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舉聯(lián)名彈劾北平二司李彧、趙全德勾結戶部右侍郎郭桓等官貪污官糧。有明一季最大的貪腐案，“郭桓案”就此拉開帷幕。那么此案是不是冤案，太祖行雷霆手段的動機又是什么呢？

首先，朱元璋和他的“專案組”針對此案的辦案效率高的可怕。

從案發(fā)到六月二十七日頒布《六部贓罪詔》平息此案，四個月不到的時間里，不僅徹查了整個朝廷、所有布政使司及下屬州府的各級官吏，還從中緝拿并處決了六七萬案犯。

別說明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里沒有任何一次司法審查能在效率上超過此案。這要么是人贓并獲、罪證確鑿，要么就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誅心殺戮。

其次，郭桓的組織能力、貪腐效率也高得可怕。

洪武四年至十七年，郭桓一直在地方從事司法工作（山西按察司擔任僉事、按察使等職）。洪武十七年四月才被召回南京任戶部右侍郎，五月署理戶部尚書一職。洪武十八年正月徐鐸被任命為戶部尚書后，郭桓回其右侍郎本職。

滿打滿算，郭恒最多只有一年的時間來組建上至六部、下至地方各鄉(xiāng)糧長的巨型貪腐網絡。而且在這一年里還貪墨了總值2400萬石糧食的稅款，相當于當年明廷歲入的八成。這組織能力和效率，朱元璋是不是應該慶幸郭桓盯著錢糧而不是他的皇位？

另一方面，此案六萬多人犯里，沒有一人是錦衣衛(wèi)或御史。換言之，已遍布大明上下和朝廷內外的監(jiān)視、監(jiān)察系統(tǒng)沒有出問題。

要么是錦衣衛(wèi)和御史們太無能，郭桓伙同朝野內外數(shù)萬人貪腐一年都沒察覺。要么就是朱元璋十幾年的內政工作都打了水漂，組建的朝廷從里到外已爛透了。也難怪有人開玩笑說，朱元璋是“先天腐化官員圣體”。

第三，此案和網絡吹得神乎其神的“江南士紳集團”扯不上關系。

涉案的六部官員里，能查明籍貫的無一屬于江南。如主犯郭桓山東兗州人、禮部尚書趙瑁河南宜陽人、兵部侍郎王志河北藁城人、工部侍郎麥志德廣東連山人 …… 那六七萬案犯也來自于大明各地。

另外，洪武十八年時江南（原張士誠轄區(qū)）的富戶地主士紳們，早被朱元璋作為人力資源強制移民各地開荒去了。例如“（五年）徙江南富民十四萬田濠州，以善長經理之”，“（七年）徙江南民十四萬實中都”……

簡而言之，至少是在洪武朝，“江南士紳”這個團體在物理上就不存在。

最后，朱元璋自己也承認了此案有很多冤屈。

由于殺伐過酷，此案很快就讓朝野內外人人自危，“一時咸歸謗于朝廷”。為控制輿論并預防極端事件的發(fā)生，朱元璋不得不親自出面說明案情、聲明案件終止并將殺孽甩鍋給主審吳庸，“乃榜桓罪示天下，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壓天下心”。

及其問贓下落，尚惡不已，為此掩身之計，不將實寄所在供招，太半妄指為實。以致一時不能革彼奸心，善良受害 ……
《六部贓罪詔》

在解釋“善良受害”的原因時，朱元璋指出是以吳庸為首的辦案人員在查案以及追贓時，任由各級贓官“妄指”所致（也就是說被指認的都直接殺了）。這其實也變相坦白了一個事實，沒能查到總計2400萬石的贓款在哪里。

正是因為查不到贓款，所以才一級一級的向下擴大追索，“若有司必言府，府必言州，州必言縣”。那么有沒有一種可能，2400萬石的貪贓本就是子虛烏有或夸大其詞？這也引出了關于“郭桓案”的一個觀點，這不是貪腐而是“浮夸”。

明初名臣方孝孺的爹方克勤，因獲朱元璋接見和賜宴款待而名揚天下。而他被獎勵的原因是，“視事（濟寧知府）三年，戶口增數(shù)倍”。這不僅是因為人丁是地方發(fā)展生產的基礎，還因為在明初到處都是無人區(qū)，人丁是稀缺資源，不然明廷也不會冒著逼民造反的風險搞“大遷徙”運動了。

而沒有朝廷主動的移民資助，濟寧府憑啥三年變出幾萬戶人口出來？人丁敢吹，與之相關的田畝和賦稅自然也敢吹了。尤其是朝廷為鼓勵生產大面積免征新墾，以及為休養(yǎng)生息允許提高地方留存比例的情況下。

所以洪武朝各地上報的人丁、田畝、賦稅必然存在水分，就如同上世紀的“畝產十萬斤”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即便是當下不也偶爾會冒出某地虛報經濟指標的新聞么？

只是朱元璋是個“特別”的皇帝。

朱元璋在評價元朝時多次提到一個觀點，“君無暴虐之罪 … 元以寬失天下”。朱元璋所謂的“寬”是指“主荒臣?！保实蹖⒐芾硖煜轮畽噙^多地下放給官員、地方士紳，以至于“臣弄權擅威福，海內失馭”。

因此朱元璋沒有沿用蒙元的政治框架，而是在宋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抽取朝廷、地方府衙的權限，也就是書上常說的皇帝集權發(fā)展到了新高度。簡單來說，明朝的部司、官僚均沒有決策權，相當于其它皇朝負責具體執(zhí)行政令的底層府衙和吏。

所以朱元璋對官員的定位就不是“運籌帷幄”或“治國平天下”，而是老實當奴才，依命干活。由此我們能看到，朱元璋可以容忍官員依規(guī)沖撞或硬懟，但決不接受官員們自己“拿主意”，無論初衷和目的，誰犯誰死，比如“空印案”。

因此官員們吹牛灌水，裝裱政績，朱元璋自然也不會去忍。但他不戳破官員們的謊言，不是給他們留面子，而是這樣方便他借機“套利”。

朱元璋給這個案子定性之后，除了大肆殺戮相關涉案人員之外，還有項重要工作 – “追贓”。

明朝的糧稅征收分兩大步驟，朝廷只是在指定倉庫負責核銷各地糧稅。具體的征收和運輸，由各地糧長負責，而糧長基本都是各地富戶、士紳（征稅也是他們的徭役之一）。

朱元璋就靈活應用了這一制度，反正朝廷損失了2400萬石稅糧，你們這些負責征收的人全都有責任，不僅得上繳贓款、補齊虧空，還得倍額罰贓以示懲戒。

所以“郭桓案”的追贓，其實就是針對大明富戶、士紳這個階層的追贓，即“檄贓所寄借遍天下”。也是針對他們的家產、田產進行懲罰性查抄，即“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注：因罪被官府查抄的田被稱為“沒官田”，在明朝其稅率是“官田”的兩倍，“民田”的三到四倍。

換句話說，朱元璋通過“郭桓案”系統(tǒng)性收繳了天下之財（也清洗了蒙元遺留的士紳），而付出的代價只是把替罪羊吳庸（主審官）推出去斬首了事，是皇權對天下非常成功的一次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