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沉默的榮耀》在全網大熱，首次揭開了臺灣地下黨以及臺灣白色恐怖的歷史，同時也首次著重刻畫了曾經鮮為人知的中共叛徒、國民黨頂級特務——谷正文。

如果說蔣介石掀起了臺灣的白色恐怖，那么谷正文便是白色恐怖最大的幫兇。甚至可以說，谷正文本人就是白色恐怖的人格化體現。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谷是進入國民黨軍統之后，為“方便工作”而起的化名�？箲�(zhàn)時期，谷正文是華北地區(qū)青年學生的“積極分子”，經常參與學生運動。他的積極以及強干，很快就得到了我黨的重點培養(yǎng)。

然而誰也沒想到，谷正文實際早在讀書時，就已經得到了戴笠的重視，成為軍統的外圍人員。據谷正文當時說，當時他還沒有加入軍統，主要是通過出賣情報來獲取金錢以及糧食。后來，谷正文一度成為第115師某大隊的大隊長。

1941年，谷正文在一次執(zhí)行任務時被擒，隨他旋即就成為日軍濟南憲兵隊曹長武山英一手下的特 務。但出乎日寇意料的是，谷正文事實上依然和戴笠保持著聯系，具有軍統、日寇特工的雙重身份。

抗戰(zhàn)后，谷正文正式“歸隊”，成為正式的軍統特務。戴笠對谷正文青睞有加，將其拔擢為北平特別勤務組組長。

谷正文沒有受過正經的特務訓練，但他聰明、毒辣，深諳人性，對于我黨情報工作了如指掌。與其他特務不同，谷正文從事特務工作并非出于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而很大程度是出于愛好，他真正喜歡的是探案的過程以及成功的刺激感。

因此當他正式進入軍統后，對我黨情報部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首先，他利用一個名叫段云鵬的飛賊， 破獲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號院的地下電臺， 這個電臺的通訊范圍遍及沈陽、察哈爾、張家口、西安，乃至上海。

隨后，臺長李政宣被捕叛變， 供出了一份組織名單，其中包括國民黨第十二戰(zhàn)區(qū)孫連仲部的作戰(zhàn)處長謝世南、高參室主任余心清，包括兩名中將及十七名少將。在他的一手操作下，中共在華北的情報體系幾乎完全被毀滅，很多烈士都犧牲在了黎明之前。

1946年，戴笠死于空難，倉皇之間，蔣介石命令“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接任局長。毛人鳳清點戴笠遺物時，發(fā)現戴笠在他的日記里寫道：“郭同震讀書甚多，才堪大用�！�

從此對“郭同志”另眼相看。也因為這個緣故，國民黨敗退到臺灣后，經毛人鳳的舉薦，谷正文受到重用，有一段時期直接受蔣介石領導，這是他的特務生涯中最得心應手的時期。

逃到臺灣后，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劇情。在谷正文的一手策劃下，臺灣地下黨幾乎完全被毀滅，臺灣地下黨的總負責人蔡孝乾被策反，1800多人被捕，吳石、朱楓等人被殘忍處決。

由此，蔣介石對于谷正文制造白色恐怖的能力變得愈發(fā)重視。1952年，谷正文再造慘案，史稱鹿窟事件。谷正文懷疑鹿窟山區(qū)藏有中共“武裝基地”，包括武器彈藥和訓練營。 實際上，該“基地”規(guī)模有限，僅有少量槍支和簡陋設施，但國民黨當局將之放大為重大威脅，以此作為白色恐怖的借口。

從1952年末到1953年，谷正文帶人逮捕并訊問896人，其中112人被判刑或感化教育（感訓），35人被判死刑并執(zhí)行槍決。 死刑者包括組織領袖如蕭涂基等，部分幸存者被送往綠島監(jiān)獄服刑。

在逮捕人犯方面，谷正文采取了酷刑以及瓜蔓抄的方式。許多人僅因鄰里關系或借宿而被株連。 審訊過程充滿刑求（如老虎凳、水刑），迫使嫌疑人供出“同黨”，導致逮捕范圍急劇擴大。

除了在臺灣制造白色恐怖外，谷正文還積極為蔣介石反攻大陸做準備。谷正文自詡熟悉歷史，他向蔣介石獻策，說歷史上流寇一般都做不大，要做就做倭寇。只需要利用國民黨的�？諆�(yōu)勢，派遣特務在遼東、山東、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qū)搞破壞，就可以讓大陸不得安寧。

對此，蔣介石非常贊同。谷正文把辦公室設在臺北近郊的青山綠野深處，名為“求實齋”，是他搞反攻大陸情報活動的秘密總部。

他舍棄“保密局”正規(guī)的訓練特務的方式和招募人員的管道，從成千上萬由大陸流落到臺的單身流民中挑選“可造之材”，送到臺北近郊的“藍天海水浴場”附近的“情報局秘密基地”，接受情報訓練。

訓練的內容除了基本的游泳和潛水訓練以外，主要是爆破、暗殺、搏擊、通訊，以及若干簡單易學的情報技巧。只要短短幾個月，訓練好了2000人，就可以派他們去“反攻大陸”了。

但是谷正文的“倭寇策略”并沒有成功，我軍在沿海采取了人民戰(zhàn)爭，都不用正規(guī)軍，僅用一些民兵就能有效抵御這些侵擾。谷正文后來也承認，其“倭寇策略”效果不佳。

這些特務活動到了后期，暴力性質銳減，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象征意義的任務，比如，派特務到大陸沿海城市過幾天日子，在特工人員回臺后，谷正文安排蔣介石接見他們。

