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飛逝歲月如梭，轉(zhuǎn)眼間，史上最酷女作家·非虛構寫作祖師奶·二十世紀美國最尖銳的觀察者·繼海明威之后被模仿最多的文體大師·全美書店被偷最多的作家之一·無數(shù)女孩的精神教母·“老嬉皮士也是有的”·瓊·狄迪恩的超級壓縮餅干《為了活下去，我們給自己講故事》已經(jīng)上市一月有余

在雙十一佳節(jié)即將來臨之際，請允許我為還沒入手的朋友們奉上一期精彩劇透。

在本期節(jié)目中，你將看到狄迪恩，作為一個“不肯悔改的自己”，一個“總是在出賣別人”的寫作者，大談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尊三件套”，為什么說在寫作中“風格即人格”，“記筆記”何以區(qū)分兩種人；

以及，作為“從小就堅信‘黑暗之心’不存在于社會組織的謬誤之中，而是深植于人類血液中的一代人”，揭露嬉皮士運動不為人知的隱秘本質(zhì)，銳評時下仍然無處不在的“道德表演”，并逐一拆解那些我們?yōu)榱嘶钕氯?，拿來糊弄自己的好故事…?/p>

而上述種種，也只是這本119萬字、1104頁的8合1巨著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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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寫作（之一）

作為記者，我唯一的優(yōu)勢就是身形瘦小，性格內(nèi)斂，常因神經(jīng)過敏而失語，以至于人們總是忘記，我的在場與他們的利益相悖。事情總是這樣。這就是我最后想要告訴你們的，請記?。?/b>

作家總是在出賣別人。

關于寫作（之二）

作品中的光芒，反映了創(chuàng)作者本人的光芒，畫作之于畫家，正如詩歌之于詩人，二者是一體的。

一個人獨自做出的每一個選擇——每一個詞的選擇或否決，每一筆的落下或省略——都透露出她的性格本質(zhì)。

風格即人格。

關于記筆記

記筆記的沖動是一種古怪的強迫癥，沒有這種沖動的人是無法理解的，而且就像其他所有強迫癥式的沖動一樣，它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很少能派上用場，卻總是在試圖自我合理化。我覺得這種沖動從搖籃時代就有了，或者是從搖籃時代就沒有。

我五歲的時候，就已經(jīng)有了一種記錄的渴望，但我覺得我的女兒永遠不會這樣，因為她是一個特別幸福、包容的孩子，開開心心地接受生活向她展現(xiàn)的一切，不怕入睡，也不怕醒來。私密筆記的記錄者則是另一種孩子，他們孤獨、抵觸、反復調(diào)整事物的秩序、焦慮、不滿，仿佛生來就被一種失去的預感折磨著。

關于自我（之一）

無論我們對周遭事物的記錄是多么忠實本分，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都有著一個顯而易見又不知羞恥的共同基準，那便是不肯悔改的我。

關于自我（之二）

……我對當下的熱點議題毫無察覺，對相關數(shù)據(jù)也一無所知，只有噩夢中的景象能讓我提高警覺……

我本可以講些泛泛的空話，暫時把我自己深刻的情感震蕩歸咎于更廣泛的文化崩潰上，大談社會上的動亂、異化、失范，甚至是刺殺，但這不過是另一個漂亮的障眼法罷了。

我不是社會的縮影。我是一個三十四歲的女人，留著長長的直發(fā)，穿著舊比基尼泳衣，神經(jīng)脆弱，坐在太平洋中間的小島上，等待一場不會到來的海嘯。

關于自尊

擁有構成自尊的內(nèi)在價值感，就等同于擁有一切：辨別是非的能力，愛的能力，以及保持冷漠的能力。缺乏這種價值感，我們就會被困在自我中，陷入矛盾：既無法去愛，也無法保持冷漠。

如果我們不尊重自己，一方面便不得不蔑視他人：他們?nèi)绱素毞?，只能與我們?yōu)槲?；觀察力如此遲鈍，竟看不出我們的致命弱點。另一方面，又會格外在意他人的想法，莫名執(zhí)著于活成他人對我們的誤解中的樣子——鑒于我們的自我印象總是不堪一擊。

……把我們從他人的期待中解放出來，回歸自我，有賴于自尊那巨大而獨特的力量。沒有了它，一個人終將發(fā)現(xiàn)螺絲擰上了最后一圈：我們試圖通過逃避外界去尋找自我，卻發(fā)現(xiàn)自己心里已空無一人。

