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許想象不到，就在腳下不到兩米的地方，竟沉睡著跨越近兩千年的家族墓葬群。

它們從漢代一直延續(xù)至南朝，甚至更遠。

這就是會稽山法印寺山腳下，有一片看似平凡，卻暗藏玄機的土地——九里考古遺址。

而最近，考古人員不僅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帶有明確三國紀年的墓磚，還揭露出一條長達二十余米的排水溝——這些，可都是紹興考古史上頭一遭！

更令人好奇的是，這些墓葬規(guī)模龐大、結構精巧，幾乎每一座都配有設計科學的排水系統(tǒng)。

有的婉轉曲折、有的急轉弧形，仿佛在默默訴說著古代工匠如何巧妙利用九里的地形與水文。

而一方刻有“建衡二年”的紀年磚，就像一枚時間膠囊，將我們瞬間拉回公元270年的東吳之地。

它究竟屬于誰？為何墓磚上頻頻出現(xiàn)“王”字紋？出土的滑石豬、“王界”界碑又暗示著怎樣的家族往事？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更加恢弘的命題：九里，或許正是紹興2500年建城史的一部“地下編年史”。

這是一次為配合城市建設而推進的“考古前置”工作，卻意外揭露出一處時間跨度極大、文化內(nèi)涵豐富的大型墓地。

截至目前，發(fā)掘面積已達約1000平方米，清理墓葬超過70座，時代縱貫戰(zhàn)國、漢晉、南朝，甚至還包括唐代與明清時期遺存。

可以說，幾乎每個重要歷史階段，都在這里留下了痕跡。

而最引人矚目的，莫過于一批，漢至南朝時期的家族墓葬群。

它們排列有序、形制嚴謹，大多設有滲水槽與排水溝。

這些排水溝并不是隨意挖就的土溝，而是經(jīng)過精心砌筑、形態(tài)各異的地下工程。

有的呈直角拐彎，有的做出弧形轉折，甚至蜿蜒十幾米，顯示出高超的水利設計理念與地形適應性。

“這些發(fā)現(xiàn)充分說明紹興先民，在墓葬營造中極大程度地結合了本地地貌特征，既防澇又護墓，是非常智慧的體現(xiàn)?！本爬锟脊胚z址現(xiàn)場負責人高凌艷這樣評價。

而真正讓這次發(fā)掘躍上熱搜的，是一件帶有銘文的紀念磚。

它發(fā)現(xiàn)于一座三國時期墓葬的封門處，磚上清晰刻有“建衡二年八月造作壁長尺二十”的字樣。

建衡二年，即公元270年，是東吳末帝孫皓在位時的年號。

這塊磚如同一枚穿越時空的身份證，明確告訴我們：這座墓就是在這一年八月建造的。

高凌艷解釋說：“這類紀年磚的出土非常罕見，尤其它還出自一座同時隨葬越窯青瓷器的墓葬。

這不僅幫助我們精準斷代，更強化了紹興作為越窯發(fā)源地的歷史地位——可以說，這是一座具有‘標尺意義’的墓葬。”

除了紀念磚，此次出土的隨葬品也頗具看點。

比如五只雕工細膩、形態(tài)各異的滑石豬。

這類器物通常被放置在逝者手中，象征財富與輪回，在六朝墓葬中雖不算稀有，但像九里這樣一次出土多件、造型多樣的情形，在紹興地區(qū)仍屬首次。

同樣引發(fā)猜測的，還有磚上出現(xiàn)的“王”字紋，以及寫有“王界”“沈界”字樣的界碑。

這些文字是否代表墓主的家族姓氏？還是地域劃界的標志？

高凌艷傾向于認為，“界碑的存在，表明九里在歷史上曾是紹興某些大姓家族的集中葬區(qū)。

‘王’‘沈’都是江南地區(qū)歷史悠久的姓氏，這些發(fā)現(xiàn)為我們研究地方家族史提供了寶貴線索。”

九里考古遺址的真正價值，遠不止于單座墓葬或某件器物。

它所呈現(xiàn)的，是一部幾乎無斷代的“地下紹興通史”。

從戰(zhàn)國伊始，歷兩漢、魏晉、南北朝，下探唐宋，延伸至元明清——時間跨度與紹興建城2500年的歷史幾乎完全重合。

也就是說，每一個在紹興留下腳印的朝代，也都在九里留下了一片安息之地。

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梁超指出，此次發(fā)掘填補了紹興地區(qū)考古的多項空白：

“比如長排水溝、紀年墓磚、滑石豬群等，都是首次發(fā)現(xiàn)。它們不僅讓我們了解到不同時期紹興人的喪葬習俗，也反映出當時的手工藝水平、社會組織乃至水文環(huán)境。”

而這些發(fā)現(xiàn)，也向公眾拋出了更多懸念和想象：

那個擁有“建衡二年”磚的墓，主人是否與東吳官制或地方豪族有關？

反復出現(xiàn)的“王”字究竟是一個家族符號，還是具有宗教或禮儀含義？

那些蜿蜒曲折的排水溝，是否暗示著當時紹興多雨的氣候與復雜的水利挑戰(zhàn)？

這些謎題，正等待更多考古證據(jù)與文獻比對來逐步解開。

可以確定的是，九里墓地就像一扇突然打開的時空之窗，讓我們瞥見了紹興從古至今的生死觀念、家族記憶與技術變遷。

它不只是一堆磚石和陶器，更是一部用泥土與時光寫就的史書。

而我們，正站在翻閱這本書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