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在上海圖書館的一場對談結束后，底下有人走上來，微笑著跟我說：“你今天講得特別好。”她之前不知道我，也沒要我聯(lián)系方式，就為說這一句話。還有兩位讀者說，看我文章好久了，很多共鳴，也很受啟發(fā)，“請你一定要寫下去�！�

像這樣真誠的肯定，也給我前行的動力。因為，盡管我常常覺得自己表達出來就好，對外界回應不抱期待（或許也是為了讓自己免于失望），但得知自己說出來的、寫下來的，對別人還有點價值，那當然會深感快慰。

我知道這是難得的，畢竟要表達欣賞之情也需要勇氣。我們中國人都很含蓄，似乎對著自己欣賞的人說出心里話，不免太直接了，有時話到嘴邊都說不出口——這我完全理解，因為我自己也有過。

“每個人都想被人欣賞，所以如果你欣賞誰，就別把這埋在心底里。”

這也罷了，很多人怯于給出正反饋，倒是勇于給出負反饋。

這我也見多了，時不時就有人給我留言或私信，說關注我多年，一直潛水沒吭聲，“但今天這一篇，我頭一回感到失望”——有時說完就取關了。也就是說，有共鳴的時候，他們覺得默契于心就可以了，直到某一刻終于忍不住想說話，而那往往是因為我某一句話讓他感覺忍無可忍了。

十多年前，市場調研機構A.C. Nielsen有一份報告，發(fā)現(xiàn)在亞太地區(qū)22個國家和地區(qū)中，中國人是最傾向于和人分享負面體驗的，其比例高達2/3，是最低的韓國近2倍。據此，中國市場是對任何品牌來說都最為艱難的市場，因為人們體驗好，不太會跟人分享，體驗不好則會大肆宣揚，正如俗話說的“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確實，我們這社會不太習慣于稱贊別人做得好的，而更樂于批評別人做得還不夠好的地方。2008年我服務可口可樂，他們有一項規(guī)定，可口可樂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和代理公司都要為彼此評分，結果發(fā)現(xiàn)，拉美區(qū)經常給出過高的分值，而中國區(qū)的打分則常常偏低。

這可說是我們生活中的常態(tài)了：中國的孩子從小到大，總要被教導保持謙虛，我們被鼓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從來不是表揚與自我表揚，唯恐 得到一點表揚就會驕傲自滿過頭了。想想看，在我們的詞匯里，“批評教育”連在一起很自然，但沒聽說過什么“表揚教育”。

中國家長倒也有不吝贊詞的時候，但那多是用在“別人家的孩子”身上。我一位朋友，直到她導演的作品獲獎，都沒忘記從小父親很少贊賞她的優(yōu)點，卻總是當面夸她表妹來鞭策她。有一次她終于忍不住情緒崩潰，哭著說：“我畢竟是你女兒，你為什么就看不到我一點做得好的地方？”看到女兒哭了，她爸也一時手足無措，默然半晌，憋出來一句：“繼續(xù)努力。”

豆瓣用戶“兔子晴”寫了一篇《對日本文科學術圈的想法》，感嘆“如 果說國內和日本的學術圈都有一種‘窒息感’，那么我覺得國內的窒息大概來自過于激烈的競爭，而日本的窒息則來自深深的壓抑”：

我非常幸運，遇到了正直、尊重我研究的導師，但還是很長時間都被困在學術圈整體的壓抑氛圍里。

我所感受到的壓抑是：永遠得不到正反饋。上面提到的B準教授曾經在入學儀式上公開說過：“我們老師默認學生都是很優(yōu)秀的。所以我們不負責表揚，只負責指出問題”。這話只有她敢明說，也的確是道出了日本學術圈的一個“暗默的了解”。在很多老師看來，這種做法是“嚴師出高徒”，是教師的美德。

問題是，如果一個人總是被指出錯誤，而得不到真誠地稱贊，他怎么還能相信自己是優(yōu)秀的呢？

這么簡單的道理，我也是最近兩年才明白的。疫情結束后，有一次我回國參加學術會議，有幾位參會的學者特意走過來對我說：你今天這個報告很有意思，你論文的某個段落寫得特別好。當時我的感覺是：這是真的嗎？這夸的是我嗎？我配嗎？我習慣的腳本是：你這個研究有意義嗎？你這個結論還是沒把問題說透啊。

