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比干的歷史語境與墓銘的學術(shù)價值

比干，商代晚期紂王的叔父，官至少師，以直言敢諫著稱。據(jù)《史記·殷本紀》記載，他因多次勸諫紂王荒淫無道，最終被剖心而死，成為中國古代“忠臣”的典范。其墓址傳統(tǒng)認為在今河南安陽殷墟附近，但唐代開元四年（716年）的一次偶然發(fā)現(xiàn)，為比干墓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的考古線索。

此次發(fā)現(xiàn)的核心材料是比干公墓銘，由游子武之奇在偃師耕耘時出土，包括銅盤、甕及篆書銘文。這些器物不僅印證了比干墓的具體位置，更為研究商代貴族墓地制度、唐代考古認知及篆書演變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二、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武之奇與偃師“卜筑獲銘”的細節(jié)還原

（一）發(fā)現(xiàn)者與場景：游子的“耕耘卜筑”

武之奇，唐代開元年間的“游子”（即游士或隱者），《銘》文稱其“于偃師耕耘，卜筑”——即在偃師（今河南偃師市，商代西亳故地）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并選址建房時，偶然發(fā)現(xiàn)文物。這一背景符合古代民間“耕者得寶”的常見模式，也說明偃師作為商代早期都城（偃師商城）所在地，保留了豐富的商代遺址層積。

（二）器物出土序列：銅盤與甕的組合

根據(jù)《銘》文記載，發(fā)現(xiàn)過程分為兩步：

1. 初獲銅盤：“獲一片銅盤，形方四尺六寸，上有鏤文，文方二寸，其文十六字。”銅盤為方形，邊長約1.5米（唐尺約0.33米），文字為篆書，每字約0.66米見方，共十六字。初發(fā)現(xiàn)時，銅盤“若豆金”（似豆粒大小的金器，可能因銹蝕或掩埋時間久顯得小巧），經(jīng)工匠“淬之”（打磨清理）后，露出古文字，但“不成言語”（文字殘缺，無法通讀）。

2. 重鑿得甕：“重鑿丏（注：“丏”疑為“某”之誤，或指“某處”），得甕，乃見斯銘?！奔磾U大挖掘范圍后，發(fā)現(xiàn)一只陶甕，其中保存著完整的墓銘。甕是商代常見的儲物容器，用于盛放墓銘，說明這是特意設(shè)置的“墓標”（墓地標識物）。

三、墓銘的字體特征與內(nèi)容解析

（一）字體：唐代所見“古篆書”的年代推測

《銘》文明確提到“墓銘篆文”，說明字體為篆書。結(jié)合唐代書法背景，開元年間篆書已非日常用字，但墓銘用篆書符合“莊重性”需求。從“古文字不成言語”到“乃見斯銘”的變化看，銅盤上的文字可能是商代金文（如甲骨文或鐘鼎文）的殘片，而甕中完整的銘文字體更接近秦代小篆或漢代繆篆——這一推測基于兩點：

秦代統(tǒng)一文字后，小篆成為官方字體，漢代墓銘多采用繆篆（一種簡化的篆書）；

比干墓銘為后代（如周代或漢代）所立，而非商代原銘（商代金文多為象形字，更難識別）。

（二）內(nèi)容：“左林右泉”的墓地選址與“萬世之寧”的價值訴求

完整的銘文字數(shù)為十六字：“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眱?nèi)容可分為兩部分：

1. 地理描述：“左林右泉，前岡後道”——以墓為中心，左側(cè)有樹林（左青龍），右側(cè)有泉水（右白虎），前方有山岡（前朱雀），后方有道路（后玄武）。這種布局符合古代墓地選址的“四象”觀念（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對應左右前后），體現(xiàn)了商代以來“風水堪輿”的早期形態(tài)。

2. 價值定位：“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強調(diào)此處是“萬世安寧”的寶地，將墓地視為家族或國家的“寶址”，反映了古人對“死后世界”的重視及對忠臣的紀念。

四、歷史價值：比干墓址的考古確認與文獻互證

（一）墓址定位：偃師與商代“西亳”的關(guān)聯(lián)

《銘》文記載，武之奇“覆考圖籍，乃比干公墓銘也”——即通過查閱漢代《漢書·地理志》或唐代《括地志》等典籍，確認墓址位于偃師。這一結(jié)論與商代歷史地理高度吻合：

偃師是商代早期都城“西亳”（今偃師商城遺址）的所在地，商代貴族墓多分布于都城周邊；

比干作為紂王的叔父，屬于商代上層貴族，其墓址位于西亳附近，符合“族墓制度”（家族墓地靠近都城）。

（二）文獻印證：《史記》與《封神演義》的“實證化”

比干的事跡最早見于《史記·殷本紀》：“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藦娭G紂。紂怒曰：‘吾聞圣人心有七竅?！时雀?，觀其心?！钡妒酚洝肺刺峒澳怪?。唐代墓銘的發(fā)現(xiàn)，首次以實物證據(jù)印證了比干墓的位置，彌補了文獻空白。

此外，明代《封神演義》將比干塑造為“文曲星”，其墓址的確認也為小說傳說提供了歷史依據(jù)——偃師至今仍有“比干廟”（始建于北魏），正是基于唐代以來的墓址認知。

五、學術(shù)意義：唐代考古認知與“證經(jīng)補史”傳統(tǒng)

（一）唐代對古代遺址的“圖籍考證”方法

武之奇“覆考圖籍”的行為，體現(xiàn)了唐代學者“實證主義”的歷史觀。唐代地理學著作（如《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已將比干墓址標注于偃師，武之奇通過“出土材料+文獻核對”的方法，確認了墓銘的真實性。這種方法與現(xiàn)代考古學“地層學+類型學”的理念一脈相承，說明唐代已具備初步的“考古意識”。

（二）商代貴族墓“墓標制度”的早期案例

甕中藏銘的做法，是商代“墓標”制度的重要實例。商代墓中常見“殉葬品”與“標識物”分離的情況，甕作為“容器”，用于保護墓銘免受損壞；銅盤作為“載體”，用于刻寫墓主信息。這種組合模式為研究商代墓地規(guī)劃提供了新素材。

六、結(jié)語：從“游子發(fā)現(xiàn)”到“學術(shù)史構(gòu)建”

開元四年武之奇出土的比干墓銘，是唐代考古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僅印證了商代忠臣比干的墓址位于偃師，更反映了唐代對古代遺址的認識與保護。從“銅盤殘文”到“甕中完整銘”的發(fā)現(xiàn)過程，展現(xiàn)了民間力量（游子）在考古中的作用；從“古文字識別”到“圖籍考證”的研究方法，體現(xiàn)了唐代學者的嚴謹性。

比干墓銘的價值，遠超“文物”本身——它是商代歷史、唐代考古認知與中國“忠臣文化”的三重載體。正如銘文中“萬世之寧，茲焉是寶”所言，這方墓銘不僅是比干墓的“寶”，也是中國考古學“證經(jīng)補史”傳統(tǒng)的“寶”。

參考文獻：

1. （唐）李泰等：《括地志》，中華書局1980年版。

2.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75年版。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商城遺址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4. 王宇信：《商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