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春天，香港太平山頂的一處豪宅悄然掛上了中原地產的出售招牌。這棟建筑面積超 800 平方米、曾能將維多利亞港全景盡收眼底的別墅，主人正是曾經的中國恒大集團董事長許家印。據中介透露，這棟 2010 年以約 1.2 億港元購入的房產，如今掛牌價僅為 9000 萬港元，即便降價 3000 萬，看房的人仍寥寥無幾。豪宅蒙塵待售的模樣，像極了一個時代的落幕 —— 那個房地產企業(yè)靠 “高負債、高杠桿、高周轉” 就能躺著賺錢的狂飆年代，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謝幕。

幾乎在同一時間段，房地產行業(yè)的 “壞消息” 接踵而至。碧桂園創(chuàng)始人楊國強的女兒楊惠妍，將其名下一架價值約 2.7 億美元的灣流 G650 私人飛機掛到國際二手飛機交易平臺，據業(yè)內人士估算，這架 2019 年交付的飛機至少要折價 30% 才能找到買家；而融創(chuàng)中國的董事長孫宏斌，在 2024 年一季度的內部會議上坦言，公司當時仍有 387 億元的到期債務未能償還，其中包括 126 億元的銀行貸款和 261 億元的供應鏈欠款。曾經在房地產行業(yè)叱咤風云的 “三巨頭”，如今一個豪宅待售，一個變賣私產，一個深陷債務泥潭，牌桌上那些熟悉的名字，正一個個黯然離席。

曾作為民營經濟標桿的萬達集團，其創(chuàng)始人王健林因下屬項目公司 1.86 億元經濟糾紛被限制高消費的消息，為中國經濟的債務迷局再添注腳

這絕非偶然，而是一場遲來的市場 “出清”。過去二十年，中國房地產行業(yè)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擴張：2003 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僅為 7956 億元，到 2021 年，這個數字飆升至 18.19 萬億元，漲幅超過 22 倍；全國平均房價從 2003 年的每平方米 2381 元，漲到 2021 年的每平方米 10139 元，翻了 4.2 倍。在這場狂歡中，房地產企業(yè)瘋狂拿地，地方政府依賴賣地收入搞建設，銀行爭相發(fā)放房貸，就連普通老百姓也把買房當成了 “穩(wěn)賺不賠” 的投資。

但狂歡總有落幕時，當人口紅利見頂、住房需求飽和，房價上漲的神話被打破，過去靠杠桿堆積起來的泡沫，終究要被市場無情戳破。如今的房企債務危機，不過是市場在清算過去二十年房地產狂飆突進欠下的 “歷史賬”。但真正難啃的骨頭，才剛剛露出來 —— 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正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fā)展路上最大的 “攔路虎”。

要理解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就必須從 1994 年的分稅制改革說起。在這之前，中國實行的是 “財政包干制”，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除了上繳中央固定的部分，剩下的都歸自己支配。這種制度激發(fā)了地方發(fā)展經濟的積極性，但也導致中央財政收入占比不斷下降 ——1993 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僅為 22%，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被嚴重削弱。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1994 年，分稅制改革正式實施，將稅收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增值稅 75% 歸中央、25% 歸地方，消費稅全部歸中央，企業(yè)所得稅按隸屬關系劃分。改革后，中央財政收入占比迅速提升到 55.7%，但地方政府卻陷入了 “錢少事多” 的困境 —— 教育、醫(yī)療、基建、社會保障等大部分民生支出都由地方政府承擔，而收入卻被大幅壓縮。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種史無前例的商業(yè)模式 ——“土地財政” 橫空出世。簡單來說，就是地方政府通過 “征地 - 賣地 - 抵押 - 升值” 的閉環(huán)，把土地變成 “提款機”，這套玩法看似復雜，實則邏輯清晰，每一步都環(huán)環(huán)相扣：

第一步：低價征地，掌握 “原始資本”

根據《土地管理法》，地方政府可以通過 “征收” 的方式，將農村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然后再通過 “招拍掛” 的方式出讓給開發(fā)商。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給農民的征地補償款往往遠低于土地出讓價。以東部某省會城市為例，2023 年該市征收郊區(qū)農村耕地的補償標準為每畝 6 萬元，而同年該區(qū)域的住宅用地出讓價平均為每畝 800 萬元，差價超過 130 倍?？恐@種 “低買高賣”，地方政府輕松掌握了大量 “原始資本”，僅 2023 年，全國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就達到了 5.98 萬億元，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 86.7%，土地財政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第二步：高價賣地，快速回籠資金

