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的中國芯片產業(yè)深度觀察

多家硅谷公司“沉迷”中國人工智能模型。

此前，硅谷的風向是“憎惡”和“封殺”。

今年年初，中國公司深度求索的人工智能應用DeepSeek剛問世，美國Open AI首席執(zhí)行官山姆·奧特曼便上書美國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請求美國政府“封殺”中國AI。他的理由沒什么想象力，只會套用冷戰(zhàn)老調——自己的閉源模型是“民主AI”，中國的開源模型是“專制AI”。

近來，硅谷相當“實用主義”，管他黑貓白貓，先把中國AI用起來。

美國著名風險投資家查馬斯·帕里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對談白宮“AI沙皇”大衛(wèi)·薩克斯，在播客《All-In》中提到，其合作的某公司已經把運算服務放到了中國月之暗面最新推出的Kimi K2模型上。他說，該模型比Open AI和Anthropic的便宜太多。

Airbnb的CEO布萊恩·切斯基也承認，其開發(fā)的旅行應用程序，用的是中國阿里巴巴的通義千問模型。他的評價是“又好又便宜”。

要知道，布萊恩·切斯基和山姆·奧特曼堪稱“鐵桿兄弟”，奧特曼極其倚重切斯基——“他幾乎總是對的，我學會了閉嘴并聽他的建議”。這一次，連最好的朋友都“用腳投票”了。

作為世界先進技術的發(fā)源地，硅谷的態(tài)度轉變值得玩味：一直以來，未來被誰創(chuàng)造、在哪里創(chuàng)造，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是身份問題。

硅谷看似相悖的“身份焦慮”和“實用主義”，正映襯出美國對“未來想象”的掌控權的喪失。

硅谷嫉妒

硅谷沉迷中國AI，有點出人意料。

貿易戰(zhàn)和美國芯片封鎖持續(xù)數年，兩國科技界多少也有“針鋒相對”之意。今年以來，中國AI大模型以成本不到美國同類產品三分之一、效果接近的能力，拼出了極致“性價比”，因此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大模型可能橫掃東南亞和歐洲，美國用戶大概沒那么積極。

轉變靜悄悄地發(fā)生了。

除了上文提到的兩家公司，越來越多的硅谷公司公開承認使用中國大模型，有的還發(fā)博文“致謝”。

比如Open AI前首席技術官米拉·穆拉蒂（Mira Murati），創(chuàng)立了初創(chuàng)公司Thinking Machines Lab。其在一篇博文中表示，最新研究受阿里巴巴Qwen3團隊工作的啟發(fā)，并建立在Qwen的基礎模型之上。

TML創(chuàng)始人兼CEO米拉·穆拉蒂

比如炙手可熱的AI編程應用Cursor，估值約100億美元，上個月剛發(fā)布了編程助手的新版本。它使用哪個模型并未公開，不過，一位科技投資者在社交媒體上指出，使用Cursor時，模型的“內心獨白”曾為中文。

比如估值同樣約為100億美元的Cognition AI，使用的是中國智譜清言的大模型Z.ai。智譜曾在社交媒體上證實此事，稱“突顯了開源模型對生態(tài)系統的積極影響和價值”。

美國機器學習平臺Hugging Face的數據，直觀體現了這一轉變。

中國開源大模型的累計下載量已經超過美國。2024年初，Meta的大模型Llama下載量為1060萬次，而阿里巴巴的大模型Qwen下載量只有50萬次。截至2025年10月，Qwen的累計下載量為3.853億次，而Llama的累計下載量為3.462億次。

如今，基于Qwen構建的衍生模型占Hugging Face上發(fā)布的新語言模型的40%以上，而Meta的份額已降至15%。

轉變有跡可循。幾個月前，硅谷開始傳出贊揚中國大模型的聲音。

2025年5月，英偉達CEO黃仁勛在財報電話會上表示，阿里巴巴的通義千問模型是開源大模型里最好的。推特創(chuàng)始人杰克·多爾西也發(fā)文，為Qwen3-Coder“點贊”。甚至特斯拉CEO馬斯克看到通義萬向Wan2.2訓練生成的圖片，也表示效果確實“真假難辨”。