這個時候，特工們就拿出大陸的電影票票根，或者大陸的火車票、糧票之類的憑證，讓老蔣看看，逗“老頭子”開心。

就谷正文本人而言，蔣介石、蔣經國雖然對他有知遇之恩，但他對兩人并沒有很深的感情。相反谷正文對兩人的評價相當低。

谷正文表示，“老蔣最大的問題是不讀書，不知中國歷史興替和轉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國各朝各代興亡的原因，所以掌握不到大勢。”

相比于蔣介石，蔣經國還要更差一點。他表示：

“蔣經國對中國歷史，對中國的事物，所知更是極為有限，我跟他談到中國歷史的時候，我發(fā)現他竟然連唐、宋哪個朝代在前都不清楚，他也是一個不讀書的人，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見解，欠缺他父親的見識和視野，器量不夠！”

2004年，這位臺灣“保密局退役少將”，在接受《華聲》周刊記者訪問時，公開向社會說出：“蔣經國的情人章亞若，是蔣介石、陳立夫下令中統謀殺的�！�

很顯然，在破壞蔣介石、蔣經國形象方面，谷正文是毫不在意的，哪怕兩人對谷正文如此賞識和重用。

到了晚年，早已退休的谷正文開始在媒體興風作浪，經常成為李敖節(jié)目的座上賓，并將自己在白色恐怖時期的“豐功偉績”大肆宣揚。大有“既不能流芳百世，不如遺臭萬年”的觀感。

與做特務時的低調大相徑庭，頗有“性情大變”之觀感。在媒體上，谷正文更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比如他在電視臺“解密”：其實鄧麗君是“國安局”的情報人員

其后，他更是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李登輝。

早在李登輝上臺之初，就有傳言李登輝曾在臺灣加入了共產黨。就此事，媒體于1988年采訪了谷正文。谷正文表示絕無此事，當時臺灣確實有個叫李登輝的共產黨員，但只是同名同姓，后來逃回了大陸。

但到了90年代，谷正文突然變了，他又表示，李登輝加入共產黨是確有其事的。原來，李登輝在臺灣大學讀書期間，經吳克泰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李登輝后來對政治失去興趣，希望退黨，中共在臺的黨組織經過研究后，同意李登輝退黨，并由一個叫許懋德的黨員與李登輝傾談退黨的有關事宜。但直到1965年，李登輝才到臺灣特務機關辦理“自新”登記。

據谷正文回憶錄所述，李登輝通過父親李金龍尋覓關系，才銷毀相關檔案獲釋。 谷正文作為大特務，直接參與或知曉這些檔案的處理。

那么谷正文為何突然從“保李”變成了“倒李”呢？

谷正文之前“保李”，其實就是想賣李登輝一個人情，作為一個退休特務，他希望獲得善待。

那么谷正文為何最后“倒李”呢？這是因為谷正文發(fā)現李登輝正在大肆任用“本省人士”，而“外省人”逐漸被邊緣化，讓宋美齡、蔣緯國、郝伯村等一眾大佬很不滿。作為外省人，谷正文很顯然站在“外省”國民黨一邊。

與此同時，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也觸及了谷正文的底線。因為從政治光譜看，谷正文算是統派。為了反對他，當時80多歲的谷正文，還爬上車頂參加街頭示威。李登輝訪美時，他也自掏腰包飛到康奈爾大學，隨行“觀察”。

由于李登輝愈發(fā)囂張，因此國民黨的一些老軍人建議殺掉李登輝。對此，谷正文表示：

“殺掉李登輝太容易了�！�

但與此同時，谷正文又說，雖然殺死李登輝容易，但如何善后卻很難，美國這一關就非常難過。而這也顯示了谷正文的無可奈何。

但對于谷正文自己而言，他的這些證詞似乎給李登輝造成了一些震懾。臺灣當局在重審鹿窟事件時，卻不敢查證這場血案的直接制造者——谷正文。很顯然，李登輝對谷正文還是有些投鼠忌器的。

總而言之，谷正文晚年對自己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功績”的吹噓，非但沒有扳倒李登輝，反而讓國民黨愈發(fā)分裂和衰落。因為谷正文所說的每一件暴行，都讓國民黨分外尷尬。

對此谷正文卻頗為自得，從不因自己做了壞事而感到懺悔。他95歲口述回憶錄時，就曾輕描淡地說：寫“殺人跟殺豬沒什么區(qū)別，反正習慣了就好”，而且他還反問“我是個壞人嗎？”

臨終前，他留下遺言“我這一生犯下太多罪孽，但我不后悔”。此外，他還要求功勛章隨其遺體一起下葬。

軍統大佬谷正文終究只是舊時代的老人，隨著他的去世，其名聲無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都是聲名狼藉的。如今臺灣當局已經將谷正文視為白色恐怖時期的“關鍵加害者”，臺灣媒體更是稱其為“活閻王”或“特務頭子”，視其為白色恐怖的化身。

而被他迫害至死的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四位烈士的名字，卻于2015年被刻入“白色恐怖紀念碑”。就如臺灣名嘴蔡正元所說：“在臺灣的吳石也不再是罪犯，而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毕喾�，谷正文反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罪犯。

而在大陸，谷正文的身后名就更不用說了，他不僅是叛徒，更是殘害諸多地下黨、制造無數血案的千古罪人。通過《沉默的榮耀》，更是將谷正文的兇殘、狡猾以及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廣而告之”。

而這就印證了臧克家的那首詩：

“把名字刻入石頭的，名字比尸首爛得更早。只要春風吹到的地方，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場可以看到；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著的人， 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