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征》、《光榮與夢想》等紅色題材的影視劇中，都有這樣一個片段：

由于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錯誤想法，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只能匆忙單獨北上。在這個途中，四方面軍的一位干部騎馬持槍來追，話語中對主席很不敬，雙方還險些動手。

最終毛主席用一番話闡明了道理，將局勢控制下來，隨即兩邊分道揚鑣，直到后來在陜北才殊途同歸。

這名激進干部名為李特，是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老張的親信，他這些舉動確實犯下大錯，但他還未受到中央的處罰，就在新疆被陳紹禹處決了。

這背后的原因非常復雜，后來很多四方面軍的干部都說李特并非壞人，連徐帥也幫忙說情，最終總政在96年追認李特為烈士。為何如此呢？

李特原名徐克勛，早年曾在長沙、唐山求學，因聲援唐山鐵路大罷工時表現(xiàn)積極，獲得組織青睞，1924年選派到蘇聯(lián)留學。

因為他個頭不高，被同學們用英語戲稱“Little”，這種話他也不惱，反而將自己改名為李特，這種心態(tài)還是很豁達的。

他在蘇聯(lián)生活了很長時間，直到1930年秋才回國。由于組織早期都是留蘇派為首，李特很快就被分配到鄂豫皖蘇區(qū)工作。

他也很早就看清形勢，等老張空降到鄂豫皖后就緊密靠攏，因而不斷上升，歷任紅二十五軍副軍長兼參謀長、紅四方面軍參謀長、紅軍大學教育長等職。

他持槍追中央，就是擔任紅大教育長期間發(fā)生的事。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兩大主力會合本是一件好事，但四方面軍領導人老張見中央虛弱，生出了奪權野心，導致兩部產生矛盾。

最初中央在很多方面都進行了妥協(xié)，可老張步步緊逼，胃口大得嚇人，毛主席才決定不在原則性問題上退讓。

老張明白大家都在一起，他的混淆視聽很容易就被揭穿，所以假裝同意北上方針，實則在等待發(fā)難的時機。

隨即兩大主力混編為左路軍、右路軍，一同按照夏（河）洮（河）戰(zhàn)役計劃進發(fā)，李特所在的紅大，就是跟中央機關一起在右路軍。

8月31日，右路軍過草地后成功拿下包座，為左路軍掃清前進的障礙，按照約定，老張該帶著人來匯合了。

但，左路軍在老張的命令下，只是試探性進入草地，隨即又退了回去，還發(fā)電報來找一堆理由：

上游偵查70里，亦不能徒步和架橋，各部糧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師只兩天，電臺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向導，結果痛苦如此，決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大壩。

糧食、漲水、草地情況不明等等都是借口，老張的真實意圖還是脅迫中央南下。9月8日，老張給詹才芳致電，要求部隊到馬爾康待遇，如果蔡樹藩不愿配合，就把人給扣住。

蔡樹藩是中央紅軍混編過去的干部，這代表著老張已經做好動武的準備。

9月9日，老張又是一封密電發(fā)給右路軍，幸好葉劍英元帥提前看到，然后秘密呈給毛主席，當晚中央機關開始準備單獨北上。

由于事發(fā)匆忙，林彪紅1軍已至俄界，董振堂紅5軍、羅炳輝紅32軍（原紅九軍團）還在左路軍，中央機關附近信得過的野戰(zhàn)部隊只有彭德懷紅3軍。

10日凌晨2：30左右，中央機關、核心縱隊等部秘密出發(fā)去找紅1軍，這途中要經過紅軍大學駐地，當時紅大以四方面軍的學員居多，所以中央機關較為小心。

過了紅大駐地后，毛主席等人就在一個小山坡上坐了下來，等待后續(xù)隊伍。然而，紅3軍大部隊還沒跟上，李特就騎著馬、拿著槍沖過來了。

李特上來就大吼：你們?yōu)槭裁床桓愓埵揪退阶蕴优?？你們這群人是逃跑主義，從江西逃到這里不夠，還想逃到哪里去？

彭老總也不客氣，回道：我們北上抗日，你們要去荒無人煙的川西，這是什么主義？你們才是地地道道的逃跑分子！

李特連忙讓人吹響集合號，不斷有四方面軍的學員趕來，當時這些人對老張很迷信，如果李特下令攻擊，他們真敢開槍。

這種局勢下，彭老總也不顧是不是同志了，拔出手槍就瞄準李特：只要有人敢開槍，老子就先斃了你！彭老總的火爆脾氣全軍皆知，所有人都被鎮(zhèn)住了。

這時又有人向李特報告說，周圍涌過來大量紅3軍的人。李特聽后更不敢輕舉妄動。主席本在山坡上休息，聽到這邊動靜很大，就走了過來。李特一見主席，情緒又激動起來。

一方面軍的李德用俄語跟李特對罵一陣，見李特想要動槍，一個飛撲，死死抱住李特、護住毛主席。

而主席毫無懼色，對李特說：李教育長，總的決議你也知道。我們北上抗日是執(zhí)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難道還需要請示陳昌浩嗎？我們先走一步，相信四方面軍隨后也會來的，我們會團結起來的。

后來的事實證明，北上才是正確的道路，四方面軍也真的像毛主席所說，最終北上追隨中央了。

而犯上的李特，后來跟著西路軍，艱難突圍到新疆。那時新疆軍閥盛世才跟蘇聯(lián)關系不錯，所以把西路軍余部整編為西路軍總支隊。

據(jù)《李先念傳》記載，后來在新疆的西路軍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選擇，李先念等人表態(tài)堅決回延安，而李特及黃超等老張的親信則沒有選擇回去。

幾個月后，李特和黃超都被處理，老張晚年在《我的回憶》第三冊中寫道：“王明告訴我，李特黃超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經過審問，已招認是托派，并已槍決了……使我受到極大的刺激。”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老張1936年末到達陜北、1938年4月才出走，沒辦法，留蘇時他就跟王明有矛盾，很清楚對方的手段，擔心自己也落得跟李特、黃超一樣的結局。

不過，對于李特，很多四方面軍的老人印象都不錯，像李先念、程世才、杜義德、徐深吉、宋侃夫等人都說李特并非反革命，應該平反。

而徐向前元帥也評價過：李特資格很老，在蘇聯(lián)留學。李特人很好，和人相處不錯。他心很細，考慮問題比較周到，作戰(zhàn)命令、訓練指示，大都由他起草。這個人很能吃苦耐勞。

不可否認，李特的確犯過錯，但他在跟毛主席爭執(zhí)時，并沒有采取極端辦法，避免了一場火拼。且西路軍失敗后，他歷經千辛萬苦帶隊抵達新疆，也是對組織非常忠誠的表現(xiàn)。

做錯了事，可以通過審判來懲罰，非正常手段處決總歸不是好事。

最終在徐帥、李先念等老戰(zhàn)友的努力下，李特于1996年得到平反，被追認為“革命烈士”。97年《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將李特的個人詞條收錄，概括為“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