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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某頻道偷拍事件引發(fā)了輿論的廣泛關注。

據(jù)多家媒體報道，該頻道是一個注冊在境外的線上頻道（據(jù)稱使用某視頻分享與社交平臺的功能），擁有數(shù)十萬訂閱用戶。其上傳的主要內容，是在中國境內偷拍女性的影像——包括商場、地鐵、街頭、公共廁所等場所的隱私畫面。這些視頻大多未經當事人知情或同意，且拍攝手法隱蔽。

更令人擔憂的是，該頻道不僅長期更新，還形成了固定的“內容鏈條”。關于該頻道的具體運營主體、服務器所在地、資金流向，目前尚無權威公開信息確認。

但從已公開的報道和截圖可見，這類偷拍內容的存在，對被拍攝者的隱私權、人格尊嚴造成了嚴重侵害，也對我國現(xiàn)有法律在打擊跨境網絡偷拍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

這也引出了一個更值得追問的問題：在我國法律框架下，偷拍究竟會面臨怎樣的法律后果？為什么屢禁不止、甚至呈現(xiàn)出“越打擊、越隱蔽”的趨勢？

我們從三個層面，說明偷拍在我國可能面臨的法律后果。

1. 行政違法層面

以2026 年1月1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為例：

“第五十條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罰款；情節(jié)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一千元以下罰款：

（六）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隱私的。”

這是目前針對偷拍行為最新、最直接的行政處罰規(guī)定，有三點值得注意：

（1）情節(jié)較輕的處罰“二選一”

立法采用的是“拘留五日以下或者罰款一千元以下”的模式，而不是“并處”。這意味著輕微情節(jié)下，違法者可能只需繳納最高一千元罰款即可免于拘留。

（2）“情節(jié)較重”標準模糊

條文中并未對“情節(jié)較重”的具體情形作出明確界定，實踐中只能依靠個案裁量。例如，偷拍次數(shù)、偷拍內容是否涉及隱私核心區(qū)域、傳播范圍等因素可能會被參考，但缺乏統(tǒng)一標準。這種留白在立法上并不罕見，但也造成了執(zhí)法尺度的彈性極大。

（3）“情節(jié)較重”處罰雖重但仍留彈性

在“情節(jié)較重”的情形下，拘留為必選項，但罰款屬于“可以并處”。換言之，即便認定為情節(jié)較重，仍可能只拘留不罰款。這既賦予執(zhí)法機關較大的裁量權，也讓處罰結果在不同地區(qū)、不同辦案人員之間差異較大。

這種留白，實際上讓三方都陷入尷尬境地：

受害者：覺得處罰過輕、威懾力不足。

違法者：認為自己不構成情節(jié)嚴重，一旦被以“情節(jié)嚴重”處罰，可能選擇復議或訴訟。

執(zhí)法機關：在缺乏明確標準的情況下，既要顧及受害者感受，又要避免執(zhí)法風險。

總結來看，行政處罰在應對偷拍行為時，存在處罰上限低、情節(jié)標準模糊、執(zhí)法裁量過大三大問題。它的作用更多停留在事后制止、象征性懲戒，而非真正形成高壓震懾。在違法成本極低、取證又有難度的現(xiàn)實條件下，行政處罰很難單憑一己之力遏制偷拍行為的蔓延。

2. 民事侵權層面

偷拍作為一種侵犯隱私權的行為，這一點毫無爭議。

然而，現(xiàn)實中如果偷拍行為并未造成可量化的物質損失，受害者往往只能依據(jù)精神損害賠償來維權。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條規(guī)定：

侵害自然人人身權益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義的特定物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在實踐中，大多數(shù)受害者在發(fā)現(xiàn)被偷拍后，第一反應是報警。此時，可以請求警方調解，并依照上述條款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在于，一旦執(zhí)法人員推托、未在調解階段達成賠償協(xié)議，受害者很可能只能走上訴訟途徑。

然而，訴訟之路并不輕松：受害者需要自行收集、固定證據(jù)，熟悉法律規(guī)定，甚至聘請律師并支付法律服務費用。

最終，經過數(shù)月乃至更長時間的訴訟，獲得的結果可能只是賠禮道歉、刪除視頻、消除影響，以及幾千元甚至幾百元不等的金錢賠償。

這種高成本、低回報的維權路徑，直接影響了受害者提起訴訟的意愿。偷拍者也正是在這種幾乎沒有民事震懾力的環(huán)境下，更加肆無忌憚。

更現(xiàn)實的問題是，即便受害者愿意投入時間與金錢進行訴訟，判決執(zhí)行的力度和效果也難以保障——賠償數(shù)額往往微不足道，違法者承擔的代價遠低于其獲取偷拍內容可能獲得的經濟或心理“收益”。

在這樣的失衡下，民事救濟對遏制偷拍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3. 刑事犯罪層面

以“南京阿紅案”為例——警方查獲其偷拍視頻多達1600 余部，內容全部為偷拍所得。倘若這些視頻僅存儲在他個人設備中，未被發(fā)現(xiàn)、未傳播出去，那么這種行為極可能永遠不會進入公眾視野。

本案中，阿紅之所以被追究刑責，是因為其傳播偷拍視頻，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罪。然而，該罪的法定最高刑期僅為兩年；若認定為牟利，則適用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最高可判無期徒刑。

從宏觀看，偷拍本身固然是非法行為，但其刑事追責的前提幾乎都在于是否傳播：

僅供個人觀看→ 多數(shù)情況下只能停留在行政或民事責任層面。

為炫耀而傳播→ 可能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罪，最高刑兩年。

以牟利為目的傳播→ 可能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最高可判無期。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2017 年發(fā)布的《關于利用網絡云盤制作、復制、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牟利行為定罪量刑問題的批復》中，對利用網盤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的行為，在量刑上作出了明顯的寬緩傾向。

批復明確指出：

“對于以牟利為目的，利用網絡云盤制作、復制、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的行為，在追究刑事責任時，鑒于網絡云盤的特點，不應單純考慮制作、復制、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的數(shù)量,還應充分考慮傳播范圍、違法所得、行為人一貫表現(xiàn)以及淫穢電子信息、傳播對象是否涉及未成年人等情節(jié)，綜合評估社會危害性，恰當裁量刑罰，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這一表述的實際效果，是削弱了“數(shù)量”在量刑中的決定性作用，即便涉案視頻數(shù)量龐大，但如果是利用網盤傳播售賣，那嫌疑人極有可能獲得明顯減輕的量刑。

在此前中，被告人通過網盤售賣淫穢視頻，涉案數(shù)量巨大，按法定刑本應判處重刑。但法院依據(jù)上述批復，綜合考慮行為方式、傳播對象范圍等情節(jié)，最終判處的刑期比法定下限減少了約70%。

總結來看，偷拍行為只有在傳播這一節(jié)點跨過刑法門檻，才真正具備刑事追訴的可能性。反之，再惡劣的偷拍行為，如果僅限于個人存儲，幾乎不可能進入刑事程序。

這不僅讓大量偷拍行為游走在刑法之外，也在客觀上削弱了刑法的震懾作用。

4.律師觀察

回到本文開頭的Maskpark 事件，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則跨境傳播的偷拍新聞，更是對我國現(xiàn)行法律體系的一次現(xiàn)實拷問——行政處罰上限偏低、民事維權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刑事追責門檻過高且量刑存在寬緩空間。

在這樣的法律與執(zhí)法格局下，偷拍行為的違法成本依舊微不足道，足以讓某些人心存僥幸，甚至形成產業(yè)化運作。

因此，偷拍在中國真的沒有解嗎？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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