拿到國有土地后，地方政府會通過 “招拍掛”（招標、拍賣、掛牌）的方式出讓土地使用權，而房地產企業(yè)為了爭奪優(yōu)質地塊，往往會展開激烈競價，最終的成交價往往遠超底價。2016 年到 2021 年，是土地市場最瘋狂的五年：2016 年，全國誕生了 340 宗 “地王”（單宗土地成交價超過 10 億元），2017 年 “地王” 數量達到 475 宗，2018 年雖然有所降溫，但仍有 366 宗。這些 “地王” 的背后，是地方政府不斷攀升的土地出讓收入 ——2021 年，全國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達到 8.71 萬億元，創(chuàng)下歷史新高?？恐u地，地方政府快速回籠資金，不僅能彌補財政缺口，還能有足夠的錢搞基建、建學校、修醫(yī)院。

第三步：抵押融資，撬動更多資金

光靠賣地的錢還不夠，地方政府還會把未來的土地出讓收入打包成 “資產”，通過融資平臺公司向銀行貸款或發(fā)行債券。這些融資平臺公司，大多是地方政府出資設立的國有企業(yè)，表面上是獨立的市場主體，實際上卻承擔著為地方政府融資的功能，被稱為 “地方政府的錢袋子”。比如，某省會城市的 “城市建設投資集團”，就曾以未來 5 年的土地出讓收入預期為抵押，向銀行申請了 150 億元的貸款，用于城市軌道交通建設。這種 “以未來換現(xiàn)在” 的融資方式，讓地方政府撬動了遠超當期財政收入的資金 —— 截至 2023 年底，全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有息債務規(guī)模超過 50 萬億元，是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 3.2 倍。

第四步：基建升值，形成閉環(huán)循環(huán)

拿到賣地和融資的錢后，地方政府會大規(guī)模投入基建：修馬路、建地鐵、蓋公園、建產業(yè)園。這些基建項目不僅能改善城市面貌，還能顯著提升周邊土地的價值 —— 一條地鐵線路開通，沿線的房價和地價往往會上漲 20%-30%；一個產業(yè)園建成，周邊的工業(yè)用地價格可能翻倍。而土地升值后，地方政府又能以更高的價格賣地，獲得更多的收入，然后再投入新的基建，形成 “基建 - 升值 - 賣地 - 再基建” 的閉環(huán)循環(huán)。這種模式，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短短二十年里實現(xiàn)了跨越式發(fā)展 ——2003 年，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僅為 40.53%，2023 年達到了 66.15%，近 8 億人從農村搬到了城市，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鐵網、高速公路網和城市軌道交通網。

但這套看似完美的閉環(huán)，卻隱藏著巨大的風險。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舉借的債務，大多沒有納入政府預算管理，屬于 “隱性債務”。這些隱性債務的償還，高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 —— 一旦房價下跌，開發(fā)商拿地意愿下降，土地流拍增多，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就會銳減，償還債務的能力也會隨之下降。2022 年，全國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同比下降 23.3%，2023 年同比再降 19.4%，連續(xù)兩年的大幅下滑，讓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瞬間暴露。就像多米諾骨牌，當房地產這個 “第一張牌” 倒下，土地財政 “第二張牌” 跟著倒，最后就會砸向地方政府這個 “最大的牌”。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yè)資不抵債，可以申請破產清算，比如曾經的 “家電巨頭” 國美、“手機王者” 金立，都在債務危機后走向了破產。但地方政府不一樣，它不是普通的市場主體，而是承擔著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的行政機構，背后連著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穩(wěn)定，根本 “不能倒”。具體來說，地方政府的 “不能倒”，主要源于三個層面的 “剛性依賴”：