關于道德

在我看來，道德這個詞如今最令人不安的一點，便是它出現(xiàn)得太過頻繁：

在報紙上，在電視里，甚至最敷衍的對話中。直接的權力政治（或生存政治）問題，根本與道德無涉的公共政策問題，乃至幾乎所有的問題，都被強加了這些人為制造的道德重負。

這里有一種膚淺，一種自我放縱在作祟。

我們當然都愿意相信點什么，想要借助公共事業(yè)來消解個人的負罪感，想要放過那個不堪重負的自我，就像是想把手里代表失敗的白旗，換成遠方戰(zhàn)爭中象征勇氣的白色戰(zhàn)旗。我們當然可以這么做，自古以來，人們就是這么做的。

但我認為，只有在“我們在做什么”及“為什么要這么做”的問題上不再欺騙自己時，我們才可以這么做；

只有當我們記得，所有的特設委員會，所有罷工示威，所有《紐約時報》上勇敢的簽名，所有那些覆蓋整個政治光譜的宣傳手段，都不會自動賦予任何人任何美德時，才可以這么做；

只有當我們意識到，無論結(jié)果如何，無論行不行得通、值不值得做，都與道德無關時，才可以這么做。

因為一旦開始欺騙自己，說我們想要或需要某物，并非出于現(xiàn)實中的必要，而是出于道德的義務，那這就是我們加入如今大行其道的瘋子行列的時刻，這就是歇斯底里的尖叫在這片土地響起的時刻，這就是我們陷入絕境的時刻。而我懷疑，我們早就身處其中了。

關于嬉皮士

我們正在見證重要時刻。我們正在見證一群可笑的毫無社會經(jīng)驗的孩子，在社會真空中極其努力創(chuàng)建一個社群。一旦我們見過這些孩子，我們都無法再對這真空視而不見，無法再假裝社會的原子化可以恢復如常。

這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代際反抗。在1945年到1967年間，不知怎么的，我們忽略了把這場我們都在其中的游戲的規(guī)則教給這些孩子。也許是因為我們自己不再相信這些規(guī)則，也許是因為我們對這場游戲本身已經(jīng)失去了信心。也許只是因為身邊已經(jīng)沒有人可以教。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脫離了由表親、姑婆、家庭醫(yī)生和世交組成的關系網(wǎng)絡，而這正是展示和維系社會價值觀的重要基礎。他們四處流浪：圣何塞、丘拉維斯塔、這里。

他們不是在反抗社會，更多的是對社會一無所知，于是只能反彈那些最熱門的社會議題：越南、保鮮膜、減肥藥、原子彈。

他們反彈的正是被灌輸?shù)男畔?。因為他們不相信語言——語言是給“打字機腦袋”用的，切斯特·安德森告訴他們，任何需要借助語言的思考，只是又一場自我陶醉的表演——所以他們掌握得最熟練的詞語，都是社會的陳詞濫調(diào)。

與此同時，我仍然堅信，一個人能否獨立思考，取決于他對語言的掌握；我對那些在描述父母不住在一起時只能說出“破碎的家庭”的孩子并沒有太多信心。他們才十六歲、十五歲、十四歲，一個比一個小，一群等待著被授予語言的兒童大軍。

關于政治運動

我們這代人賴以成長的某種敘事，早已不再有效。

……我猜我想說的是：作為不相信任何政治狂熱的一代人，我們身上的那種曖昧性；以及作為從小就堅信“黑暗之心”不存在于社會組織的謬誤之中，而是深植于人類血液中的一代人，我們身上的歷史冷感。如果人注定要犯錯，那所有的社會組織也都注定會出錯。即便是在今天，這一前提對我來說依舊足夠正確，但它也早早地剝奪了我們感到驚奇的能力。

……我們是所謂的“沉默的一代”，我們的沉默，既不是因為我們共享著那個時代官方的樂觀主義，也不是因為恐懼官方的壓迫。我們保持沉默，是因為對于我們中的很多人來說，社會行動所帶來的興奮，不過是用以逃避私人生活，用以暫時掩蓋對于宿命般的虛無的恐懼的又一種方式罷了。

關于講故事（之一）

為了活下去，我們給自己講故事。

公主被囚禁在領事館。拿著糖果的男人引領孩子們走向大海。十六樓窗沿上的裸體女人是實在厭倦了活著呢，又或者她其實是一個暴露狂？人們會有興趣知道答案……

我們在自殺的故事里尋求宗教訓誡，在五人遇害的謀殺案里尋求社會和道德上的教訓。我們解讀自己看到的一切，在多種選項中挑選最說得通的那個。我們，尤其當“我們”是作家時，完全是依靠為散碎的畫面強加一條敘事線，借由“觀念”來定格不斷流動的幻影，亦即我們的真實體驗，才能生活下去的。

