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發(fā)布了《小人物只因說了句“我們最好的領(lǐng)袖毛主席”，由此遭受殘酷的迫害》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1933年1月，隨著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負總責博古進入江西瑞金，即中共臨時中央算是搬進了蘇區(qū)。

博古身為王明的代言人，一方面要全力推行王明“左”傾教條的“進攻路線”；另一方面，也要立威，坐穩(wěn)自己的位子。因此，下車伊始，就不斷批評、指責毛主席在實踐中總結(jié)的路線和政策，打擊、排擠執(zhí)行“毛澤東路線”的干部和指揮員。

鑒于毛主席在國內(nèi)外都擁有巨大的威望，他投鼠忌器，不敢明目張膽地批判“毛澤東路線”，而是偷梁換柱，以執(zhí)行“毛澤東路線”的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為靶子，炮制出一個所謂的“羅明路線”，對羅明、以及對“羅明路線”進行猛烈開火。

羅明稀里糊涂地被撤銷了省委代理書記，被批斗了三天三夜，然后被遣送到瑞金寫檢查。

在瑞金，經(jīng)博古當面指出，他總算弄清楚了，所謂的“羅明路線”，其實就是“毛澤東路線”。

原來如此！

羅明后來回憶，博古當時冷笑著對他說：“不光是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有比你更高級的領(lǐng)導干部，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對待這些“比你更高級的領(lǐng)導干部”，博古一律毫不留情。

省軍區(qū)司令員譚震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等，先后被撤銷職務。

蕭勁光不僅被開除黨籍和軍籍，還將被處以極刑。

毛主席的觀點是，人可以批判，可以撤銷職務，黨籍可以開除，軍籍也可以開除，但萬萬不可殺頭，頭一被砍掉了，那就什么都沒有了。

因此，他拉上了王稼祥等人，與博古拼死力爭，終于搶救出了蕭勁光的一條命。

蕭勁光最終被判為五年徒刑。

此外，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人因為在先前的“贛南會議”上不同意任弼時、項英等人對毛主席的批評。博古新賬舊賬一塊算，把他們指定為“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誣蔑他們“對革命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對于四中全會后的新的中央領(lǐng)導表示極端不信任”。

1933年6月，毛主席在博古主持的第二次寧都會議，不怕壓力、堅持原則，堅持積極防御路線。

博古對此大為惱怒，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拿掉了毛主席所擔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而讓張聞天代替。

至此，毛主席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實際領(lǐng)導職務了，成為了閑人一個，徹底被邊緣化了。

當然，博古并不打算就此收手，揚言還要繼續(xù)地“無情打擊”、“殘酷斗爭”。

他聽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主席通信，便聲色俱厲地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這是派別活動，明顯是對黨心存不滿！”

如此一來，很多人噤若寒蟬，再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了。

毛主席也擔心自己會連累到別人，深居簡出，盡量不與外界接觸。

1936年，他在保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聊起這一段，感慨萬分地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尿。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那段時間，普通人可以不接觸或少接觸毛主席，但作為毛主席的親人可不行。

即毛主席的親人全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厄運。

毛澤覃被撤了職還不算，還被以開除黨籍相威脅，要他交待“反黨活動”。

負責管理文件的賀子珍，被發(fā)配去當收發(fā)員。

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原是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卻被免職，要求到紅軍大學學習，美其名曰：“回爐深造”。

毛主席看著自己的親人一個個下臺，一個個被整，欲哭無淚。

他曾對前來看望自己的賀怡無限傷感地說：“他們整你們，都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呀！”

不過，越是身處逆境，毛主席的心志越堅強。

1957年，他和曾志談起這段時間的心路歷程，說：“我沒有工作……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