第一，銀行系統(tǒng)的 “生命線” 依賴

地方政府的債務，大部分都壓在銀行系統(tǒng)身上。截至 2023 年底，全國商業(yè)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余額超過 25 萬億元，占商業(yè)銀行各項貸款余額的 18.7%；此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fā)行的債券（城投債），有近 60% 被商業(yè)銀行持有。如果地方政府出現(xiàn)大規(guī)模債務違約，銀行系統(tǒng)就會產生巨額壞賬 —— 按照 5% 的壞賬率估算，僅融資平臺貸款就會產生 1.25 萬億元的壞賬，這相當于 2023 年全國商業(yè)銀行凈利潤的 1.5 倍。一旦銀行壞賬率飆升，銀行就會收緊信貸，不僅企業(yè)貸不到錢，老百姓的存款安全也可能受到威脅，進而引發(fā)系統(tǒng)性的金融危機。2008 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就是因為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銀行壞賬激增，最終引發(fā)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這個教訓，中國絕對不能重蹈。

第二，民生運轉的 “基本盤” 依賴

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是維持社會民生運轉的 “糧草”。從教育來看，2023 年全國地方政府教育支出達到 4.8 萬億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 15.2%，覆蓋了全國 90% 以上的學校運營、教師工資發(fā)放和教育設施建設；從醫(yī)療來看，地方政府醫(yī)療衛(wèi)生支出達到 2.6 萬億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 8.2%，支撐著全國近萬家公立醫(yī)院的正常運轉和基本醫(yī)療保障的落實；從社會保障來看，地方政府社會保障和就業(yè)支出達到 3.9 萬億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 12.3%，保障了退休人員養(yǎng)老金的按時發(fā)放、失業(yè)人員的救助金發(fā)放和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如果地方政府財政崩潰，這些民生支出就會斷供，教師工資發(fā)不出來，醫(yī)院無法運營，養(yǎng)老金無法按時領取，整個社會的 “基本盤” 就會動搖。

第三，社會穩(wěn)定的 “壓艙石” 依賴

地方政府不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還是社會穩(wěn)定的維護者。從社會治安來看，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支出達到 1.4 萬億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 4.5%，支撐著全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的正常運轉，保障著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從基礎設施來看，地方政府承擔著城市供水、供電、供氣、公交、地鐵等公共服務的運營責任，這些服務一旦中斷，城市就會陷入癱瘓；從就業(yè)來看，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發(fā)展產業(yè)、建設項目，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就業(yè)崗位 —— 僅 2023 年，地方政府主導的基建項目就帶動了超過 2000 萬人就業(yè)。如果地方政府 “倒下”，不僅社會治安會失控，公共服務會中斷，還會導致大量人員失業(yè)，進而引發(fā)一系列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穩(wěn)定。

正是因為這三大 “剛性依賴”，地方政府 “不能倒”，也 “倒不起”。所以，當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凸顯時，一系列 “救市” 措施應運而生：

2023 年，中央政府發(fā)行了 1.35 萬億元的特殊再融資債券，專門用于置換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幫助地方政府 “借新還舊”，緩解短期償債壓力；2024 年，中央又追加發(fā)行了 1 萬億元的特殊再融資債券，進一步擴大置換規(guī)模，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國已累計發(fā)行特殊再融資債券 2.1 萬億元，置換了超過 1.8 萬億元的隱性債務。

除了中央層面的支持，銀行系統(tǒng)也被要求 “配合”：2023 年，中國人民銀行出臺政策，允許商業(yè)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到期貸款進行 “展期”，最長展期期限可達 5 年；2024 年，又進一步放寬政策，允許商業(yè)銀行對符合條件的融資平臺貸款進行 “債務重組”，調整還款計劃，降低利率水平。據統(tǒng)計，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國已有超過 8000 億元的融資平臺貸款完成了展期或重組。

此外，地方政府還通過 “行政協(xié)調” 的方式，拖延市場出清：有些地方政府會召集當地的建筑企業(yè)、材料供應商開會，“暗示” 他們不要急于向融資平臺索要欠款，承諾 “政府項目不會賴賬”，讓供應商繼續(xù)墊資施工；有些地方政府則會出臺政策，限制開發(fā)商降價賣房，防止房價下跌導致土地價值縮水，比如 2023 年，全國有超過 40 個城市出臺了 “限跌令”，要求開發(fā)商賣房價格不得低于備案價的 85%。