特別是黃仁勛近日直言“中國將贏得人工智能競賽”，雖有討好中國客戶并暗示白宮放行英偉達尖端芯片之嫌，但也揭示出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并未落后于美國的事實。

同時，嫉妒和焦慮隨之在硅谷興起。

“隨著中國以高速運轉的方式促進貨物、人員和信息的快速流動，我們可能會深陷（落后的）舊時代?！憋L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近日的一篇博客文章提出警告。

“模仿”中國

硅谷的嫉妒和焦慮，核心原因在于，曾被視為模仿者的中國企業(yè)成了硅谷的模仿對象。

有人呼吁建立美國“自己的”DeepSeek項目，也有人呼吁學習“996”工作文化，即一個星期工作6天、每天上午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

總之，無論是中國國家主導的科技計劃，還是企業(yè)自上而下的嚴密管理，都不再是一種政治負擔，而成了硅谷人眼里效率和執(zhí)行力的典范。

尤其中國自2024年底以來實行“過境240小時免簽政策”，蜂擁而來的美國游客紛紛在社交媒體發(fā)布中國“現代化建設成果”——橫跨江域的大橋、時速300公里以上的高鐵、送貨上門的酒店機器人以及被摩天樓分割的都市天際線……既震驚了對中國知之甚少的美國人，也令他們同時感到“美國夢”的幻滅。

2024年1月至11月，通過免簽入境1744.6萬人次，占入境外國人總數的近60%/新華社記者 鞠煥宗 攝

用硅谷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的話說，中國“在構建物理事物的所有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

和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出口“新三樣”鋰電池、光伏和新能源汽車類似，中國AI模型的領先地位同樣具有“成本優(yōu)勢”。只不過區(qū)別在于，AI模型的成本優(yōu)勢在“使用端”，而“新三樣”的成本優(yōu)勢在“制造端”。

具體而言，中國AI模型的成本優(yōu)勢，也是戰(zhàn)略選擇帶來的市場優(yōu)勢。

首先，中國是在缺乏頂級GPU的前提下，用精打細算的軟件提升來“榨干”硬件的能力。其次，中國頭部AI公司普遍采用開源策略，將模型的藍圖公開發(fā)表，直接大幅降低了開發(fā)者和企業(yè)的使用和二次開發(fā)門檻，也使中國的免費AI模型觸達全球用戶。

這是用技術民主化換來的市場優(yōu)勢。

而且，在中國頭部AI公司里，既有互聯網巨頭，憑借云設施和現有產品矩陣，構建從模型到應用的全棧服務，如阿里（通義千問系列）、字節(jié)跳動（豆包）、騰訊（混元）和百度（文心一言）；也有憑借技術原創(chuàng)性尋找差異突破口的初創(chuàng)公司，如智譜AI、階躍星辰、深度求索、月之暗面、面壁智能、MiniMax、百川智能等。

還有一些“跨界玩家”，用AI提升產品競爭力，比如智能手機制造商OPPO、汽車制造商吉利等。

10月15日，2025OPPO 開發(fā)者大會在深圳開幕，發(fā)布了OPPO AI的“新計算、新感知、新生態(tài)”全新戰(zhàn)略布局/圖源：OPPO官網

關鍵，中國AI模型的技術優(yōu)勢也在增強，疊加成本優(yōu)勢后幾乎“橫掃千軍”。

11月6日，月之暗面推出開源思考模型Kimi K2 Thinking。知名AI基準測試機構Artificial Analysis發(fā)表長文，將其綜合排名認定為世界第一，超越了GPT-5、Grok4、Sonnet4.5等美國頂尖模型。

它的訓練成本僅為460萬美元，約為Open AI或xAI頂級閉源模型訓練成本的1%。

值得注意的是，Kimi K2 Thinking采用Modified MIT許可證，在免費開源和“賺錢”之間找平衡：允許自由使用、修改、分發(fā)，甚至用于商業(yè)產品，唯一附加條件是，一旦用戶的商業(yè)產品月活用戶超1億，或月收入超2000萬美元，則必須在用戶界面顯著位置標注“Kimi K2”。

