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日歷才翻到第七個月，中國高校的“學術訃告”已連發(fā)數輪：自然科學基金委一次性端出十五起案件，十三所高校、二十四名學者榜上有名；中國政法大學、華南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也相繼曝出家丑，抄襲、買賣數據、翻譯式剽竊花樣翻新。名單里不乏“國家優(yōu)青”“長江學者”的候選人，可喧囂過后，沒有一個名字被真正釘在恥辱柱上——熱搜沉底、公告刪帖、當事人甚至照常上課、申報、帶學生，仿佛一切只是系統彈窗，點“關閉”即可繼續(xù)游戲。

荒誕成為慣例，根源并不在學術本身，而在權力與利益織就的三重防火層。第一層叫“自查”。事發(fā)之后，高校第一時間不是追查真相，而是啟動“輿情應急預案”，把調查權死死攥在校內。于是我們看到：江西某高校廖某某直接復制自己往年評審過的外省基金本子，再讓學生署名交差，被查實后僅被取消五年申請資格，校內職稱、績效、招生指標毫發(fā)無損；北京某高校公某某花錢向公司買實驗數據，東窗事發(fā)后也只是追回資金、五年禁申，論文仍在數據庫里掛著，引用量還在漲。自家孩子舍不得打，板子永遠高舉輕落。

第二層叫“切割”。當事人與學校迅速完成責任剝離：論文是“個人行為”，數據是“第三方機構提供”，評審是“前工作人員失誤”。一句“管理失察”便可將機構責任稀釋成茶杯里的風暴。更要命的是，學術不端的認定權被行政部門壟斷，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各唱各的調，懲罰年限互不銜接，學者換條賽道就能復活——今天被自然基金拉黑，明天還能申社科基金，后天換個馬甲就能當企業(yè)首席科學家。

第三層叫“沉默”。舉報信在校內傳閱一圈后，最先被約談的往往是舉報者：博士生、青年講師、外來評審。他們被告知“要考慮學校聲譽”“別影響學科評估”，隨后是畢業(yè)延期、項目穿小鞋、職稱評審莫名被刷。沒有第三方調查、沒有司法介入、沒有媒體深挖，學術共同體自發(fā)形成的“防火墻”比任何制度都堅固。于是，造假者繼續(xù)端坐主席臺，舉報者只能遠走海外，把真相留給國外的撤稿網站。

當懲戒淪為“罰酒三杯”，激勵機制卻在反向加碼。高校排名要看ESI高被引，博士畢業(yè)硬性要求SCI篇數，職稱評審比拼的是基金額度與項目級別。數字出官、數字出校、數字出政績，整個系統像一架瘋狂運轉的離心機，把最老實的人甩出去，把最敢造假的人送上C位。在這樣的指揮棒下，抄襲、買賣、篡改不是道德塌方，而是理性選擇——風險可控，收益巨大，何樂而不為？

更隱蔽的危害是認知污染。學生從導師那里學到的第一課不再是“追求真理”，而是“懂得運作”：如何掛名、如何互引、如何把一篇論文拆成五篇發(fā)。學術不端像新冠病毒一樣在實驗室、課題組、同門微信群里復制傳播，最終演變成一場集體免疫——人人帶毒，也就無人再提消毒。

當造假成本趨于零，誠信便淪為奢侈。國家每年數千億的科研經費，被一張張?zhí)摷侔l(fā)票、一份份PS圖片、一篇篇幽靈署名的論文截留、稀釋、蒸發(fā)。更諷刺的是，這些經費往往打著“卡脖子”“原創(chuàng)突破”的旗號。真正被卡住的，不是芯片、不是發(fā)動機，而是學術良知；真正斷裂的，不是技術鏈，而是信任鏈——國際同行看到中國作者的稿件先默認“可疑”，國內合作者在簽字前要先問“這數據你確定是真的嗎”。

破解之道看似很多：學術委員會獨立、評審過程透明、舉報者保護、司法介入、懲罰性賠償……但喊了十年，文件越印越厚，板子卻越打越輕。根子在于，整個評價體系的權力結構沒變：行政主導撥款、高校壟斷調查、數字決定升遷。只要這三座大山不動，任何制度補丁都會被迅速消化，成為新一輪形式主義。

所以，別再問“為什么2025年的學術不端都無疾而終”。答案就寫在每一張蓋著紅章的通報里：它們本來就不是用來解決問題的，而是用來證明“我們已經處理過了”。

風聲過去，造假者繼續(xù)登堂入室，留下一地撤稿通知與舉報信，像退潮后的貝殼，提醒后來者：這里曾經淹死過真相，而且還將繼續(xù)淹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