她所說的這種壓抑感，其實國內社會一樣有，有時還更強烈——你何止是“得不到正反饋”而已？你甚至可能得到劈頭蓋腦的負反饋！

身處這種有毒的氛圍底下久了，人真的會生出一種深深的不配得感，仿佛得到那些稱贊是令人羞恥和不安的，更糟的是：你會懷疑那些正反饋并非出自善意，只是虛假的客套，卻相信那些刻薄狠毒的負反饋才是真實的。

我是成年以后才逐漸意識到，那種宣稱“都是為你好”的批評教育，其實是控制欲使然：上位者通過貶低來操縱下位者的情緒，使之自感有缺點并處于服從、受教育的低位上。在一個權力體系內，這樣做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為了幫助對方不斷自我改進，而是為了使之始終不能翻身。

這么說是因為，這種反饋機制并不是基于平等互動的雙方關系，而是嵌入在一個等級體系內的：想想看，傳統(tǒng)的中國父母總在批評教育子女，然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母是絕對不能批評的。

瞿同祖在其名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指出：

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懲戒權本是絕對的，倫理告訴我們的，子當“有順無違”，這不是“是非”的問題，而是“倫常”的問題。在父母責罵時而和父母分辨講理，甚至頂撞不服，在孝的倫理之下，實是不可想像的事。[……]“是非”，毋寧說是系于身分的。我錯了，因為是我他的兒女，他的話和行為是對的，因為他是我的父親。

可想而知，要維持那種絕對的管教懲戒權，就很難發(fā)自內心地欣賞對方，因為那種欣賞從本質上來說，是基于平等和尊重的。如果一個人自己從未得到過這樣的尊重，那他恐怕也很難學會如何欣賞他人，因為他從小學到的，要么是慕強和服從，要么是逆反，又或者就是貶低和打壓他人。

顯然，要維持這樣一套機制順利運作，那么，那些“不聽話”的人必須得不到獎勵；否則，不聽話居然還有糖吃，那誰還愿意聽話？

這乍看只不過是談不上有多大懲罰力度的非正式機制，但在現(xiàn)實中卻極其強大，因為它潛移默化、無處不在，足以讓任何潛在的特例獨行者掂量一番，是否有必要為了堅持自我而被社會所排斥，付出這樣的代價究竟值不值得？

中學時讀課本上的《 <吶喊> 自序》，那時候其實理解不了魯迅那種深入骨髓的孤獨感，年事漸長，才慢慢體會到，要在一個吶喊而得不到回應的曠野上堅持前行，那是談何容易。當然，也許真正有創(chuàng)見的人都難免如此，王爾德因此有句頗具諷刺意味的俏皮話：“我經常擔心得不到誤解。”其意無非是說，如果自己所寫的立刻就被公眾理解、接受，那就有平庸的嫌疑。

我其實從小算不上特立獨行，相反，不謙虛地說，我一直是個好孩子、好學生。我也并不喜歡人際沖突，在網上論戰(zhàn)中從不罵人。也因此， 我以往常被視為理客中，確實我也總想著“溫和周到”一點，先理解他人的觀點，再說出自己的看法。然而，我也照樣被罵了多年，有的人甚至素不相識，就盯著我罵，乃至跑去給我的書打一星。前兩天還看到有人在豆瓣上詫異地說：“ 很好奇，為什么維舟老師每本書都有大比例的一星，到底得罪誰了？”

別人是年輕時叛逆，老了認命，我好像是反過來，年輕時與世無爭，現(xiàn)在反倒不懼被人討厭了。我已經清楚地知道，想被所有人都喜歡是不可能的，但只要自己在一些話題上清楚地表明觀點，那就要做好準備迎接暴風雨。當然，任性的結果就是我挨罵更多了。

雖然在我自己看來，我慢慢地找到了真實的自我，但我也清楚，在有些人眼里，我是走上了一條逼仄的歧路。有人還尖刻地嘲諷，“標新立異本來就是你最大的賣點”，顯然，他或是不能、或是不愿辨別真假，而樂于將我那些讓他不愉快的觀點一概視為某個打造出來“人設”。這讓我想起小說《斯通納》里那個老知識分子，人到中年后終于決定做回自己，但結果只是讓周圍人覺得他越來越難以理解。

不理解也正常。我理解這種不理解。有一句早已被用爛了的梗，倒是挺符合我當下的心情：“懂的自然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