這個許可證的實質是，你沒發(fā)達的時候隨便用，發(fā)達了別忘標注“來源”——比“開源但不可商用”或“API綁定”的策略友好且自信得多。

FOMO爆發(fā)

美國硅谷把持了半個世紀的“未來”話語權。

硅谷的實力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美國政府和軍方大量研究和項目的信息處理技術向民間溢出，其中最重要的兩大成果，一是所有測量、存儲和計算儀器圍繞微電子重新設計；二是數據傳輸手段經歷反復技術改造而不斷擴容、提速，硅谷適逢其時，成為承前啟后的科技創(chuàng)新“圣地”。

在硅谷的神話里，中國一開始并沒有位置。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造訪北京的幾個星期前，美國在太平洋上部署了一顆新衛(wèi)星，好讓尼克松的訪問實況得以向全球電視和電臺播放。

那時，中國最大容量的國際通信設備就是一條從哈爾濱到平壤的6通道電纜，還是日據時期安裝的。

中美關系“蜜月期”，中國進口了4個衛(wèi)星地面站。截至1977年底，中國即將開通的200多條衛(wèi)星電路中，將近四分之一（46條）與美國聯通，八分之一（25條）與日本聯通。

可以說，中美關系的緩和有一個非常實際但常常被忽略的重大影響：中國真正開始向信息時代邁進，努力理解和模仿硅谷的“理想”，用“現代化”一詞而非意識形態(tài)用語來概括多個領域的技術攻關實踐。

吊詭的是，時至今日，反而是硅谷用“專制AI”和“民主AI”等意識形態(tài)來定義兩國的人工智能路線。這一反轉不僅映襯出了中國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也折射出硅谷的話語和想象力的雙重匱乏。

其實，中美的人工智能路線，最大的區(qū)別在于是否以通用人工智能（AGI）為目標。

硅谷AI公司普遍將AGI奉為圭臬，無論是Open AI的山姆·奧特曼，還是Anthropic的達里奧·阿莫代伊，或是谷歌、Meta的高管，乃至馬斯克自吹自擂“Grok5實現AGI概率達10%”，他們都把匹敵甚至超越人類大腦的機器（超級智能）作為奮斗的終點。

相比之下，中國AI公司則對AGI保持沉默。

奇怪的是，硅谷為何寧肯炒作中國“專制AI”，也不愿意鼓吹自身追求AGI的路線的先進性？

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AGI的概念難以定義，連科學家也無法就“人類智能”的定義方式來達成共識，而且真正媲美人腦的機器依然遙不可及，硅谷科技公司只是在“賭博”——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FOMO（Fear of Missing Out），錯失恐懼癥。

谷歌前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近期指出，硅谷應該“少談點主義，多談點問題”，不要長篇大論地分析AGI帶來的長生不老、世界和平，而是向中國同行學習，讓人工智能融入工業(yè)、融入生活。

當然，硅谷的“政治化表述”也有其“小九九”，極端夸大中國的AI能力和威脅，可以從華盛頓拿到更多的稅收、監(jiān)管優(yōu)待，乃至真金白銀的補貼。話說得越聳人聽聞，公眾就越警覺，政客就越在乎，硅谷的影響力就越大，最終獲得的權力也就越大。

而真正動搖美國技術創(chuàng)新根本的削減大學經費、收緊技術移民簽證、打亂盟友供應鏈等問題，硅谷避而不談——畢竟迎合總統特朗普而不是“對著干”才是硅谷的新風氣。

AI領域的競賽并不是短期的“頭腦發(fā)熱”。

當Open AI于2022年11月30日發(fā)布聊天機器人ChatGPT時，中國的人工智能從業(yè)者稱其為“ChatGPT時刻”，那是一個震驚、激動而壓力巨大的時刻。當時中國在卷積神經網絡上已經頗有建樹，但對GPT背后同屬于深度學習范疇的Transformer知之甚少。

兩年后，美國人工智能從業(yè)者迎來了“DeepSeek時刻”，這個效果優(yōu)秀、成本低廉的聊天機器人，甚至來自一家“不務正業(yè)”的中國私募基金公司。

競賽沒有止境。

作者 |榮智慧

編輯 | 向現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