這些 “救市” 措施，短期內確實起到了 “穩(wěn)雷” 的作用 ——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違約率僅為 0.3%，遠低于企業(yè)債券的違約率。但從長期來看，這種 “輸血式” 的救助，卻在催生 “僵尸化” 現(xiàn)象：一些沒有盈利能力的融資平臺，靠著貸款展期和債務重組 “茍延殘喘”，占用了大量的信貸資源，卻無法創(chuàng)造新的價值；一些本該被市場淘汰的房地產項目，靠著政府的 “限跌令” 和供應商的墊資繼續(xù)建設，形成了大量的 “庫存房”。

這種 “僵尸化”，正是日本 “失去三十年” 的核心原因 —— 上世紀 90 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后，政府為了穩(wěn)定經濟，對陷入困境的銀行和企業(yè)進行大規(guī)模救助，導致大量 “僵尸企業(yè)” 存在，資金無法流向有活力的產業(yè)，經濟長期陷入停滯。中國如果繼續(xù)走這條路，很可能會重蹈日本的覆轍。

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條：自救

靠 “輸血” 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像一個重病患者，長期依賴呼吸機和輸液無法恢復健康，只有靠自身的免疫力和器官功能的修復，才能真正康復。對于地方政府來說，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條：刮骨療毒，斷臂求生，通過 “自救” 化解債務危機，實現(xiàn)經濟的良性循環(huán)。具體來看，地方政府的 “自救” 之路，主要包括四個方向：

賣資產：把 “沉睡的家底” 盤活

地方政府手里握著大量的 “家底”—— 從國有企業(yè)的股權，到城市的基礎設施，再到公共服務的經營權，這些資產大多處于 “沉睡” 狀態(tài)，沒有產生應有的效益。現(xiàn)在，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把這些 “家底” 擺上貨架，通過出售、轉讓、出租等方式，盤活存量資產，回籠資金用于償還債務。

2024 年 3 月，廣西柳州市打響了 “賣資產” 的第一槍 —— 柳州市國資委將旗下的柳州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負責污水處理）和柳州威立雅水務有限公司（負責自來水供應）各 15% 的股權，通過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最終以 24 億元的價格成交。雖然這 24 億元僅占兩家公司凈資產的 3.8%，但卻為地方政府 “賣資產” 提供了可復制的樣本。據柳州市財政局透露，這筆資金將全部用于置換柳州城建集團的隱性債務，緩解了該集團 2024 年到期的 35 億元債務壓力。

柳州的嘗試并非個例，現(xiàn)在全國已有多個省市加入 “賣資產” 的行列，并且探索出了多種 “賣法”：

在國有企業(yè)股權出售方面，浙江舟山市在 2023 年將舟山海港建設開發(fā)有限公司 49% 的股權以 18 億元的價格轉讓給了招商局港口集團，這筆資金不僅用于償還舟山港集團的 12 億元債務，還剩下 6 億元用于港口的智能化改造；福建武平縣則在 2024 年將縣屬的武平國有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持有的武平客家天沐溫泉旅游開發(fā)有限公司 60% 的股權，以 3.2 億元的價格轉讓給了民營企業(yè)，這筆資金直接用于償還武平縣 2024 年到期的 2.8 億元隱性債務，幫助武平縣成為全國首個提前 4 年實現(xiàn)隱性債務清零的縣。

在基礎設施經營權拍賣方面，云南武定縣在 2024 年 4 月，將縣城內 2000 個公共停車位未來 20 年的經營權，通過公開拍賣的方式以 1.2 億元的價格成交，買受方可以通過收取停車費獲得收益；河南洛寧縣則在 2024 年 5 月，將縣城內所有戶外廣告位未來 15 年的經營權以 8600 萬元的價格拍賣，這筆資金用于縣城道路的翻新工程；貴州織金縣更是 “打包出售”，將縣城的垃圾處理廠、污水處理廠和公共交通線路的經營權捆綁，以 2.5 億元的價格轉讓給了專業(yè)的環(huán)境治理公司，一次性解決了織金縣 1.9 億元的到期債務。

