大貢獻。在通向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道路上，法治的光輝必將更加閃耀。

法大微信【第20250705期】

內容來源：光明日報

排版：王若旭

校對：張瑤瑤

責任編輯：謝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