至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是這樣生活的。

但我現(xiàn)在要談的是另外一段時間，我開始懷疑我給自己講過的所有故事的前提。這一時期開始于1966年前后，一直持續(xù)到1971年。在這五年間，表面上看，我是這個或那個社群里稱職的一員，一個在合同和航空旅行卡上簽字的人，一個公民：每個月給這本或那本雜志寫幾篇稿子，出版了兩本書，參與了幾部電影的工作；卷入了那個時代的偏執(zhí)氛圍，撫養(yǎng)了一個年幼的孩子，招待了從我家進進出出的許多客人……

就即興演出而言，我的表現(xiàn)已經(jīng)相當合格。唯一的問題在于，我所接受的全部教育，我被告知及告知自己的一切，都認定這場演出不應該是即興的：我應該有一個劇本，但我搞丟了；我應該能聽到提示音，但現(xiàn)在聽不到了；我應該了解劇情，但我只了解我看到的東西：一組組快速閃過的圖像，被臨時排列在一起的畫面，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意義”，這不是電影，而是一場剪輯室中的體驗。

人生或許已經(jīng)行至中段，我仍然想要相信敘事，相信敘事是可被理解的，但既然已經(jīng)知道人可以通過剪輯去改變故事的意義，我也該開始從物理而非倫理的角度來看待這種體驗了。

關于講故事（之二）

……總是把現(xiàn)實經(jīng)歷濫情化，即鼓動上述這種依賴，在紐約不是什么新鮮事。

一百多年來，對粗線條的偏愛、對角色的扭曲和扁平化、把事件簡化為故事，一直都是這座城市自我呈現(xiàn)的核心：

自由女神、擠在港口的移民、彩帶游行、英雄、下水道、明亮的光、破碎的心，八百萬個故事在這座赤裸的城市里；

八百萬個故事，一模一樣的故事，每個都被精心設計，用以模糊這座城市里種族和階級之間的真實矛盾，更重要的是，要模糊讓這些矛盾變得不可調(diào)和的公眾參與和商業(yè)安排。

關于講故事（之三）

當我們在談論政治進程時，指的不再是“民主進程”，或確保一個國家的公民就國家事務發(fā)聲的一般性機制，而是其對立面：

一個高度專業(yè)化的機制，其準入渠道自然也只向內(nèi)部專業(yè)人士開放，那些管理政策運行和對此進行報道的人，那些組織民調(diào)和引用民調(diào)的人，那些在周日秀上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人，那些媒體顧問、專欄作家和政策顧問，那些舉辦閉門早餐會和前往參加的人；

那些年復一年地發(fā)明著公共生活敘事的少數(shù)局內(nèi)人。

關于講故事（之四）

我開始沉迷于記錄這個商場本身：

我記下了它播放的背景音樂，《我把心留在了舊金山》和《美國派》，雖然唱片店里主推的是一盤名為《巴拉圭經(jīng)典》的磁帶；超市里正在出售的法式鵝肝醬；在超市門口逐一檢查人們有沒有攜帶武器的警衛(wèi)；穿著緊身塞吉奧·瓦倫特牌牛仔褲的年輕太太們，身后跟著抱著嬰兒的女傭。太太們在挑選浴巾，那種大沙灘巾，其中有一條印著曼哈頓地圖，上面的布盧明代爾百貨公司格外醒目；還有各種象征著“精致飲酒”風潮的商品，讓人想起時髦的雞尾酒時光：配有酒杯和調(diào)酒器的瓶裝蘇聯(lián)紅牌伏特加套裝，制冰桶，各式設計的酒水小推車，上面擺著些樣品瓶。

這個購物中心，正是人們想象中薩爾瓦多被拯救后應有的模樣，也是拯救它的原因所在。我盡職盡責地把它記錄下來：那些我很清楚該如何解讀的色彩，歸納性的諷刺，被認為可以照亮整個故事的細節(jié)。

然而，記下這些時，我意識到，我對這種諷刺已經(jīng)沒那么感興趣了，這個故事大概也不會被這樣的細節(jié)照亮，或許不會被任何東西照亮，甚至，它可能根本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真正的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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