在閑置資產處置方面，東部某省會城市在 2024 年上半年，將市中心的 3 處閑置辦公樓和 2 處廢棄的工廠用地，通過拍賣的方式以 9.8 億元的價格成交，其中一處辦公樓被改造為商業(yè)綜合體，一處工廠用地被開發(fā)為人才公寓；西部某地級市則將下轄的 5 個偏遠縣區(qū)的閑置學校、醫(yī)院房產，以打包租賃的方式，租給了教育培訓機構和養(yǎng)老機構，每年獲得租金收入 1200 萬元，用于補充地方教育和醫(yī)療支出。這些案例表明，地方政府手中的 “家底” 并非 “死資產”，只要合理規(guī)劃、科學處置，就能變成緩解債務壓力的 “活資金”。

據財政部統(tǒng)計，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國地方政府已累計盤活存量資產超過 1.2 萬億元，其中通過出售、轉讓等方式回籠資金 6800 億元，這些資金中 85% 以上都用于償還隱性債務。但從整體來看，盤活資產的潛力仍未完全釋放 —— 全國基礎設施領域的存量資產規(guī)模超過 100 萬億元，公共服務領域的存量資產規(guī)模超過 50 萬億元，即便只盤活其中的 5%，也能回籠 7.5 萬億元資金，足以覆蓋 2024 年全國地方政府到期隱性債務的 80%。

混改：讓市場力量 “補位”

除了直接 “賣資產”，地方政府還可以通過 “混合所有制改革”（簡稱 “混改”）的方式，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國有企業(yè)和公共服務領域的運營，既解決資金問題，又提升運營效率。過去，地方政府的很多 “公家生意”，比如自來水供應、公交運營、地方銀行等，都由國有企業(yè)壟斷經營，往往存在效率低下、服務質量差、虧損嚴重等問題。通過混改，讓民營企業(yè)、外資企業(yè)等社會資本入股，不僅能帶來新鮮的資金，還能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市場化的運營模式，讓 “公家生意” 煥發(fā)新活力。

2024 年 4 月，山東省淄博市對當地的公交系統(tǒng)進行了混改試點：淄博市國資委將淄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60% 的股權，以 5.8 億元的價格轉讓給了兩家民營企業(yè) —— 一家是全國知名的新能源汽車企業(yè)，另一家是專業(yè)的城市交通運營公司。混改后，新公司不僅投入 2 億元更新了 300 輛新能源公交車，還優(yōu)化了公交線路設計，推出了 “定制公交”“夜間公交” 等個性化服務，市民滿意度從混改前的 72% 提升到了 91%，同時企業(yè)的運營成本下降了 18%，預計 2025 年就能實現(xiàn)盈利。而淄博市國資委拿到的 5.8 億元股權轉讓款，全部用于償還淄博城建集團的到期債務，緩解了該集團的資金壓力。

在地方銀行領域，混改的步伐也在加快。2024 年 5 月，河南省商丘市商業(yè)銀行完成混改，引入了 3 家民營企業(yè)作為戰(zhàn)略投資者，共募集資金 12 億元，其中 8 億元用于補充銀行資本金，4 億元用于償還商丘市財政局的隱性債務。混改后，商丘市商業(yè)銀行優(yōu)化了股權結構，完善了公司治理，不良貸款率從混改前的 4.5% 下降到了 2.8%，貸款投放規(guī)模同比增長了 23%，重點支持了當地的中小企業(yè)和鄉(xiāng)村振興項目。

不僅如此，混改還在向更廣泛的領域延伸。2024 年上半年，全國已有 28 個省市推出了混改項目清單，涉及國有企業(yè)超過 300 家，涵蓋了能源、交通、醫(yī)療、教育、金融等多個領域，預計全年能通過混改募集資金超過 2000 億元。財政部明確提出，到 2025 年底，要實現(xiàn)地方國有企業(yè)混改面超過 80%，公共服務領域混改面超過 60%，通過混改引入社會資本超過 5000 億元，為地方政府化解債務提供有力支撐。

地方政府還需要通過 “節(jié)流”（縮表）的方式減少支出，從過去的 “投資型政府” 向 “服務型政府” 轉型。過去，很多地方政府熱衷于搞 “大項目”“大基建”，盲目追求 GDP 增長，導致財政支出大幅增加，債務規(guī)模不斷擴大?，F(xiàn)在，地方政府需要 “勒緊褲腰帶過日子”，裁冗員、壓支出、減項目，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

