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會議，應該算是毛主席革命生涯中的一次“滑鐵盧”，毛主席本人在這次會議中，竟然以黨內民主投票的程序被解除了軍權。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次會議也算是證明了一句話——真理總是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中。

而以這次會議本身而言，投下最關鍵一票的人恰恰是劉伯承元帥，按道理說這位也應該是“掌握真理的人”才對。

那他為什么贊同解除毛主席的軍權呢？為什么在這件事之后毛主席對他也沒有任何成見，反而愿意化干戈為玉帛，繼續(xù)重用劉帥呢？

路線的斗爭

劉伯承和毛主席的交集，開始于寧都會議。

但故事的伏筆，更早就已埋下。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在這次會議上，一件深刻影響了中國未來歷史走向的事情發(fā)生了。

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以遠東局的名義，強行提拔自己的愛徒王明進入政治局，此人自此之后主導中國革命長達四年的時間，同時也為中國革命帶來了一場“左”的風暴。

王明是一個權力欲極強的人，在掌握了中央之后，他立刻調兵遣將，選派各路人馬進入革命根據(jù)地，推行自己的那一套極端政策。

在王明的支持下，張國燾執(zhí)掌了鄂豫皖蘇區(qū)的大權，在當?shù)叵破鹆艘粓觥懊C反風暴”，夏曦去了洪湖蘇區(qū)欺負賀龍，而來到中央蘇區(qū)的，則是項英，王稼祥和任弼時。

相映來到中央蘇區(qū)后，立刻撤銷了紅一方面總前委，同時成立了蘇區(qū)中央局，由人還在上海的周恩來做書記，項英自己身在蘇區(qū)，則成為了“代理書記”。

于是中央蘇區(qū)的最高領導權，就從前委書記毛主席的手中，來到了蘇區(qū)中央局的項英手上，毛主席只能以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身份，參與軍事行動。

但是在這場風暴之下，毛主席總政委的職務，到底也是沒保住。

同年11月，蘇區(qū)中央局領導的中革軍委成立，朱德被任命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懷為副主席，直接指揮軍隊作戰(zhàn)，同時紅一方面軍總部被取消，總政委毛主席下課。

此時毛主席在軍隊內也沒有職務，同樣也沒有黨內職務，他只有一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頭。

在革命戰(zhàn)爭的年代，離開了軍事上的崗位，實際上就等于被邊緣化了。

事情的轉機發(fā)生在12月，這個月周恩來也來到了蘇區(qū)，出任蘇區(qū)中央局書記，由于初來乍到啥也不知道，周恩來便請毛主席協(xié)助自己的工作。

而這，也為毛主席重新出任總政委埋下了伏筆。

周恩來的用人策略是，要發(fā)現(xiàn)人的長處，在需要他的地方最大程度上發(fā)揮他的長處，總之不可一竿子打死。

1932年8月，紅一方面軍恢復番號，沉寂一年的毛主席，被重新任命為總政委，在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領導下工作。

但是事情到此并未結束，王明派人奪權只是他計劃的第一步，徹底改換黨和蘇區(qū)的路線，才是他的根本目的。

但是政策和路線，恰恰是毛主席和王明最根本的矛盾。

毛主席清楚蘇區(qū)和國民黨的實力差距，所以主張積極防御，積極發(fā)展，循序漸進。

可中央來人卻主張積極進攻，毛主席主張游擊戰(zhàn)，新來者卻主張正規(guī)陣地戰(zhàn)，這種南轅北轍的思維，讓二者難以存在共同語言。

但這個問題終歸是要解決的，于是便有了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

在項英等人口中，毛主席的積極防御成為了“消極怠工”，“是完全脫離共產國際規(guī)定的錯誤路線”，是“不服從領導”，是“組織觀念不強”。

項英對這次會議的定性是：“我認為會議的焦點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前線的委員們，首先是毛澤東等同志，是否認真執(zhí)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問題。當然，結論也只有一個：沒有執(zhí)行！”

