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是校長親自打來的，說縣里那份高職認定的文件下來了，讓老李得空去辦公室填個表。老李“嗯”了一聲，掛了電話，夾著煙的手卻不聽使喚地抖了起來，煙灰掉在洗得發(fā)白的襯衣上，燙出一個小洞。整整十年，從滿懷希望到徹底“躺平”，他已經(jīng)記不清自己為了這紙“副高級”熬了多少夜，受了多少氣。

老伴從里屋出來，看見他通紅的眼圈，什么都沒問，轉(zhuǎn)過身去，肩膀一抽一抽地哭出了聲。老李沒去安慰，他拉開書桌最底下的抽屜，翻出一沓沓用牛皮紙包好的備課本，紙張已經(jīng)泛黃發(fā)脆，邊角被翻得起了毛。第一本的扉頁上，用鋼筆寫著一行字：“一九九四年，到崗第一天。”三十年，這間小小的鄉(xiāng)村學校，幾乎吞沒了他全部的青春和夢想。

今年的文件，和往年完全不一樣。往年叫“評審”，今年叫“認定”。 差別大了去了。不用再托關(guān)系找門路去湊那些論文、課題、獎狀了。 文件里那些拗口的官方條文，老李其實沒太細看，但他聽校長讀過一遍，就明白了一句話：國家終于松口承認，你在這里規(guī)規(guī)矩矩、本本分分地熬上三十年，本身就是最高級別的貢獻。 這不是什么照顧，也不是什么施舍，就是你應得的。

可這“應得”的背后，是多少荒唐又心酸的過往。過去那些年，職稱評審就像一座壓在鄉(xiāng)村教師頭上的大山。城里老師能輕松獲得的機會，在這里都成了奢望。就說那公開課吧，為了湊夠規(guī)定的“縣級”次數(shù)，隔壁村的張老師，騎著他那輛快散架的嘉陵摩托，跑了三個鄉(xiāng)鎮(zhèn)，求爺爺告奶奶地去“借班上課”。回來時遇上大雨，連人帶車摔進溝里，斷了根肋骨，躺了一個月，當年的評審名額自然也泡了湯。

還有論文，更是所有人心里的痛。 誰都知道，鄉(xiāng)村教師整天圍著幾十個孩子轉(zhuǎn)，哪有時間和精力去做那些高深的課題研究？可文件就要那個“鉛字”。于是，花錢買版面成了公開的秘密。三年前，老李也動過心思，咬牙花了五千塊，那是老伴攢了小半年賣雞蛋的錢，在一家“教育核心期刊”上發(fā)了篇豆腐塊文章。結(jié)果第二年評審，那家期刊被通報為“非法出版物”，他的五千塊錢，連同那份小心翼翼的希望，一同打了水漂。這些事，憋在心里，說出來都嫌丟人。

所以，這次的傾斜政策，與其說是“優(yōu)待”，不如說是一場遲到了太久的“補償”。三十年，送走了一屆又一屆學生，他們有的考上了大學，走出了大山，逢年過節(jié)還會發(fā)條短信問候一聲?？衫侠钭约旱暮⒆幽兀繌男≡趯W校的角落里長大，沒得到過父親像樣的輔導，甚至因為他常年顧不上家，關(guān)系一度變得疏遠。這種為人父母的虧欠，這種被歲月磨掉的銳氣和激情，從來沒有哪個評審標準能夠量化。

如今，這項政策總算讓“時間”和“堅守”成了最硬的指標。它不是要打破什么公平，恰恰相反，它是在努力修補一個長期存在的、系統(tǒng)性的失衡。它讓那些一輩子沒機會站上講臺比賽、一輩子沒能力著書立說的普通老師，終于有了一份看得見、摸得著的職業(yè)尊嚴。

拿到那本紅色的副高級職稱證書后，老李沒有張揚，甚至比以前更沉默了。他照常上課、放學，只是偶爾會帶著剛上幼兒園的小孫子，從學校門口慢慢走過。他會指著辦公樓前那面嶄新的榮譽墻，用很輕的聲音對孫子說：“看，再過一陣子，爺爺?shù)拿?，就掛在那上面了。”陽光灑在祖孫倆身上，身后是瑯瑯的讀書聲，一切都顯得那么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