在 “裁冗員” 方面，多地已經開始行動。2024 年 3 月，河北省邢臺市出臺了《市級機關事業(yè)單位精簡人員方案》，明確要求市級機關事業(yè)單位人員編制精簡 15%，其中行政編制精簡 10%，事業(yè)編制精簡 20%，預計可減少財政支出 12 億元。邢臺市通過 “離崗創(chuàng)業(yè)”“提前退休”“轉崗到企業(yè)” 等多種方式，妥善安置精簡人員，確保改革平穩(wěn)推進。截至 2024 年 6 月底，邢臺市已完成人員精簡任務的 80%，減少財政支出 8.5 億元。

在 “壓支出” 方面，各地紛紛出臺 “過緊日子” 的政策。2024 年 4 月，四川省成都市發(fā)布了《市級財政支出壓減方案》，要求市級各部門一般性支出壓減 20%，“三公” 經費（因公出國（境）費、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壓減 30%，同時取消一批不必要的會議、培訓、檢查等活動，預計全年可壓減財政支出 35 億元。成都市還建立了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對所有財政支出項目進行績效評估，低效、無效的支出項目一律取消，確保財政資金 “花在實處、用出效益”。

在 “減項目” 方面，地方政府開始清理 “僵尸項目” 和 “低效項目”。2024 年 5 月，湖南省長沙市對全市的政府投資項目進行了全面排查，共排查出 “僵尸項目”（已開工但長期停工、無法完工的項目）42 個，“低效項目”（投資回報率低于 2% 的項目）68 個，這些項目累計已投入資金 187 億元。長沙市對這些項目進行分類處置：對有盤活可能的項目，通過引入社會資本、變更建設內容等方式繼續(xù)推進；對沒有盤活可能的項目，堅決停工清算，避免資金繼續(xù)浪費。通過清理 “僵尸項目” 和 “低效項目”，長沙市預計可節(jié)省財政支出 65 億元，其中 40 億元用于償還隱性債務。

據不完全統(tǒng)計，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國已有 31 個省市出臺了 “縮表” 相關政策，累計精簡人員超過 15 萬人，壓減財政支出超過 800 億元，清理 “僵尸項目” 和 “低效項目” 超過 1200 個，節(jié)省財政支出超過 500 億元?！翱s表” 不僅能直接減少財政支出，緩解債務壓力，還能推動地方政府職能轉變，提高行政效率，為經濟高質量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環(huán)境。

雖然地方政府的 “自救” 之路有很多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面臨著諸多難題，這些難題就像 “攔路虎”，讓 “自救” 進程舉步維艱。

第一，債務窟窿 “填不滿”

最核心的難題，還是債務規(guī)模太大，遠超地方政府的償還能力。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截至 2023 年底，全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guī)模超過 60 萬億元，而 2023 年全國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為 15.7 萬億元，隱性債務規(guī)模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 3.8 倍。對于一些債務壓力較大的省份，情況更是嚴峻 —— 某中部省份的隱性債務規(guī)模是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 5.8 倍，某西部省份的隱性債務規(guī)模甚至是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 7.2 倍。

這么大的債務窟窿，僅靠 “賣資產”“混改”等方式很難完全填滿。以某中部省份為例，該省 2024 年到期隱性債務為 1.2 萬億元，而通過盤活資產、混改、ABS 等方式預計能回籠資金僅為 8000 億元，資金缺口高達 4000 億元。為了填補資金缺口，該省不得不繼續(xù)向銀行貸款，導致債務規(guī)模越滾越大，陷入 “借新還舊” 的惡性循環(huán)。

第二，優(yōu)質資產 “賣不動”

地方政府手中的資產雖然多，但優(yōu)質資產卻很少，大部分資產要么 “好看不好用”，要么 “好用不值錢”，很難賣出好價錢。比如，很多地方的廣場、博物館、體育館等公共設施，雖然建設成本高、外觀氣派，但卻沒有穩(wěn)定的現(xiàn)金流，無法產生收益，投資者根本不愿意接手；一些偏遠地區(qū)的基礎設施項目，比如山區(qū)的高速公路、縣城的產業(yè)園等，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人口流失嚴重，運營效益差，也很難吸引投資者。