會議的結果是，毛主席被解除了職務和軍權，他本人還被項英評價為“農民知識分子”，毛主席對會議結果的評價則只有四個字“很不公正”

周恩來當時很想維護毛主席，于是爭取到了一個折中處理方式，毛主席到后方養(yǎng)病，但是只要他周恩來“有需求”，毛主席隨時來前方相助，實際上便是保留了毛主席的指揮權。

那么問題來了，我們現(xiàn)在在談的是寧都會議，那這和劉伯承又有什么關系呢？

關鍵的一票

關系就在于，投票解除毛主席職務時，正反雙方其實是平票的，周恩來，林彪，彭德懷和朱德等人都站在毛主席一邊。

王稼祥，張聞天，項英等人則站在另一邊，雙方平票的情況下，事情最終的決定權，其實就落在了列席會議的劉伯承手上。

在當時的蘇區(qū)，劉伯承這個人是有一點特殊性的，甚至可以說地位是相對超然的，劉伯承和“草根出身”的毛主席等人不同，和科班出身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也不同。

劉伯承曾經是川軍的軍長，后來還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他不是研究理論出身的，但卻是正經科班出身的軍事人才。

甚至可以說，當時的劉伯承就是蘇區(qū)唯一一個真正接受過專業(yè)軍事教育的人才，但是偏偏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讓劉伯承很難認同毛主席的軍事理論。

畢竟毛主席的理論是他自己研究出來的，蘇聯(lián)的課本上可沒教！

當時的劉伯承，滿腦子都是陣地戰(zhàn)理論，雖對毛主席不存在個人成見，卻發(fā)自內心的不認同游擊戰(zhàn)的戰(zhàn)法，于是在會議上不可避免的站在了臨時中央的一邊。

而在之后，劉伯承也成為了紅軍總參謀長，開始將自己的一身本領用在紅軍的反圍剿作戰(zhàn)中。

但是恰恰也是因為劉伯承真的懂軍事，所以在他接手紅軍后，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紅軍的嚴重問題，戰(zhàn)術素養(yǎng)太差，武器裝備更差，連他以前帶過的川軍都不如，這怎么打正規(guī)戰(zhàn)？

1933年2月，國軍對蘇區(qū)展開第四次圍剿，中央在沒有毛主席參與的情況下決定主動進攻拿下南豐，結果彭德懷三軍團第三師不到兩千人對上敵軍一萬人，慘敗而歸。

劉伯承在當時，就已經不贊同打南豐，這也是劉伯承開始轉變的一個例證。

不同于項英等人是看不起游擊戰(zhàn)，劉伯承只是不接受以游擊戰(zhàn)為主的作戰(zhàn)方式，斯大林早年在俄羅斯紅白內戰(zhàn)中，于高加索打過游擊戰(zhàn)。

布爾戰(zhàn)爭中，布爾人的戰(zhàn)法，總體上也是游擊戰(zhàn)，可是斯大林的游擊戰(zhàn)只是對紅軍總體戰(zhàn)的一種輔助，以游擊戰(zhàn)為主的布爾戰(zhàn)爭，最終又以布爾人的完敗而告終。

這也是劉伯承當時不贊同紅軍“依賴游擊戰(zhàn)”的原因，但是當他放下成見后，很快也發(fā)現(xiàn)在蘇區(qū)游擊戰(zhàn)還非打不可。

到1934年劉伯承就先后寫出了《關于加強游擊戰(zhàn)爭的領導問題》、《現(xiàn)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游擊隊穿過敵封鎖線到其后方開展游擊戰(zhàn)爭的幾個教訓》等軍事論文。

等毛主席再度歸來時，劉伯承已經徹底折服于毛主席，兩人也完全不存在任何矛盾了，重用劉伯承這個專業(yè)軍事人才，也成了必然。

1942年劉伯承50歲大壽時，他更是表示：

“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么名堂來的。因此，我愿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塞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br/>