2024 年 4 月，遼寧省本溪市滿族自治縣嘗試拍賣縣城內 2000 個公共停車位未來 20 年的經營權，起拍價 1.6 億元，結果因為報名人數不足而流拍；2024 年 5 月，吉林省白山市嘗試轉讓市內一家虧損的國有紡織廠，評估價 8000 萬元，最終因為沒有投資者報名而被迫取消。這些案例表明，地方政府的很多資產缺乏市場吸引力，“賣不動” 的問題十分突出。

第三，利益固化 “拆不開”

處置國有資產、推進混改、精簡人員等 “自救” 措施，都會觸動既得利益群體的 “奶酪”，遭到他們的抵制和反對。比如，在推進國有企業(yè)混改時，一些國有企業(yè)的管理層擔心失去控制權，會通過各種方式阻撓混改；在精簡人員時，一些機關事業(yè)單位的工作人員擔心失去 “鐵飯碗”，會消極抵抗；在處置國有資產時，一些與資產處置相關的部門和個人，擔心失去灰色收入，會設置各種障礙。

2024 年 3 月，某東部城市在推進公交系統(tǒng)混改時，當地公交公司的管理層以 “維護職工利益” 為由，煽動職工罷工，導致混改工作被迫暫停；2024 年 5 月，某西部縣城在精簡機關人員時，一些老員工以 “工作年限長、貢獻大” 為由，拒絕轉崗或提前退休，導致人員精簡工作進展緩慢。利益固化的問題，讓 “自救” 措施很難順利推進，甚至可能引發(fā)社會矛盾。

第四，公共服務 “受影響”

在 “自救” 過程中，如果操作不當，很容易影響公共服務的質量和穩(wěn)定性。比如，在出售公共服務領域的資產（如自來水公司、污水處理廠）時，如果只追求短期利益，把資產賣給缺乏運營能力的投資者，可能會導致公共服務價格上漲、服務質量下降；在精簡人員時，如果過度壓縮公共服務領域的人員編制（如教師、醫(yī)生、警察），可能會導致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影響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024 年 2 月，某南部城市將市內的自來水公司股權轉讓給了一家民營企業(yè)，該企業(yè)為了追求利潤，將自來水價格提高了 30%，同時減少了水質檢測頻次，導致市民投訴量激增；2024 年 4 月，某北部縣城在精簡教育系統(tǒng)人員時，過度壓縮教師編制，導致部分農村學校出現(xiàn) “一個老師教多個班級” 的情況，教學質量大幅下降。這些問題表明，地方政府在 “自救” 的同時，必須兼顧公共服務的質量和穩(wěn)定性，不能 “顧此失彼”。

結語：等待那個關鍵選擇

現(xiàn)在，中國經濟的牌局已經進入深水區(qū)。房地產企業(yè)這些 “民營小弟” 陸續(xù)被市場出清，地方政府這個 “最大莊家” 獨自面對堆積如山的債務。它既不能像許家印那樣拍桌子走人，也不能靠吹更大的泡沫掩蓋舊窟窿，面前只有兩條清晰的路：

一條是繼續(xù) “輸液續(xù)命”—— 靠中央發(fā)行特殊再融資債券、銀行貸款展期、拖延市場出清等方式維持，雖然短期內不會爆發(fā)危機，但會導致 “僵尸化” 蔓延，資金無法流向有活力的產業(yè)，年輕人失去奮斗信心，經濟長期陷入低速增長甚至停滯，重蹈日本 “失去三十年” 的覆轍。

另一條是 “刮骨療毒”—— 勇敢地推進資產盤活、混改、ABS、縮表等 “自救” 措施，忍受短期的陣痛（比如部分人員失業(yè)、部分項目停工、短期經濟增速下滑），但能從根本上化解債務危機，優(yōu)化經濟結構，釋放市場活力，為經濟長期健康發(fā)展打下堅實基礎。

財政部已經給地方劃定了 “時間表”—— 到 2028 年底，全國地方政府要基本完成隱性債務化解工作。目前，已有 82 個區(qū)縣提前實現(xiàn)了隱性債務清零，這些 “先行者” 的經驗證明，“刮骨療毒” 雖然難，但并非不可行。

整個中國經濟的未來，就取決于我們最終的選擇。時間真的不多了，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場選擇的見證者，也都是最終結果的受益者或承受者?，F(xiàn)在，所有人都在等待那個關鍵答案 ——我們到底會選擇哪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